【原文】淳于髡曰：“先名实者，为人也；后名实者，自为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实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
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
曰：“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有诸内，必形诸外。为其事而无其功者，髡未尝睹之也。是故无贤者也，有则髡必识之。”
曰：“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译文】淳于髡说：“首先注重名位实质的，是为了治理人民；尔后注重名位实质的，是为了自己。先生你在三卿位上，名位实质还没有贡献于上下就离去，仁者都是这样的吗？”
孟子说：“居在较低的职位，不以贤能侍奉不成器的人，是伯夷这类人。五次服务于商汤，五次服务于夏桀，是伊尹这类人。不厌恶昏庸的君主，不推辞小官之位，是柳下惠这类人。这三个人人生道路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这一样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君子做到与人相互亲爱而已，何必要走同样的道路？”
淳于髡说：“鲁缪公的时候，公仪子执政，子柳、子思做大臣。可是鲁国日渐削弱很严重。象这样的情况贤能者对于国家没有什么益处。”
孟子说：“虞国当年不用百里奚后来就灭亡了，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后就成了霸主。不用贤能就灭亡，就是想日渐削弱也能得到吗？”
淳于髡说：“从前王豹住在淇水附近，而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而齐国的西部都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因为善于哀哭她们的丈夫，从而使国家的风俗改变。内在有什么内容，外在就会表现出来。行为于某件事情而没有功效，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说齐国没有贤能的人，如果有，我必然认识。”
孟子说：“孔子做了鲁国的司寇，不被重用，跟随国君去祭祀，祭祀的肉也没有得到，于是不脱帽子就离开了。不知者以为孔子是为了一块祭祀的肉，知道内情的人则认为这祭祀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而孔子本人想以承担轻微的罪而离开，不愿意随便离去。君子的所作所为，本来一般人就很难认识到。”
【说明】这里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即当不当官，当官干不干事，有没有贡献的问题。按照古代的社会行为规范，既然要当官，不论是为民还是为己，都应该干事，都应该有贡献。然而，孟子认为，虽然都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但人生有不同的道路，人们的所作所为也就不同。不能因为有相同的社会行为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就必须一致。虽然，王豹住在淇水附近，而河西的人都善于唱歌。绵驹住在高唐，而齐国的西部都善于唱歌。华周、杞梁的妻子因为善于哀哭她们的丈夫，从而使国家的风俗改变。内在有什么内容，外在就会表现出来。但这里面有个同类不同类的问题，不能仅以表面现象来看待内在的实质。从表面现象看，孔子似乎是为了一块祭祀的肉，但实质上这是孔子对不符合社会行为规范的祭祀仪式的一种反对。由于一般人不懂得祭祀仪式的规范，所以就会欣欣然接受祭肉而兴高采烈，或者得不到祭肉而破口大骂。孟子在前面就多次说过，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如果人人都为所欲为，置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而不顾，岂不乱套了吗？所以，人们应该在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下，选择出最适合于自己的，又于国于民有利的行为方式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