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是一种理由，便是从时代的进步上说，也是不亏这些文妖的。我们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玄科的笔战，中国思想界所争论的问题，概括之，不外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争论，至少也可以说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以东西文明为中心的一套问题。近三四年来中国思想界变了一种趋向，即以民族观念为中心，直接的或间接的讨论关于国家与国际的一套问题。在前一期的时代的前驱便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他们大都是主张思想革命的，记得胡适之先生在《政治革命与思想革命》的一篇文章里（题目懒得查去了！）便主张不管政治上的嘈闹，只干我们思想上的革命罢了，他还引了“你们走你们的路，我们走我们的路罢”为口号呢！在后一期的时代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了，这实在是彻底的政治革命运动的时代呀！前一期的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到了后一期便做官去了，那当然是不能领袖民众的，只烦他们“闲话”“闲话”便已经心劳身倦了，还能做和我们一样的反官僚的工作吗？不过有的因为要保持他们的思想的革命，于是便也有标出“全民革命”的人来，这一部分是教育家多些。林先生！他们已经成时代的落伍者了不是？这也怨不得他们，时代进化原来是这样的趋向，你叹惜他们也不中用的！他们之应该打倒，自有时代的背景在那里证明，有人强辩的时候，我们给他们证据看吧！林先生是不是？
如果你以为讨论狗事的问题用不着好的文章时，请把你的意见告一告我！
此候教安！
侯兆麟谨上，四月十三日。
给玄同先生的信
玄同先生：
我刚刚读过你的《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一大着，使素非“激昂慷慨”的我也要跟人家“瞪眼跳脚拍桌子”，忍不住也来插说几句，也借此可以聊补我对于《语丝》逃懒足足两个整月之过。近来正想做一点文章，适来了先生潇洒幽默之大文，再好的题目没有了。
未入正题，先说一句闲话：半农先生的信里头有一句恭维先生的话而为先生所璧还者（我是先读先生之“璧还”然后读半农先生之原璧）。半农想念启明先生之温文尔雅，先生之激昂慷慨，尹默先生之大棉鞋与厚眼镜……此考语甚好，先生何必反对？但是我觉得这正合拿来评近出之三种周刊：温文尔雅，《语丝》也（此似乎于自夸，姑置之）；激昂慷慨，《猛进》也；穿棉大鞋与戴厚眼镜者，《现代评论》也（《现代评论》
的朋友们不必固谦，因为穿大棉鞋与戴厚眼镜者学者之象征也；《现代评论》固冠冕堂皇威仪棣棣的学者无疑，且不失其“ ”身份者也）。固然，激昂慷慨不必限于《猛进》，温文尔雅不必限于《语丝》。此亦犹厚眼镜（学者之象征）不必为尹默先生所独有，而可于玄同身上求之耳。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先生的“欧化的中国”论及“各人自己努力去变像”的话，说得痛快淋漓，用不着弟来赞一词。
此乃弟近日主张，且视为唯一的救国办法，明白浅显，光明正大，童稚可晓，绝不容疑惑者也。故不妨借题发挥来多说几句。弟近有“孙中山非中国人”（即思想欧化、精神欧化、习惯欧化的中国人）之论，其见地主张，完全与先生所持一致。弟本来以为民国通共有一位伟人，近日细想，此一伟人乃三分中国人，七分洋鬼子（此乃痛心话，若有人以为兜玩笑的话，也只好由他去罢），然则欲再造将来的伟人，亦惟在再造七成或十足的洋鬼子而已，此理之最明者也。半农先生在巴黎想起青云阁琉璃厂来，因而有“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的谬论（只可当他为谬论），谓“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此乃半农在外留学五年所致。若是仅留学一年半载，或回国天天看国内日报张三打李四，王五请赵六喝白干的新闻，只会感觉到国内外国人太少，不会有外国人太多之叹。
即以弟个人而言，今日之主张，亦系回国后天天看报之结果，此弟一年来思想之变迁也。
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
近日孙先生之死，虽有了不少的名士照例来捧扬，助祭，做挽联，察其语调，一若甚舒服自在者然，而真实为国悲感者绝少，一若高调一唱，将来中国定然有望。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奴气十足，故尚喜欢唱高调，尚相信高调之效力（废督裁兵咯、国民会议咯、护宪咯、拒贿咯等花样甚多），故此高调终为高调而不能成为事实。惟其不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故尚有败类的高调盈盈吾耳（如先生所举“赶走直脚鬼”、“爱国”及“国民文学”三种，及什么“国故”、“国粹”、“复辟”都是一类的东西），尚没人敢毅然赞成一个欧化的中国及欧化的中国人，尚没人觉得欧化中国人之可贵。此中国人为败类一条不承认，则精神复兴无从说起。
诚然今日最重要的工作在于“针砭民族卑怯的瘫痪，消除民族淫猥的淋毒，切开民族昏聩的痈疽，阉割民族自大的疯狂”（启明先生的话）。然弟意既要针砭，消除，切开，阉割，何不爽爽快快行对症之针砭术，给以根治之消除剂，施以一刀两断猛痛之切开，治以永除后患剧烈的阉割。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而弟之所以信今日中国人为败类也。欲一拔此颓丧不振之气，欲对此下一对症之针砭，则弟以为惟有爽爽快快讲欧化之一法而已。固然以精神复兴解做“复兴古人之精神”，亦是一法，然弟有两个反对理由。第一，此种扭扭捏捏三心两意的办法，终觉得必无成效。且若我们愿意退让以求博一般社会之欢心，则退让将无已时，而中国之病本非退让所能根治者也。治此中庸之病，惟有用不中庸之方法而后可耳（试以日本维新时代态度与中国革命后态度比较一下此点便明）。第二，“古人之精神”，未知为何物，在弟尚是茫茫渺渺，到底有无复兴之价值，尚在不可知之数。就使有之，也极难捉摸，不如讲西欧精神之明白易见也。或者唐宋中国人不如两汉中国人，两汉中国人不如周末中国人也不一定，如是则古人之精神或有可复者，故周末尚可出一个孟轲讲“善养吾浩然之气”，及墨翟之讲兼爱，此乃其时精神未死之证。即如孔子，也非十分呆板无聊，观其替当时青年选必读诗三百篇，《陈风》、《郑风》选得最多，便可为证。（说到这个，恐话太长，姑置之。惟我觉得孔子由活活泼泼的世故先生、老练官僚变为考古家，由考古家变为圣人，都是汉朝经师之过。今日吾辈之职务，乃还孔子之真面目，让孔子做人而已。使孔子重生于今日，当由大理院起诉，叫毛郑赔偿名誉之损失。）总而言之，就使古人有比较奋勇活泼之气，然既一厄于儒墨之争，再厄于汉时十四博士之经学，三厄于宋明人之理学（《大学》、《中庸》是宋人始列入四书，是中国人之成败类自宋朝始之证），古人之精神已一无复存，此种之精神复兴恐怕不太容易讲吧，除非有一位费希特来重新替我们讲给我们听古人是如何精神法子。弟史识浅陋，未知吾兄有以教我乎？
野马跑得太远了，赶快收束吧。总而言之，我近来每觉得精神复兴之必要，因为无论国事或教育，所感觉进步最大的魔障，乃吾人一种颓丧习气之空气，在此空气内，一切维新都可变出唱戏式的笑话。三十年前中国人始承认有科学输入之必要，二十年前始承认政治政体有欧化之必要，十年前始承认文学思想有欧化之必要。精神之欧化，乃最难办到的一步，且必为“爱国”者所诋诬反对：然非此一步办到，昏聩卑怯之民族仍是昏聩卑怯之民族而已。弟尝思精神复兴条件适足以针砭吾民族昏聩、卑怯、颓丧、傲惰之痈疽者六，书于下方以待参考，不复多赘（这也可谓不识时务之我的一点鄙见，一笑）：
1.非中庸（即反对“永不生气”也）。
2.非乐天知命（即反对“让你吃主义”也，他咬我一口，我必还敬他一口）。
3.不让主义（此与上实同。中国人毛病在于什么都让，只要不让，只要能够觉得忍不了，禁不住，不必讨论方法而方法自来。法兰西之革命未尝有何方法，直感觉忍不住，各人拿刀棍锄耙冲打而去而已，未尝屯兵秣马以为之也）。
4.不悲观。
5.不怕洋习气。求仙，学佛，静坐，扶乩，拜菩萨，拜孔丘之国粹当然非吾所应有，磕头，打千，除眼镜，送讣闻，亦当在摒弃之列。最好还是大家穿孙中山式之洋服。
6.必谈政治。所谓政治者，非王五赵六忽而喝白干忽而揪辫子之政治，乃真正政治也。新月社的同人发起此社时有一条规则，谓在社里什么都可来（剃头、洗浴、喝啤酒），只不许打牌与谈政治，此亦一怪现象也。
玄同先生！因为你的一篇大文，使我诌了一大堆的废话，未知有当否，然这回我对于《语丝》的义务可尽了。顺颂“欧”安，并问“化”祺，不宣。
一九二五，四，七，弟语堂。
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纪念孙中山逝世周年
一
论今日尚谈不到打倒军阀孙中山先生死去一年，在此一年中虽然有少数的国民渐次觉悟，或热心提倡孙先生主义，大部分的国民却仍旧的不出息。沪案的事我们也不必提了，安福如何作孽，段祺瑞如何误国，我们也可以不必再讲，单单看我们一年来之所谓大学教授及知识阶级所弄的勾当，已足使我们十分灰心。仔细一看却只是一笔的糊涂账。此账也，结起来恐怕要比孙传芳要请段政府算一年开销一万万三千万元的糊涂账还要糊涂。算起来于此糊涂过活的人，恐怕还要不名誉。所以我们现在谈不到打倒军阀，因为军阀还不是我们所能打倒的。
二
论猛虎并非丧家之狗所能打倒的今日之所谓打倒军阀者亦无过以打倒军阀之职务加之知识阶级身上请他来做民众领袖及先锋。军阀等于虎，则欲打倒之者至少亦须是狼，结合起来方有略与比较之希望，若今之知识阶级之一部分则颓丧得可以，夹着尾巴若丧家之狗，一嗅得虎的腥气早已软了脚，--见虎“有奶”者还要上去叫“娘”
之新旧研究系在外--若此将何以与猛虎抵抗？我们看一年来的知识阶级，一方面想抵抗旧势力，一方面却早已被无形的红顶子迷去，想与旧势力妥洽；一方面想欲猛进，一方面却在那边装腔作势，似进而退的逶迤，自然其袅娜娉婷、若进若退、若即若离的姿势亦有三分的可怜在，不过愚意在大学教授中或言论界中不妨多出点较有丈夫气举止粗笨一点的人，不十分可人亦不要紧。若据目前之现象而论，青年学生不知道，若所谓青年的导师、名流、君子等，不但永远没有打倒军阀的勇气本领与方略，就是一点打倒军阀的决心都没有，或者认军阀做“娘”，或者正在对帝国主义作揖，替帝国主义骂革命为赤化，那么还纪念什么孙中山逝世的周年呢！
三
论中国人至多不过粉红化并无赤化之危所以对于这些多心的君子们，我们只有一句好话奉劝，就是诸君不必过虑。若是诸位所怕的孙中山给我们指导的路将使中国人赤化，实在不免是一种“杞天之虑”了。凡赤化言也者皆指清一色纯白之洁质，加之以赤即赤，加之以朱即朱。若原地本不干净，加之以赤，谓其果亦必赤，此非呆痴即系愚顽不灵。故若一切公正中和，不偏不倚，恶热狂，恶主义足以代表国性之中国人，若《晨报》之类者，本来有点灰色，再以“红银朱”或鲜红血来给他涂擦喷染，结果最进步亦不过淡红化而已，其结果若酒后初眠，双腮呈有醉意一般之微红，足以供遗老与军阀之调戏寻乐而已。所以一切所谓什么赤化啦，共产啦，自由恋爱啦，都谈不到。
四
论家未丧其狗必先丧以上所说不是故作惊人之语，也不是中国人愿意自己鄙薄自己，实即诸先生们一年来的行径有使我们难免生此种感慨的地方。今日的青年最重要的义务就是须赶紧觉悟，须毅然下丢开依赖教授们及什么学者专家旧性的决心，而力谋自拔之道，因为倘是你欲依赖诸公之领导，就非跟他走进牛角里或陷于不拔之地不可。若思猛进，惟有拿起棍子，自己做自己的导师而已。因为丧家之狗太多了，若想做狼，保存一点狼性以与猛虎相抵抗，即除走自己的路之外，其道未有。一个好好的中国人，受帝国主义之摧残还不够，尚要头脑不清，信路透电之宣传，闭着眼睛，由英国人扭住鼻子跟着走路，对中国人唯一出息的政府加以诟詈，与英人唱双簧，英人骂广东政府为赤化为共产，彼亦跟着骂广东政府为赤化为共产，此非丧家之狗之十足状态而何？一个好好的学者，为着要排起稳健中和之架子，当英人戕杀同胞之时，出来说你们不要抵制英货，因为山东烟叶每年要减卖二百万，与津沪英人所办之报纸如一鼻孔出气，结果博得英人十分的恭维，又做了英国官，此非丧家之狗而何？人家若叙利亚弱小之民族，若土耳其，甚至于若非洲半开化之利夫民族，敢致英法世界最强之陆军决战。我们连抵制英货都不应该，此又非丧家之狗一副活像而何？孙中山所谓欲打倒帝国主义必须有相当之外交政策，即联络世界一切反帝国主义之民族，却有一部分主笔先生们只管为帝国主义之走狗，此又非丧家之狗而何？孙中山先生主张唤醒民众，却有丁文江先生谓感化一百个洋车夫，不如感化一位坐洋车阶级之人。正在那边做深信坐洋车阶级，及深信外交官僚的梦。孙中山先生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却有某大学教授谓不平等条约系经中国政府签字，废除则等于失信，于道德上有妨碍。若此种种之妙论，皆足以证明今日中国青年不能再有依赖一班阔人君子为领袖之梦想，惟有少数革命的领袖及孙中山先生为我们披荆斩棘打出来的一条生路可以为中国自强之道。
丧家之狗，做英国官也好，同英人唱双簧也好，找军阀叫娘也好，总而言之，是不能救出中国来的，更没有同他们去打倒军阀之理。家未丧，其狗必先丧，走到邻近去找吃。故丧家之狗多，大概即家快要丧之兆，国未亡，其奴亦必先亡，跑到敌人那面去图便宜，若军阀若官僚若买办若土豪，都是。
五
论国民不应专责买办土豪阶级而独宽容丧家狗之文妖国民党二次宣言似乎忘记此外还有一阶级，就是文妖。大家以为言论界知识界是一致的，可以无虞，而殊不知今日为帝国主义作宣传者乃知识阶级自身之一部分人物，而且大多数是比较新派的人物，即所谓出过洋，念过洋文的人。或自己翻译过“马克思主义”，或听说“德文的社会学书籍堆积得满地”
皆是（此说是根据“孤桐先生”的好友闲话大家所说，应该可信吧）。因为结果仍是投降研究系的投降研究系，勾结段公子的勾结段公子，做起文章来还是满口的新名词。若此之辈不置之与军阀、官僚、买办、土豪同等，认为军阀及帝国主义之走狗，则对于买办、土豪亦可以不深责矣。
六
论国民应先打丧家狗再打军阀所以结尾，我也是无好话，只有引新做英国官之丁文江先生格言：“中国所以弄到这个地步完全是知识阶级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