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是我说笑话，今日教育之实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于我们的教育范围里，倘是有这种方针，那是我没看见过。我们的目的是教书而不是教人，我们是教人念书，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个学生于念书之余尚记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们代他负责。我们听见过某某学生因为心理学五十九分或是逻辑四十八分而不能毕业（虽然如何断定一个人的逻辑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们的确未尝听见过有某学堂要使学生毕业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吗”？所以如郁达夫先生曾经做文章，劝一位青年别想去进大学，因为恐怕他白费了几年的光阴及一二千块钱变出一个当兵无勇气，做苦力没礼貌，做鼠窃没胆量，除去教书外，一技无能软化了的寒酸穷士，若是出于爱护那位的本心，便是极好的议论，若是要以此责当代之大学教育，那怕就骂得不对劲儿。因为今日的大学教育根本以书为主体，非以人为主体，责之以不能养出社会上活泼有为的人格，岂非等于向和尚借木梳，向尼姑借篦栉一样无理的要求吗？无论如何把一个正经长大的青年送进学堂里头去十几年，使他完全与外边的社会隔开，与天然的人群生活分离，既没有师长的切磋，又没有父兄的训导，只瞎着眼早念书，午念书，晚上又念书，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群生活的绝顶妙法的。结果是满肚子的什么主义，什么派哲学，而做事的经验阅历等于零，知道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不知道母鸡不要公鸡是否可以生鸡子儿。
虽然，不但我们的方针不对，就我们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怀疑。倘是“学问”是我们大学教育的方针，就所以达此方针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我们现此之所谓学问有趣极了。不但是有体质的，并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秤称量的。今日谈大学教育者之心理，以为若设一种“非八十单位不能毕业”的条例，严格的执行，严格的考试，绝不通融，绝不宽松，这样一来，四年级八十单位，每年级二十单位，倘是一学生三学年只得五十八个单位，那么第四年请他补习两单位，凑成二十二单位，八十单位补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学问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学的荣耀了。原来掩耳盗铃的本领并不限于军阀与官僚。倘是我们的逻辑不错，有八十二立方寸学问的人，若愿意借两立方块学问给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块学问的同学，我们当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挡这两人一同毕业（但对这一点，尚不免怀疑，很愿意得各学堂注册部的声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谓每立方块的学问每块里头的页数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历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讲义二百七十五页，二百七十五页读完便是近代历史的学问一立方寸；文字学学问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讲义一百五十三页（限定一学年读完，不许早，不要迟，若是徐先生特许八页免试，便是实数一百四十五页，一学年分两学期。每学期十八个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页正好，不许多，不许少）。如此积页数而得几许立方寸，积立方寸而得一张文凭，虽曰未学，注册部亦必谓之学矣。原来此种以数页数及数单位而衡量学问的方法，的确是纯由西方发明，于吾国书院制度未之前闻也。记得杜威曾经说过，现代的教育好像农夫要赶鹅到城里去卖，必先饱喂之以谷类，使颈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来，然后称称其轻重，鹅愈重即其价格愈高。其实杜威先生说错了话，他忘记在本问题上称者与被称者原来是同类的动物。
二
以上既谈到现此教育之根本乖谬，此地可略谈我们所谓理想教育。这教育理想当然于现此无实现之可能。然实现与不实现都不相干，我们在此沉寂无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种画饼充饥望梅止渴之办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实现，我们可不为环境之逼迫，来限制我们理想的计划，又可不必派代表奔走于一些无信义的官僚之门，以求得一涓滴之赐，岂非快事？我们可以尽量的发挥我们理想大学的计划、基金等问题尽可不顾。我们可以尽量梦想如何一个理想大学可以给我们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备的教育，怎么一个理想大学可为学者优游永日，寝食不离，终身寄托之所，怎么一个山水幽丽，水木清华，气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环境也理想的大学，可以当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们可以梦见如何一个设备完善的大学可以使我们忘记现此教育界之沉寂无聊。
我们的理想大学最重要基件，就是学堂应该贯满一种讲学谈学的空气。此空气制造之成功与否，是大学教育成功与否的夤缘。讲学空气之由来最重要的即在于学堂之房屋外观，学堂外观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颓圯古朴苔痕半壁匾额字迹潦倒不可复认的大门，其余一切学堂的房屋树木场所周围亦必有一种森严古朴的气象，使人一跨进大门如置身别一天地，忘记我们一切的俗虑俗冗，好像在此周围内唯一要紧的事件是学问、是思想。因为我们都明白物质的环境与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关系，在上海南京路念经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这条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需游东海之普陀与西山之橝柘便可不待我的多辩。大凡世界的宗教家都明白这条道理，西方罗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们一进那高耸巍立深邃幽黑的礼堂，看见那一线黯淡和平的阳光从极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简朴的森严的座位上，闻见那满屋的香味，又听见那雄壮清嘹的琴声，虽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几分领略信天主教的好处，他给我们精神上的慰安。宗教如此，学问何独不然？
一人的学问非从书上得来，乃从一种讲学好学的空气中得来，使一青年浸染于此种空气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环境之熏陶，必可天然的顺序的快乐的于不觉中传染着好学的习气，就使未必即得如何鸿博的学力，也至少得一副鸿博的脸孔，至少跟他谈学问时不至于他每每来问你要讲义。最怕的是一个像清华学校这样崭新白亮的一个大门。除去一个苍茵满布，字迹模糊，将倾未倾的大门及围墙，使人自远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宫园故墟外，墙围内应该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甚至于无一屋顶，无一栅栏，无一树干，无一爬墙虎的叶尖不带着一种老大古朴的气象。有一种学堂有这种的空气环境，然后可以讲学。像我们北大第一院工厂似的所谓沙滩儿大楼，无论如何讲学是讲不下去。
物质的环境而外，我们可以说师生在课外自然的接触乃理想大学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注册部无法子记分数的教育，真正的学问乃注册部无法升级留级的学问。在理想大学中，上课的手续乃一种形式上的程序而已（且通常绝无考试，与德国大学例同），教员学生不上课则可（非强迫的），在课外无相当的接触则绝对不可。因为倘是我们的推测不错，教育二字应解做一种人与人的关系，不应当解做一种人与书的关系。一个没学问的人因为得与有学问的人天天的接触，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砺，传染着他好学的兴味，学习他治学的方法，明白他对事理的见解--这是我所谓教育。伟尔逊说得好，看书不一定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但是与思想者交游普遍可以使人成为有思想的人。课堂中的学问常是死的、机械式的，在课堂外闲谈时论到的学问才是活的、生动的，与人生有关系的。课堂内的学问大都是专门的学问，课堂外的学问，出之偶语私谈之间乃是“自由的”学问liberal education。古人有楹联曰“常思先辈寻常语，愿读人间未见书”之“寻常语”三字即同此义。读王阳明的《传习录》（虽是他寻常语之一部）无论如何不及亲聆王阳明教诲之为愈。以今日视课堂为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师生上课相见，下课相忘，学生孜孜以讲义页数为生命，不用说没有贤者可为学生的师资，就是有贤者，学生也绝没有机会听到他们的“寻常语”。理想大学中的生活，必使师生在课外有充量的交游与谈学机会，使学生这里可与一位生物学家谈树叶的历史，那里可以同一位心理学家谈梦的心理分析，在第三处可以听一位音乐专家讲Hoffmann的笑史--使学生无处不感觉到学问的生动有趣。
所以理想大学应该是一大班瑰异不凡人格的吃饭所，是国中贤才荟萃之区，思想家、科学家麇集之处，使学生日日与这些思想家科学家的交游接触，朝夕谈笑，起坐之间，能自然的受他们的诱化陶冶引导鼓励。理想大学应该不但是这里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阁，那里有一片五百年的颓垣，并且是这里可以碰见一位牛顿，那里可以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吴稚晖，前院是惠定宇的书房，后院是戴东原的住所。这些人物固不必尽是为教书而来，只以学堂为其永远住所而已。故以上所谓“吃饭所”非比方的话而已，乃真正指吃饭而言。他们除了吃饭之外，对学堂绝无何等的义务，在学堂方面即所以借这些人以造成一种浓厚的讲学的空气。因为一个学堂，没有这些人的存在，而徒靠三数十个教员绝不足以掩蔽几百个喁喁待学青年的乌烟瘴气，故一面必力限定学生的人数（多则不能个个人得与师长亲密的接触），一面必增加鸿博师儒之数额。此则略近于英国大学fellows的制度，在本篇中可暂译以“学侣”二字。如这回由庚子赔款委员被撤退之罗素与狄更生G. Lowes Dickinson就是剑桥大学单吃饭不教书学侣之一。
他们除去有终身永远在学校之居住权利及每年得薪俸二百五十金镑为杂费及旅费外，对于学堂绝无规定义务，且出入旅行有充分的自由。英国大学之有这种设备，一方面是替国家保护天才之意，使他们得永远脱离物质外境的压力，专心致志于学问思想生活上面。可以从从容容的增进他的学业，培养他们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学成为一个很有趣味的社会团体，大学里头的社会生活是一种优异可爱的生活。
所以理想大学不但是一些青年学者读书之处，而且乃一些老成学者读书之处。大学里头不但有缴学费才许念书的小学生，并且有一些送薪俸请他念书的大学生。缴学费念书的学生虽常有很可造就的天才，送薪俸请他念书的学生才能够对于学术思想上有重大的贡献。
最后关于学生毕业问题，即今日教育界所公认为最重要问题，我也不能不说几句。我说这是教育界所公认为最重要问题，因为我们公认读书的目的是要毕业。理想教育所最怕谈的是“毕业”二字，不必说学业之于学者本没有告毕之时，命名之根本不通，就说要想出一种称量学生的学问程度的好法子也绝想不出来。理想的教育并不是不愿意想找出一法，把某甲与某乙的学问比较一下，变成阿拉伯字码可以写出来的准确的、精密的、不误的分数，但是理想教育始终不承认自有史以来有这种法子已经被人发明。就实际方面着想，“毕业”二字也不过是说一人的学问已经达到“比较可以”程度而已。此所谓“比较可以”的感慨只有与该学生是相近的教员或导师才有。所以依理想教育计划我们应该实行“导师制”tutorial system，每个学生可以自由请一位教员做他个人的导师，一切关于学问上进行方针及看书之指导专托于此一人之手，此导师取之教授也可，取之于学侣院中人也可，只需得他们的同意。导师应知道该学生学问之兴趣与缺点随时加之指导，且时与以相与谈学之机会。倘是一学生的程度可以使他的导师觉得已达到“可以”
程度，于必要时就请他的导师给个凭据也可以，认此学生为该导师之门人。故毕业之事全与学校无关，而为导师个人的私事。同一学院毕业，或为梁任公的门人，或为章炳麟的门人，梁任公或章炳麟之所认为什么是“可以”程度，则全由梁任公章炳麟以私人资格而定。各导师的门人的程度，或高或低，本不相干，因为这可由各导师自己负责。至于此文凭之程式，也由各人自定，印的也成，写的也成，写在连史纸上也成，写在茅厕里用的粗纸或在信封上面也成。因为这文凭是最不紧要的事。我们理想教育完全实行的时候，应该完全用不着文凭。应该一看那学生的脸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学毕业生。倘由一学生的脸孔及谈话之间看不出那人的大学教育，那个大学教育也就值不得给什么文凭了。
谈文化侵略
这两天来听说有轰动一时的反对文化侵略大运动。因为离城较远，无从知其细底；如传闻不误，也不外乎开会演讲，及散贴告白，其目的则在反对西洋教士在华办学传教的政策。自然我们不能像许多老成学者，将这些国家大事放给“青年”去办，而等到青年真正去办之后，又因为他们是青年所办，来决定他们的死罪。这种逻辑未免太妙了。
听说有十一二岁小孩也被人家诱去拿旗，所以这反对文化侵略运动一定是不对的。也有人说，读书时候救国就是自杀，至于读书毕业以后，又须“不谈政治”以自救。这样一来，自幼年以至老死，长处于自杀之间，倘使竞竞自持，自然也可以慎终追远，显祖荣宗，半百岁月安然度去。不过这样做人，也未免太苦。如果生命这样飘摇，也许不一定自己救得出来。文化侵略不侵略，还在其次。
记得“文化侵略”这名词，大约还是起于去年北方反对中日文化基金委员会时才成的。以前四五年就是反宗教大同盟的运动，现在反对文化侵略的团体，就是此运动直接流布下来的波澜。除去还是演讲及贴告白以外，大概没有看见什么进步。其原因还不外于自救者之急于自救，及自杀者之未下决心而已。
不过当做一个学理的问题讲，西洋教徒，如抱纯粹的宗旨，以中国国民的利益为前提，只要他们别无野心，也未始不可利用他们的学校，来培养我们的国民。不过所谓“纯粹”二字就不易讲。这样头脑清晰的西洋教育家，也不能说没有；宗旨正当，预备将来归还中国人办的教会大学虽不多，却或者还有一两个，真受过教育的西洋教士，我在北方也看见过--不过所难者就难在这一点。恐怕厦门这个地方就更有讨论之必要。此地所传的道理与所谓北方看见过的或欧洲道学所讲的比起来，至少可有二百年的时代差别，其教士所办的学校，宗旨纯粹与否也就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