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的象棋模式
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Mannheim)认为思想无法脱离日常生活，因此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每当管理科学工作者谈论起他们的观点时，总会出现这样的论调：“有关的研究与分析，应先设法建立模式。”于是，继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之后，大家都热切地关心：“中国管理能不能建立它的模式？”如果无法建立，似乎就不足以称为“中国管理现代化”。“模式”(model)的原始意义，与“模型”相同。而“模型”的解释，则是“模仿实物的原型，缩小制成的样品”。“概括地说，模型是一事实的再表现。一般是将事实的结构予以简化及抽象；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意义上，使简化和抽象后的系统与原系统相似，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事实。”
我们周遭形形色色的现象，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采用模型来表现。但因为真实世界的现象太过复杂，只好运用抽象的方法，作理想性的简化表示，这就是模式。中国管理的模式，可以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象棋来代表。凡是精于象棋，而又能体会到其中精神的，便能够充分了解中国管理的精髓。象棋俗称“象戏”，是一种“仿真的游戏”。它是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棋戏，由两人在棋盘上按位布棋，以攻死对方的将（帅）为胜。中国管理的“象棋模式”，包含天人合一、确立制度、公平竞争、组织精简、各施所长、互依互赖、无为而治、民主自治、竭尽心力、贯彻始终、千变万化与和平融洽等十二个特性，无不有利于达到安人的目标。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哲学的基本信念之一。孟子首先指出天的根本德性，即含于人的心性之中；天道人道，实一以贯之。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人的心性与天相通。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宋代道学，更进一步形成一个根本观念。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孔子虽然不明言天道，但亦表现出尊天、顺天的观念。敬天即所以爱人，爱民即所以尊天。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实际上包含了天定胜人与人定胜天两种看法。中国人的思想，不偏于天定胜人，也不偏于人定胜天。
天人合一象棋中的每一枚棋子，都有其特定的才能，也都有其尽心尽力的意向。但是否得遂所愿，全在下棋的人如何布局与运行。假定棋子为人，则此下棋的人，即已扮演了天的角色。“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下棋的人，没有不谨慎细心，好好运用每枚棋子的；至少不会存心不良，把自己的任何一枚棋子拿来白白送死。然而外来因素的影响，内在心神的不安，乃至棋力稍逊，那就无可奈何，只好认命了。所以《孟子·尽心》之后，立即承接《莫非》，指出人生的吉、凶、祸、福，没有不是天命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应该按照中庸的道理，“居易以俟命”。这种观念，表现在中国式管理上面，则为“人时时刻刻在为自己盘算，做各种计划，但是天也同时在为每一个人做计划。
人所做的计划，必须与天所做的密切吻合，才能够获得圆满的效果”。我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启示中发现，任何计划，都应该顺天应人；所有目标，都必须光明正大。这样的管理，才有成效。天所做的计划，便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命，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涯规划。而我们所做的计划，则是后天的人生规划，两者配合，即为天人合一。确立制度一般人依据孔子所说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推断“为政在人”就是孔子“人治”的思想；大家看到《明法》主张“以法治国”，便认定管子是“法治”的先驱；韩非“立法以治民定国”，即为真正的“法治”。因而人治、法治对举，互较长短利弊，造成莫大的谬误。
实则孔子不完全主张人治，他是相当重视典章制度的。他的“从周”，便是采取以往实施过的善法而重加实行。不过孔子觉察到徒法不能自行，必须用“仁爱”的原则来补救，才不致像周代那样，制度虽粲然大备，终究不能久远维持。强大而文明的周室，在平王东迁之后，便濒临衰乱危亡的命运。象棋的制度十分完备。两人对面而坐，一伸手都是去拿黑子，彼此客气地要对方持用红棋，这是礼让的开始。让不过的人，占用了红子，即宜秉持“占红不占先”的规矩，请黑棋先走。同时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各有各的走法，双方都要遵守规定。到了最后，胜负已经十分明显，胜方先说：“承让，承让。”败的人也不妨说一句：“毕竟棋高一着，佩服之至。”从头到尾，有其完整的制度，但如下棋的人不知或故意不予遵从，那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难免争执、吵闹一番。中国式管理，当然重视制度的确立，因为主观的意愿必须化为客观的组织制度，才能产生作用。但是，任何制度不论多么完善，终免不了有漏洞，而且时日一久，流弊丛生。所以一方面要有合适的人来执行，一方面也需要贤明的人来批评、反省，不断努力修正，绝不容许因循懈怠。公平竞争《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孔子处理欲的方法，是“因势利导，把它引向正当的途径上去”。他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欲”，是人人可欲的对象，都应该把它导向高尚的途径，使其充分发展，尽量获得满足的快乐。然而，孔子认为实现可欲的对象，亦应使用正当的手段，必须“以其道得之”。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象棋的游戏，应该是一种君子之争。下棋的人，没有不希望得胜的；除非他另有企图，存心利用棋戏来讨好对方，故意隐藏实力，以“不胜”为手段，这是可鄙的谄媚。不过，当双方棋力相差悬殊时，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一方屡胜，给另一方带来太多的挫折感。这时可以采用让子的方法，譬如让一车或一马，甚至双车或双马，以求彼此旗鼓相当，寓有公平竞争的用意。管理上，我们也认识到人有欲望，才有管理的可能；否则不论什么管理方案，都将得不到适切的反应。但是，人有欲望，组织也有目标，于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势必有所竞争。我们希望机构互助，却也不反对公平的竞争。
因为正当的竞争，才是促成进步的良好动力。“对内竞争，彼此不断改善而获得进步；对外联营，以求得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应该是中国式管理努力的目标之一。组织精简中国历史，一向推崇汉代的行政管理。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道。汉代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的长官叫做太守，地位和当时中央政府的九卿平等。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以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可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为灵活，这是一大特色。其实，象棋就包含了对封建组织制度的隐喻，象棋分为红、黑两边，各有十六个成员，区分为帅(将)、仕(士)、相(象)、(车)、(马)、炮(包)、兵(卒)七个等级，组织十分精简。这七个等级又分为三个阶层——高阶层：将（帅）；中阶层：士相车马炮；基阶层：兵。
中国人的组织，最喜欢采用“兄弟会”的形态。其最主要的特色，即在精简有效。当然，在初创时期，也可以采取“父子帮”的组织，父亲带领着几个儿子，一面教导，一面经营；待儿女长大之后，父亲退居顾问的位置，还是兄弟会组织。不过中国人的兄弟会，并不拘泥于兄弟的名分，也不是必然都要仿效三国时代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它的精神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如兄如弟。彼此的关系，原本或许只是乡亲、朋友、同学，甚至根本就是互不相识的陌生者。如今既然以兄弟会的精神来组织，就应该赋以兄弟之实，做到“兄兄弟弟”，培育出家族式的亲密关系。为了确保彼此能够如同手足，势必贯彻精兵主义。组织成员，重质不重量，在精不在多。精兵主义一方面要求适才适所，精简业务；一方面也要简化组织，减少层级，以符合现代化“压扁式”组织的精神。各施所长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便是倡导大家不要彼此干扰，或者互为对手制造问题，相反地，大家应该放手让在位的人好好地发挥他的长处。
当然，在其位的人也应该切实做好分内的工作，才不致造成“尸位素餐”的不良现象。要能够“各施所长”，必须先了解各人的长处。因为人的知、性不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所以孔子肯定“仲田可以管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的军政；冉求可以做一个有千户人家的邑的宰，或者做一个拥有百辆兵车的家的家宰；可以让公西赤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和外宾周旋”，而“冉雍这个人，则可以居于君长的位置”。象棋的车，可以纵向或横向直走，对方任何阻碍，不论其职级高低，悉数可以逐而食之。马跳日，无论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只要舒展得开，马腿不被别住，便可以耀武扬威，奋力克敌；炮能够翻越障碍，攻击对方；士斜行；象飞田；卒只能进不得后退，过河以后还可以横着走；唯独将（帅）必须深居宫中，顶多左、右、上、下踱踱方步。各有所长，而又得以各施所长。这种精神应用到中国式管理，便是要求成员在修己安人的过程中都要尽其才。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人有其才。
任何职位，哪怕表面上看起来不怎么引人注目，都不能随便找个人填填位置，应付一下。因为不具备这方面才能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奥秘。而且外行人往往自认有自己的一套，例如“象飞田”却飞到对方的境域里去，弄得整个制度大乱，竟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飞得远，表现得出色，而不知已经坏了大局。但是，一旦人有其才，即应该知人善任，秉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让他放手去做，以尽其才。所以千万不要处处防弊重于兴利，讲求制衡，使其无法各施所长。互依互赖中国的伦理，使所有中国人结成一个硕大的互依互赖网。孔子的“连带责任主义”，更使得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互依互赖的正确意义，是互助而非依赖。例如有甲、乙两人，如果“甲的义务，就是乙的权利；同时乙的义务，亦即甲的权利”，互相消而又互相益，便是互助。推而至于分工合作，则成为更复杂的互助。不幸我国旧社会误认为互依互赖即可以趁机依赖他人，因而依赖的风气甚盛。《礼记·王制》说：“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残疾的人，都要尽力以一艺一技来自赡，那些无所事事而依赖他人生活的，包括各种机构的冗员、呆人，实在是应该引以为耻的。象棋的十六个成员，各自可以独立作战，不必依赖他人，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助合作的。车固然可以保护马，马也可以“看”住车，不让它平白遭受对方的攻击。士、象当然是将的心腹，随时要保护着。然而紧急时刻，当士或象在将的行宫里受到袭击时，将也可以给予适当的维系，甚至奋勇地挫败来犯的敌人。卒的威力较小，而在适当的场合，照样可以攻死对方的将。或者保护自己的车、马、炮，依然有其发挥互助能力的时刻。互依互赖的精神，使得中国式管理把员工视为部属，意思是“属于老板的一部分”，做到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
如手如足，当然不肯任意解雇、撤职，随便砍断自己的手脚。互依互赖的基础，则是集体努力和共同责任。管理者明白“红花亦需绿叶来陪衬”的道理，知道任何事业都不是个人独力所能够完成的，有赖于同仁的互助合作，因而致力于加强这些“伦常之网”中各个“依存者”的“共识”，唤起大家“合则彼此有利，分则大家倒霉”的意识。共同努力，一起来担负责任，才能共策共力，达到真正互依互赖的境界。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无为思想在管理方面的应用。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在汉初曾经实际施行过。传统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主张管理者无为，然后才能运用众智、众力；一是主张不扰民。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什么都要否定”的虚无主义，所以老、庄又进一步说“无为而无不为”，用“无不为”来肯定“无为”的功效。孔子也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不过孔子倡导由有为而无为，在过程上与老庄有所不同。
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使中国人在领导上“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到了“好像不见英雄性”的地步。例如楚汉之争，项羽显然带有英雄性，而刘邦好像没有英雄性，结果刘邦能得天下，项羽却自刎而亡。我们从民间普遍流传的《西游记》由唐三藏领导，不由孙悟空带头；《三国演义》刘备领导更具英雄性的关公、张飞、赵子龙；《水浒传》不以林冲、武松这些十足的英雄人物为首领，却推举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宋江来领导，便可以体会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心思了。下棋的时候，经常有人警告：“当心他的马。”称赞“他的车十分厉害”，或者激赏“好威风的连环炮”。我们从来未曾听说过“他的老将好厉害”，当然也一直没有人称赞过“好能干的将”。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的象棋，车、马、炮、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车、马、炮又更具英雄性。但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吗？”在领导上，我们也希望管理者能够体会胡适先生当年形容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的道理，尽量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记载齐桓公在位时，遇有部属提出问题，他总是说：“去问管仲吧！”部属听得多了，打趣他说：“这样的国君，可真轻松啊！”桓公说：“我找到了有能力的管仲，而又能够信任他，所以才能如此轻松。”然后他又加重语气说：“不然，我这个国君就难当了。”做一个有眼光、有担当、能容人、敢用人的管理者，难道不是使自己有时间得以从事“例外管理”，而部属也能够发挥潜力的最佳表现吗？民主自治《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书·泰誓》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本已佚)等语，均指出“天的意志，在于民众”。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语·楚语》上记载处大夫范无宁的话：“民，天之主也。知天，必知民矣。”《左传》中随国的贤人季梁更进一步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不但是天之主，而且是神之主，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深厚到如此地步，实堪称为民主自治的先进国家而无愧。象棋所表现的领导方式，就十分符合民主原则。任何一枚棋子，都不会勉强其他棋子来顺从它，大家都遵守规则，依法而行，更要极端负起责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