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从管人到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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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章 具有象棋特色的安人模式(1)

中国管理的象棋模式

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Mannheim)认为思想无法脱离日常生活,因此深受社会因素的影响。每当管理科学工作者谈论起他们的观点时,总会出现这样的论调:“有关的研究与分析,应先设法建立模式。”于是,继美国模式、日本模式之后,大家都热切地关心:“中国管理能不能建立它的模式?”如果无法建立,似乎就不足以称为“中国管理现代化”。“模式”(model)的原始意义,与“模型”相同。而“模型”的解释,则是“模仿实物的原型,缩小制成的样品”。“概括地说,模型是一事实的再表现。一般是将事实的结构予以简化及抽象;然而在某些特定的意义上,使简化和抽象后的系统与原系统相似,有助于研究者了解事实。”

我们周遭形形色色的现象,事实上不可能完全采用模型来表现。但因为真实世界的现象太过复杂,只好运用抽象的方法,作理想性的简化表示,这就是模式。中国管理的模式,可以用中国人所熟悉的象棋来代表。凡是精于象棋,而又能体会到其中精神的,便能够充分了解中国管理的精髓。象棋俗称“象戏”,是一种“仿真的游戏”。它是逐渐演变而成的一种棋戏,由两人在棋盘上按位布棋,以攻死对方的将(帅)为胜。中国管理的“象棋模式”,包含天人合一、确立制度、公平竞争、组织精简、各施所长、互依互赖、无为而治、民主自治、竭尽心力、贯彻始终、千变万化与和平融洽等十二个特性,无不有利于达到安人的目标。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哲学的基本信念之一。孟子首先指出天的根本德性,即含于人的心性之中;天道人道,实一以贯之。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即在人的心性与天相通。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宋代道学,更进一步形成一个根本观念。程伊川说:“道未始有天人之别,但在天则为天道,在地则为地道,在人则为人道。”孔子虽然不明言天道,但亦表现出尊天、顺天的观念。敬天即所以爱人,爱民即所以尊天。中国人的天人合一观念,实际上包含了天定胜人与人定胜天两种看法。中国人的思想,不偏于天定胜人,也不偏于人定胜天。

天人合一象棋中的每一枚棋子,都有其特定的才能,也都有其尽心尽力的意向。但是否得遂所愿,全在下棋的人如何布局与运行。假定棋子为人,则此下棋的人,即已扮演了天的角色。“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下棋的人,没有不谨慎细心,好好运用每枚棋子的;至少不会存心不良,把自己的任何一枚棋子拿来白白送死。然而外来因素的影响,内在心神的不安,乃至棋力稍逊,那就无可奈何,只好认命了。所以《孟子·尽心》之后,立即承接《莫非》,指出人生的吉、凶、祸、福,没有不是天命的。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君子应该按照中庸的道理,“居易以俟命”。这种观念,表现在中国式管理上面,则为“人时时刻刻在为自己盘算,做各种计划,但是天也同时在为每一个人做计划。

人所做的计划,必须与天所做的密切吻合,才能够获得圆满的效果”。我们从“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启示中发现,任何计划,都应该顺天应人;所有目标,都必须光明正大。这样的管理,才有成效。天所做的计划,便是我们先天带来的命,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生涯规划。而我们所做的计划,则是后天的人生规划,两者配合,即为天人合一。确立制度一般人依据孔子所说的“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推断“为政在人”就是孔子“人治”的思想;大家看到《明法》主张“以法治国”,便认定管子是“法治”的先驱;韩非“立法以治民定国”,即为真正的“法治”。因而人治、法治对举,互较长短利弊,造成莫大的谬误。

实则孔子不完全主张人治,他是相当重视典章制度的。他的“从周”,便是采取以往实施过的善法而重加实行。不过孔子觉察到徒法不能自行,必须用“仁爱”的原则来补救,才不致像周代那样,制度虽粲然大备,终究不能久远维持。强大而文明的周室,在平王东迁之后,便濒临衰乱危亡的命运。象棋的制度十分完备。两人对面而坐,一伸手都是去拿黑子,彼此客气地要对方持用红棋,这是礼让的开始。让不过的人,占用了红子,即宜秉持“占红不占先”的规矩,请黑棋先走。同时将、士、象、车、马、炮、卒等,各有各的走法,双方都要遵守规定。到了最后,胜负已经十分明显,胜方先说:“承让,承让。”败的人也不妨说一句:“毕竟棋高一着,佩服之至。”从头到尾,有其完整的制度,但如下棋的人不知或故意不予遵从,那也是徒法不足以自行,难免争执、吵闹一番。中国式管理,当然重视制度的确立,因为主观的意愿必须化为客观的组织制度,才能产生作用。但是,任何制度不论多么完善,终免不了有漏洞,而且时日一久,流弊丛生。所以一方面要有合适的人来执行,一方面也需要贤明的人来批评、反省,不断努力修正,绝不容许因循懈怠。公平竞争《礼记·礼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孔子处理欲的方法,是“因势利导,把它引向正当的途径上去”。他认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欲”,是人人可欲的对象,都应该把它导向高尚的途径,使其充分发展,尽量获得满足的快乐。然而,孔子认为实现可欲的对象,亦应使用正当的手段,必须“以其道得之”。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象棋的游戏,应该是一种君子之争。下棋的人,没有不希望得胜的;除非他另有企图,存心利用棋戏来讨好对方,故意隐藏实力,以“不胜”为手段,这是可鄙的谄媚。不过,当双方棋力相差悬殊时,我们也不愿意看到一方屡胜,给另一方带来太多的挫折感。这时可以采用让子的方法,譬如让一车或一马,甚至双车或双马,以求彼此旗鼓相当,寓有公平竞争的用意。管理上,我们也认识到人有欲望,才有管理的可能;否则不论什么管理方案,都将得不到适切的反应。但是,人有欲望,组织也有目标,于是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势必有所竞争。我们希望机构互助,却也不反对公平的竞争。

因为正当的竞争,才是促成进步的良好动力。“对内竞争,彼此不断改善而获得进步;对外联营,以求得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应该是中国式管理努力的目标之一。组织精简中国历史,一向推崇汉代的行政管理。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道。汉代的地方政府以县为单位,直到现在还没有改变。汉时县的上面是郡,郡的长官叫做太守,地位和当时中央政府的九卿平等。郡太守调到中央可以做九卿,再进一级就可以当三公;九卿放出来也可做郡太守。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为灵活,这是一大特色。其实,象棋就包含了对封建组织制度的隐喻,象棋分为红、黑两边,各有十六个成员,区分为帅(将)、仕(士)、相(象)、(车)、(马)、炮(包)、兵(卒)七个等级,组织十分精简。这七个等级又分为三个阶层——高阶层:将(帅);中阶层:士相车马炮;基阶层:兵。

中国人的组织,最喜欢采用“兄弟会”的形态。其最主要的特色,即在精简有效。当然,在初创时期,也可以采取“父子帮”的组织,父亲带领着几个儿子,一面教导,一面经营;待儿女长大之后,父亲退居顾问的位置,还是兄弟会组织。不过中国人的兄弟会,并不拘泥于兄弟的名分,也不是必然都要仿效三国时代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它的精神在于组织成员之间的如兄如弟。彼此的关系,原本或许只是乡亲、朋友、同学,甚至根本就是互不相识的陌生者。如今既然以兄弟会的精神来组织,就应该赋以兄弟之实,做到“兄兄弟弟”,培育出家族式的亲密关系。为了确保彼此能够如同手足,势必贯彻精兵主义。组织成员,重质不重量,在精不在多。精兵主义一方面要求适才适所,精简业务;一方面也要简化组织,减少层级,以符合现代化“压扁式”组织的精神。各施所长孔子主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便是倡导大家不要彼此干扰,或者互为对手制造问题,相反地,大家应该放手让在位的人好好地发挥他的长处。

当然,在其位的人也应该切实做好分内的工作,才不致造成“尸位素餐”的不良现象。要能够“各施所长”,必须先了解各人的长处。因为人的知、性不等,“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所以孔子肯定“仲田可以管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的军政;冉求可以做一个有千户人家的邑的宰,或者做一个拥有百辆兵车的家的家宰;可以让公西赤穿着礼服站在朝廷上和外宾周旋”,而“冉雍这个人,则可以居于君长的位置”。象棋的车,可以纵向或横向直走,对方任何阻碍,不论其职级高低,悉数可以逐而食之。马跳日,无论东、南、西、北哪一个方向,只要舒展得开,马腿不被别住,便可以耀武扬威,奋力克敌;炮能够翻越障碍,攻击对方;士斜行;象飞田;卒只能进不得后退,过河以后还可以横着走;唯独将(帅)必须深居宫中,顶多左、右、上、下踱踱方步。各有所长,而又得以各施所长。这种精神应用到中国式管理,便是要求成员在修己安人的过程中都要尽其才。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人有其才。

任何职位,哪怕表面上看起来不怎么引人注目,都不能随便找个人填填位置,应付一下。因为不具备这方面才能的人,不了解其中的奥秘。而且外行人往往自认有自己的一套,例如“象飞田”却飞到对方的境域里去,弄得整个制度大乱,竟然沾沾自喜,认为自己飞得远,表现得出色,而不知已经坏了大局。但是,一旦人有其才,即应该知人善任,秉持“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让他放手去做,以尽其才。所以千万不要处处防弊重于兴利,讲求制衡,使其无法各施所长。互依互赖中国的伦理,使所有中国人结成一个硕大的互依互赖网。孔子的“连带责任主义”,更使得我们彼此之间息息相关,互相依存。互依互赖的正确意义,是互助而非依赖。例如有甲、乙两人,如果“甲的义务,就是乙的权利;同时乙的义务,亦即甲的权利”,互相消而又互相益,便是互助。推而至于分工合作,则成为更复杂的互助。不幸我国旧社会误认为互依互赖即可以趁机依赖他人,因而依赖的风气甚盛。《礼记·王制》说:“喑、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

残疾的人,都要尽力以一艺一技来自赡,那些无所事事而依赖他人生活的,包括各种机构的冗员、呆人,实在是应该引以为耻的。象棋的十六个成员,各自可以独立作战,不必依赖他人,但是它们之间却是互助合作的。车固然可以保护马,马也可以“看”住车,不让它平白遭受对方的攻击。士、象当然是将的心腹,随时要保护着。然而紧急时刻,当士或象在将的行宫里受到袭击时,将也可以给予适当的维系,甚至奋勇地挫败来犯的敌人。卒的威力较小,而在适当的场合,照样可以攻死对方的将。或者保护自己的车、马、炮,依然有其发挥互助能力的时刻。互依互赖的精神,使得中国式管理把员工视为部属,意思是“属于老板的一部分”,做到孟子所说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心腹”。

如手如足,当然不肯任意解雇、撤职,随便砍断自己的手脚。互依互赖的基础,则是集体努力和共同责任。管理者明白“红花亦需绿叶来陪衬”的道理,知道任何事业都不是个人独力所能够完成的,有赖于同仁的互助合作,因而致力于加强这些“伦常之网”中各个“依存者”的“共识”,唤起大家“合则彼此有利,分则大家倒霉”的意识。共同努力,一起来担负责任,才能共策共力,达到真正互依互赖的境界。无为而治无为而治,是无为思想在管理方面的应用。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不只是一套理论,而且在汉初曾经实际施行过。传统的无为而治思想,有两个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主张管理者无为,然后才能运用众智、众力;一是主张不扰民。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什么都要否定”的虚无主义,所以老、庄又进一步说“无为而无不为”,用“无不为”来肯定“无为”的功效。孔子也主张无为而治,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欤?”不过孔子倡导由有为而无为,在过程上与老庄有所不同。

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使中国人在领导上“集团性”更重于“英雄性”,到了“好像不见英雄性”的地步。例如楚汉之争,项羽显然带有英雄性,而刘邦好像没有英雄性,结果刘邦能得天下,项羽却自刎而亡。我们从民间普遍流传的《西游记》由唐三藏领导,不由孙悟空带头;《三国演义》刘备领导更具英雄性的关公、张飞、赵子龙;《水浒传》不以林冲、武松这些十足的英雄人物为首领,却推举看起来没有什么用的宋江来领导,便可以体会中国人在这一方面的心思了。下棋的时候,经常有人警告:“当心他的马。”称赞“他的车十分厉害”,或者激赏“好威风的连环炮”。我们从来未曾听说过“他的老将好厉害”,当然也一直没有人称赞过“好能干的将”。诚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的象棋,车、马、炮、士、相、兵,都各有各用,而车、马、炮又更具英雄性。但最高将帅,独无用,让一切有用的来保护它这无用的,岂不是一项游戏,亦十足表现着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吗?”在领导上,我们也希望管理者能够体会胡适先生当年形容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无智,故能使众智;无能,故能使众能;无为,故能使众为”的道理,尽量无为而治。

《吕氏春秋》记载齐桓公在位时,遇有部属提出问题,他总是说:“去问管仲吧!”部属听得多了,打趣他说:“这样的国君,可真轻松啊!”桓公说:“我找到了有能力的管仲,而又能够信任他,所以才能如此轻松。”然后他又加重语气说:“不然,我这个国君就难当了。”做一个有眼光、有担当、能容人、敢用人的管理者,难道不是使自己有时间得以从事“例外管理”,而部属也能够发挥潜力的最佳表现吗?民主自治《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周书·泰誓》有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及“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今本已佚)等语,均指出“天的意志,在于民众”。孔子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国语·楚语》上记载处大夫范无宁的话:“民,天之主也。知天,必知民矣。”《左传》中随国的贤人季梁更进一步认为“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民不但是天之主,而且是神之主,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深厚到如此地步,实堪称为民主自治的先进国家而无愧。象棋所表现的领导方式,就十分符合民主原则。任何一枚棋子,都不会勉强其他棋子来顺从它,大家都遵守规则,依法而行,更要极端负起责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