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所认为的“贵人”，并不仅仅是指那些名门望族，皇亲国戚，权重势强的权贵之人，而在内涵上加以扩大发展。有时你得费心地分辨谁具有这种能力。你或许以为，你的晋升几率取决于顶头上司对你的评语好坏，这观念或许是正确的。但是更高的管理阶层可能觉得你的顶头上司已到达不胜任阶层，因而可能不在乎他的推荐和好恶。所以，不要太肤浅，仔细深入观察，你将会找到能帮助你晋升的贵人。
有了贵人相助，的确对个人的事业有助益。有一份调查表明，凡是做到中、高级以上的主管，有90％的都受过栽培，至于做到总经理的，有80％遇过贵人，自当创业老板的，竟然100％都曾被不同等级，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贵人提携与扶助。
不论在何种行业，“老马带路”向来是传统。目的不外乎是想栽培后进，储备接棒人才，这些例子在运动界、艺术表演界、政治界颇多。
有人说，官场上是讲究人脉、关系现象最盛的，各路人马结党结派并不少见。谁是受谁提拔的，谁和谁相互帮忙，谁跟谁彼此利益输送……若论起每个人的背景来头，几乎都有不同“能量”的靠山撑腰。
话虽如此，没有贵人比较难成气候，但若要被贵人“相中”，首要条件还在于找到贵人门上想要办事的人自身究竟有没有能力。俗话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如果你一无所长，却侥幸得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保证后面一堆人等着想看你的笑话。毕竟，千里马的表现好坏与否，代表伯乐的识人之力。找到一个扶不起的阿斗，对贵人的荐人能力，也是一大讽刺。一个人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
古今中外，在名人的成功历程中，总有一些至关重要的人物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在接受别人帮助的同时施展出自己不负栽培的好手段、真本事，这才是他们把握历史性际遇的关键性的一步，也是他们最终成名的要素之一。这其中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一个人要想取得某种成就，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客观方面却往往掌握在别人的手中。接受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就像一颗优良的种子不拒绝一块适合自己生长的土壤一样，势必会加速一个人的成功，有时甚至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
着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和着名篮球运动员郑海霞的成长经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单田芳是一位深受广大听众喜欢的评书艺术家。调查统计表明，他在海内外的听众已达6亿之众，这确实令人惊叹。
然而单田芳走上评书事业的道路却是与他善于接受别人的帮助分不开的。单田芳出生在一个评书世家。在旧社会，这是一个卑贱的职业。为此，单田芳的父母痛下决心，决定改换门庭，以读书续世。
1953年，单田芳顺利地考入了大学。这时，风华正茂的他却患上了严重的痔疮，先后动了三次手术，耽误了许多功课，怎么办？单田芳陷入了深深的迷惘和懊恼之中。
这一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四个年头，新国家的诞生也产生了人的观念和地位的巨大转变。曲艺演员在当时不仅收入丰厚，而且社会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单田芳的母亲王香桂就曾相继受到周恩来等高层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于是，单田芳的父母重又萌动了栽培他学艺的念头，并动员了评书界的几位前辈，每日以理晓之，以情动之。
虽然单田芳当时并未料到他将会有辉煌的未来，但鉴于形势，他还是明智地听从了劝告，改弦易辙，并于1954年正式拜着名评书艺人李庆海为师，走上了从艺之路。不久，便声名远扬。
文革开始后，率真耿直的单田芳因口吐真言而受到批斗，造反派的毒打打碎了他的满嘴牙，窝火带憋气毁坏了他的嗓音，以至于文革结束时，单田芳已不得不面临再次改行的问题。
然而，命运又给了他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初，着名女评书演员刘兰芳的一炮走红使得鞍山曲艺团的领导想到了单田芳。在他们的帮助下，单田芳很快被送进医院，经过手术终于又发出了现在人们再熟悉不过的沙哑的声音。
唐代文学家韩愈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所以，假如你是一匹千里马，就一定要找到可以相助自己驰骋千里的“贵人”。
7．男人要借力，别耍大男子主义
贵人的引荐和提拔往往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敲门砖，能够为自己赢得机会和广阔的舞台，充分地释放自己的才华，做到“怀才有遇”，从而为自己进一步实现人生价值奠定基础。有时候，男人要懂得借力而为，千万不要自以为男子汉大丈就万事不求人，那不是志气，而是大男子主义。
在生活中有些男人抱怨不得志，无施展才华的机会，其实不然，得志是要靠实力和善于把握机会的。在当今社会里，靠贵人之力而使自己的事业步步高升的现象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在人的一生中，很多贵人都有可能出现在你的面前，有的人与之擦肩而过，有的人却幸运地把握住机会得到贵人的襄助，以至于改变了一生。那么，贵人又在哪里呢？
在现实中，我们无法强求与贵人不期而遇，只有到了你的生命轨迹拐弯处时，或许就是你与贵人相会的时候了。此外，还有“出外遇贵人”、“逢凶遇贵人”的说法。若撇开“命”理不谈，贵人其实并不是无条件存在的，在平常生活里的贵人却是由互动关系所形成的，更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
男人处世，就要时刻努力为机遇而准备。生活中的贵人从不会主动找上门来的，只有靠你自己的努力。
曹操刚崛起时天下主要势力各有优势，如孙策凭借长江天险而固守，刘备则凭借“光复汉室”的招牌而感召天下。在群雄并起的形势下，欲想谋求霸业，必须营造一种自己的优势来号令天下。
在曹操之前，先是董卓控制着汉献帝这面“义旗”，但他是一个专横跋扈、滥施淫威的暴徒，没有能很好地利用这一优势，很快便落得个“暴尸于市”、“焚尸于路”的下场。此后，汉献帝在杨奉、董承等扶持下离开关中。于是，要不要借机迎奉献帝就成了摆在曹操面前的一大问题。
军阀割据和混战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是，乘乱起兵的大多数领导者，只有军事家的头脑而很少有政治家的眼光。只有曹操独具慧眼，清楚地认识到政治决策的正确与否以及民心的向背是决定胜负的首要因素。因此，他经过比较权衡，决定以“奉戴天子”，把天子作为自己的“贵人”和靠山，“挟天子以令诸侯”。
经过一场热烈的争论，后来又经过一番艰苦曲折的奋争，曹操终于于建安六年八月将当时处于困窘中的汉献帝迎至许都。将献帝迁到许都由自己来充当献帝的保护人，是曹操政治生涯中的得意之作。
曹操这样做不仅使自己获取了高于所有文臣武将的地位，而且把献帝变成了自己进行统一战争的工具。从此，无论是征伐异己还是任命人事，都可利用献帝名义，名正言顺置对手于被动地位，而给自己创造了极大的政治优势。
这样做在客观上对国家、对人民也有好处。当时群雄割据，谁都想吞灭对方独霸天下。曹操迎皇帝入许都，将献帝置于自己有力的保护之下，虽然使献帝变成了一个傀儡，但也使献帝在局势极为混乱的时期免除了被废黜、被杀害的危险。保留了这样一个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使得各地割据者的野心、行为受到遏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央集权。这对控制割据、分裂局面的恶性发展，加速国家统一的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古往今来，许多成大事者都颇得“借一种旗号”以令天下的真传与实惠，众人皆知的春秋五霸霸主齐桓公就是通过“尊王攘夷”的做法而获得其政治上、军事上的主动权，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运用这一谋略的又一经典范例。
中国古代有一句成语，叫作“要想打鬼，借助钟馗”。打鬼借助钟馗，确实是一个十分高明的谋略。一方面，鬼是怕钟馗的；另一方面，拥有了钟馗也就掌握了打鬼的优势与主动权。
看来，做事情尤其是做大事情要借助一种招牌，或者说打着一种旗号，而这种招牌和旗号的名声必须是响亮的，表面的威信必须是公认的。这样才能感召众生，并使之竭智效力。
李鸿章早年屡试不第，“书剑飘零旧酒徒”，他一度郁闷失意。然而1859年他却受到了命运之神的眷顾，从一个潦倒失意客一跃而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翻开了新的一页。
李鸿章拜访曾国藩，牵线搭桥的是其兄李瀚章。李瀚章是曾国藩的心腹，当时随曾国藩在安徽围剿太平军。有了这层关系，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的赏识。
有一次，曾国藩想要弹劾安徽巡抚翁同书，因为他在处理江北练首苗沛霖事件中决定不当，后来定远失守时又弃城逃跑，未尽封疆大吏守土之责。曾国藩愤而弹劾，指示一个幕僚拟稿，总是拟不好，亲自拟稿也还是拟不妥当，觉得无法说服皇帝。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是皇帝的老师，弟弟是状元翁同和。翁氏一家在皇帝面前正是“圣眷”正隆的时候，而且翁门弟子布满朝野。怎样措辞才能让皇帝下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办，又能使朝中大臣无法利用皇帝对翁氏的好感来说情呢？
曾国藩大费踌躇，最后决定这个稿子由李鸿章来拟。奏稿写完后，文义极其周密，而且有一段刚正的警句说：“臣职分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这一写，不但皇帝无法徇情，朝中大臣也无法袒护了。曾国藩不禁击节赞赏，就此入奏，朝廷将翁同书革职，发配新疆。
通过这件事，曾国藩更觉李鸿章此才可用。
一个男人要想成大事，固然要靠实干，但有的男人一辈子实干也未成功。这大约是缺少贵人相助。贵人可能是身居高位的人，也许是令掌权人物崇敬的人。这样的人经验、专长、知识、技能等在那个圈子里名头响，说话管用。让贵人扶上一把，有时可以省很多力。
一个男人在努力上进的同时又能获得贵人的帮助，不但能早日迈向成功，更能让生命变得充实。通常贵人不会主动找上门来，既要善于抓机遇，又要广结善缘，多方营造关系网络，这样在人生关键时刻才会有贵人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