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从管人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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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管理之道,在于修己安人(3)

时间方面,系指近代之后的当代。内容方面,则是现代化必须实现某些内容。换句话说,“现代化”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观念,还应该具有评价性的含义。现代化管理是合乎人性管理的一种追求。管理必须合乎人性,否则大家都痛苦。只有利润,只有绩效,一切讲责任,一切讲效率,而人人不得其安。请问对于增进人类幸福,有何实际助益?管理要合乎人性,首须顺乎人性的要求,以达成安人的最终目的。任何人都不喜欢别人管他,所以梁启超先生把无为解释为俗语所说的“别要管他”。他说:“俗语‘别要管他’,文言即‘无为’。”不要管他,那还谈什么管理?我们不要忘记:管理有两个字,不要管他,却不能不理他。“理”是什么?便是孟子当年所说的“敬”。孟子要我们“有礼者敬人”,是基于“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的人性基础,希望所有管理者,首先要“看得起”(敬)部属。管理以看得起部属为出发点,主管便不应该只重自己的权威,一心想满足自己的成就欲。上者无为,成为最合理的“看得起部属”的人性表现。无为绝对不是一事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哪里能够无不为?再说,人是天生要动的,做事才合乎人性,主管什么事情都不做,基本上已经违背了自己的人性,如果真要一事不做,那就是造作。主管要做的事,乃是“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

部属的有为,正是主管的无不为。怎么放手支持部属去做事呢?最好的方式就是看得起他,相信他可以做得很好,所以正确的态度即“别要管他”,但是更重要的是下面一句:“要好好理他!”管理者敬重部属,大家不好意思不尽心尽力,各尽其责的结果,便叫做总动员。总动员才是整体的绩效,不像个人英雄主义者独断独行那样,弄来弄去,只发挥了一个人的智能。凡是部属能够做得好的工作,主管都不应该去做,否则便不符合“分层负责”的精神,也不合乎“分工专职”的原理。管理者敬重部属,部属并不尽心尽力工作,管理者就应该想想孟子的话:“礼人不答反其敬。”“我爱人,人却不亲近我,我应该自反,再尽我的仁爱。我治理人,人却不爱我的治理,我应该自省,再尽我的智能。我礼敬人,人却不回答我,我应该反省,再尽我的礼敬。凡是所做的事,有不能如己所愿的,都从我自身检讨和反省。只要自身纯正,天下的人,自然都依着我了。”如果遇到部属不能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主管当然应该挺身而出,拿出办法来,把事情做好。这时部属由于自己做不好或不会做,自然很乐意接受指导和协助,心里不反感,接受命令就不会有所抗拒。

问题是:主管如何判断部属能不能做,愿不愿意做?假若判断错误,岂不是适得其反?孟子当年用“不得已”来解决这个难题,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是别人不会说,更不是我比别人说得更好,而是此时此地,别人都不愿意说,我不得已才说的!这种古道热肠,正是一种道德上的责任感,我们称之为使命感,或者道德勇气。主管如果经常富于使命感,部属就会越来越缺乏使命感。因为主管权大位高,部属哪里争得过?干脆成全主管,用自己的缺乏使命感,来满足主管无敌的使命感,这是整个组织有气无力的主要原因。庄子更进一步,把孟子的辛酸苦涩,化之于无形。他说:“无门无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则几矣。”一个人不走门路,不刻意营求,心灵凝聚而处理事情寄托于不得已,这样便是合乎人性的做法。

他又说:“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管理者必须顺应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寄托于不得已而蓄养心灵的和谐,才是最好的表现。庄子所说的自然,重在“自”字。万物有其各自的性,必须自由发展,以求各得其所,千万不要添加人为的伪,否则便不自然。管理者主观上应该毫无要有作为的欲望,以部属的成就为自己的成就。但是,当客观上部属自动要求的时候,也应该不得已予以顺应。因为毫无辛酸,毫无苦涩的心情,完全是不得已的动,所以能够动而无不当。孟子和庄子所处的时代,当然不如现代这么自由。人力的素质也远不及现代。现代人面对物质生活越获得改善、追求自由越趋强烈的情况,必须更加放手让部属发挥潜力,因此主管更需要无为而治,即非不得已,不亲自动手。任何动作,都是不得已而为之。老子说:“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管理者如果能够抱持“不得已”的心态,则功绩广布天下,也会看得好像与自己毫不相干。这种“不跟部属争功”的素养,正是无为而治的基础。

管理者一心一意要立功,便会霸占所有表现的机会,力求自我表现,不给部属任何工作,结果团体的力量无从产生。管理者也可能尽量诱使部属工作,而把他们的功劳掠为己有,弄得同仁怨声载道,誓死下不为例,严重伤害了团体的士气。管理者越有为,同仁便越无为。相反地,管理者并无立功的心意,可不为即不为,转而鼓励、支持部属有所作为,则部属成功的几率大,成功感也强烈,这才是越来越勤奋的主要诱因。管理者“功成弗居”,“为而不有”,凡事“不得已”才为之,便是无为而治的现代化意义。同仁不努力,管理者威胁(惩罚)、利诱(奖赏),实在没有太大的效果,而且也不可能持久有效。管理者必须有一套本领,使同仁能够自发自动地去努力,才能持久而有效。所以现代化的无为而治,应该是“人力自动化”的管理。无为而治的现代化功能,就是让团体内的人员,都能够自发自动地去努力达到目标。

自动化是现代管理的目标,但是到现在为止,只讲到生产自动化、程序自动化、办公室自动化,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讲到人力自动化。我们先哲的理想无为而治,却早已指明无为便是自动化,无为无不为则是人力自动化的具体效果。现代人谈自由,最要紧的在于“把人当人”。管理现代化的主要课题是“让人自由自在地工作”。出发点在“把人当人”,原动力为“自动自发”,结果则是“自由自在地完成任务”。所以现代化的管理,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视人为人,完成人力自动化,即达成现代化的无为而治。人力自动化并非一蹴可就,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加强一些观念沟通。而最重要的,还在于主管是否真正了解无为,愿意无为。无为而治是属于高层次的,只有先知先觉的管理者才能深明此理,而运用自如。如果无法忍受平凡,唯恐无为,实在无法提升管理的境界,更谈不上追求理想的“人力自动化”。

修身齐家,不忘立业

我国古人只是告诉我们,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并未提及立业。其原因,我们站在管理哲学的立场,深入探究,可以得出下述的推论。人生的结局,说起来千奇百怪,各有不同的状况。然而归纳起来,人人都相同,那就是“不了了之”。无论有多么大的成就,多么好的表现,到头来都是不了了之。谁也没有办法,把所有事情做完再离去。但是,不了了之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一种是眼睁睁地不了了之,我们称之为死不瞑目。任何人处于这种结局,总是一种很大的遗憾。

另一种则是闭着眼睛地不了了之,我们称之为心安理得。只要能够心安理得地告别人间,便是大家所告慰的好死。我们把人生的目的界定为“求得好死”,并不是寄望于不生病而死,或者不受伤害而亡。凡是心安理得地死亡,就是一种好死。表示死得毫无愧怍,也没有悔恨。这种结局,堪称良性的不了了之,足慰平生。咒骂他人不得好死,也就是诅咒其死不瞑目。

如果不是十分怨恨,大概不致咒骂得这样恶毒。人生的起点,又是什么呢?不能独立应该是比较客观的说法。一般动物生下来的时候,离开母体动一动,跑一跑,就能够独立生存下来。唯独人类诞生之后,必须相当小心地照顾,才能够存活。换句话说,初生婴儿不但毫无知识,连起码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想要像一般动物那样独立,简直不可能。修、齐、治、平都要以德为本西方管理所秉持的“竞争”原则,很容易导致一种功利的、拜金的管理观。我国思想,如《大学》所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个人、家庭、企业、国家、天下,都有其共同的任务,那就是要发扬人类最高的文化,表现人类最高的道德。《中庸》说:“仁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则说:“仁也者,人也。”人为宇宙万物之一,其所异于禽兽的地方虽然不多,而这极少的差异,却是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的特征。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不过就是知仁、义而已。所以《易经》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人也是一种动物,所以离不开兽性,人性很少。人类要进步,必须造就高尚的人格。如果人类要有高尚的人格,就要减少兽性,增加人性。孙中山先生认为人性的进化应该分成三个阶段。

所谓兽性,是指人性中所含的动物性本能,原本无所谓善或恶。但在人类社会中,如果纯依动物本能去行事,则人与人间必然发生冲突,于是道德的规律便有其存在的必要。所谓减少兽性或消灭兽性,就是要使人性中的动物本能服从理智的指导,使其合乎道德的要求。人类在“竞争”之外,必须领悟生存“互助”的原理。孙中山先生说:“唯人类则终有觉悟之希望。”可见能否觉悟,乃是人类与禽兽分界的问题,亦为人性进化的起点。至于神性的发生,就是指道德进步到极点。那样,人能修达至仁,必将无往而不自得,而直成其所以为“人”,即完成其人格。“仁者,人也”的“人”字,意味着“完人”,而寓“应然”(oughttobe)于“实然”(tobe)。孔子以“仁”为道德目的,实际上便是由“人应当如人”推论而来。孙中山先生说:“达尔文发明物种进化之物竞天择原则后,而学者多以为仁义道理皆属虚无,而竞争生存,乃为实际。几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