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重点】
1.掌握商业银行存款创造与收缩的过程，货币供给的外生论和内生论。
2.熟练掌握货币供给的乘数模型，影响货币供给的因素。
商业银行的存款创造
在金融体系中，商业银行最重要的特征是，商业银行能以派生存款的形式创造和收缩货币，从而非常强烈地影响货币供应量。
（一）存款创造的条件
现代商业银行采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和非现金结算制度构成商业银行创造信用的基础，也是商业银行存款创造的前提条件。
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存款机构必须把所吸收的存款余额的一部分缴存到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来说，其所缴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越多，可用于发放贷款的资金就越少，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就越差；反之，亦然。
非现金结算制度则是指人们能通过开出支票等进行货币支付，银行之间的往来进行转账结算，无须用现金。如果不存在非现金结算，一切支出都要付现，则会大大降低商业银行创造派生存款的能力。
（二）多倍存款扩张的过程
为了便于说明商业银行体系是如何创造信用的，我们假定：①银行体系由中央银行及多家商业银行组成；②活期存款的法定准备率为20%；③准备金由库存现金及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组成；④公众不保留现金①。并将一切货币收入都存入银行体系；⑤各商业银行都只保留法定准备金而不持有超额准备，其余均用于贷款或投资。
假设某人A向中央银行出售证券获得＄10000，并以活期存款的形式存入甲银行。由于法定准备金率为20%，甲银行只需以＄10000×20%＝＄2000作为准备金，其余的＄10000×（1－20%）＝＄8000全部贷出。
（三）存款收缩过程
现在考虑相反的情况。假设法定准备金率还是20%，并假设银行系统没有超额准备。甲银行的客户A向中央银行购买了一张＄10000的证券。
客户A动用在甲银行的＄10000存款，结果甲银行的准备金和活期存款各减少＄10000，使得其准备金率下降到r1＝10000／90000＝11.1%，低于法定准备金率，为此，甲银行必须设法收缩贷款来恢复到法定准备金率.由于甲银行对A的＄10000存款仅仅保持了＄2000准备金，所以现在缺少储备＄8000。假定甲银行向客户B收回贷款＄8000，这样，资产方面贷款减少了＄8000，而准备金增加了＄8000，准备金比率恢复到20%的法定准备金率。
（一）乔顿货币乘数模型
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乔顿（Jordan）发展了弗里德曼一施瓦茨和卡甘的货币供给模型，导出了更为复杂的货币乘数模型。在乔顿模型中，货币只包含公众持有的通货和私人活期存款，即狭义货币M1。
（二）基础货币
1.基础货币的概念
基础货币，也称货币基数（Monetary Base）、强力货币，因其具有使货币供应总量成倍放大或收缩的能力，又被称为高能货币（High‐powered Money）。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金融统计手册》（2000年版）的定义，基础货币包括中央银行为广义货币和信贷扩张提供支持的各种负债，主要指银行持有的货币（库存现金）和银行外的货币（流通中的现金），以及银行与非银行在货币当局的存款。
2.基础货币的决定因素
基础货币由现金和存款准备金两部分构成，其增减变化，通常取决于以下四个因素：
（1）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的变动。这是影响基础货币的最主要因素。一般来说，中央银行的这一债权增加，意味着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再贴现或再贷款资产增加，同时也说明通过商业银行注入流通的基础货币增加，这必然引起商业银行超额准备金增加，使货币供给量得以多倍扩张。相反，如果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债权减少，就会使货币供应量大幅收缩。通常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对这部分债权有较强的控制力。
（2）国外净资产数额。国外净资产由外汇、黄金占款和中央银行在国际金融机构的净资产构成。其中外汇、黄金占款是中央银行用基础货币来收购的。一般情况下，若中央银行不把稳定汇率作为政策目标的话，则对通过该项资产业务投放的基础货币有较大的主动权；否则，中央银行就会因为要维持汇率的稳定而被动进入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平抑汇率，这样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对中央银行的外汇占款有很大影响，造成通过该渠道投放的基础货币具有相当的被动性。
（3）对政府债权净额。中央银行对政府债权净额增加通常由两条渠道形成：一是直接认购政府债券；二是贷款给财政以弥补财政赤字。无论哪条渠道都意味着中央银行通过财政部门把基础货币注入了流通领域。例如，我国1995年的财政借款存量为1600多亿元，对近几年的基础货币量产生了一定影响。
（4）其他项目（净额）。这主要是指固定资产的增减变化以及中央银行在资金清算过程中应收应付款的增减变化。它们都会对基础货币量产生影响。
3.基础货币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在货币乘数一定时，基础货币的规模决定了整个货币供给量的规模。基础货币的变动，不仅引起整个货币供给量的同方向变动，而且还将引起整个货币供给量的成倍变动。
（三）货币乘数
1.货币乘数的概念
作为货币供给之源的基础货币，可以引出数倍于自身的货币供给量。把货币供给量与基础货币相比，其比值就是乘数。用MS代表货币供给，B为基础货币，则可列出下式：
MS＝m×B
式中，m即为乘数。
基础货币是由通货C和存款准备金R组成的。通货C虽然能成为创造存款货币的根据，但它本身的量，中央银行发行多少就是多少，不可能有成倍数的增加，引起倍数增加的只是存款货币D。
2.货币乘数的决定因素
（1）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之一。
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或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而直接地改变货币乘数，从而达到控制货币供给量的目的。所以，在货币乘数的各个决定因素中，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基本是一个可由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外生变量。当然，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将对一国经济带来较大的冲击，因此，它不易比较频繁地变动。
（2）通货比率。通货比率是指社会公众持有的现金对商业银行活期存款的比率。这一比率的变动也主要决定于社会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通货比率的变动对货币乘数，从而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也比较复杂。
（3）定期存款比率。定期存款比率是指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对活期存款的比率。这一比率的变动主要决定于公众的资产选择行为。影响这一比率的因素主要有三个：定期存款利率、其他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收入或财富的变动。定期存款比率对货币乘数的影响相当复杂，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
（4）超额准备金比率。超额准备金比率是指商业银行保有的超额准备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这一比率的变动主要决定于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行为。
3.货币乘数对货币供给的影响
根据现代货币供给理论，货币乘数是影响货币供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而且甚至比基础货币更重要。在基础货币一定的条件下，货币乘数与货币供给成正比。决定货币乘数的因素很多，也很复杂，特别是其中有些因素不是由中央银行所能控制与决定的。因此，在货币供给理论的研究中，对货币乘数的研究要比对基础货币的研究更重要，而大多数货币供给决定模型实际上主要是货币乘数模型。
综上所述，货币供给量是由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社会公众这三个经济主体共同决定的。
这说明，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给并不完全是由中央银行所决定的，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受到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行为的影响，而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的行为又受到经济运行内在规律的影响。由此，可推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在现代经济中，货币供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内生变量。
（四）货币供给的其他模型
1.弗里德曼-施瓦茨货币供给模型
基础货币由中央银行决定，而影响货币乘数的变量在弗里德曼-施瓦茨分析中简化为两个：存款准备金率（D／R）和存款与通货比率（D／C）。他们称这两个比率及基础货币为决定货币供给量的大致决定因素。虽然这两个比率不能由中央银行决定，但中央银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抵消这些因素波动的影响。所以货币供给函数是稳定可测的。
2.卡甘货币供给模型
卡甘将（C／M）和（R／D）分别称为通货比率和准备金比率。通货比率在长期中具有下降的趋势，准备金比率很不稳定，经常处在较大幅度的变动状态中。卡甘研究认为，基础货币的增长决定了货币存量的增长，而通货比率和准备金比率的作用则很小，而在周期性变化中，通货比率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货币供给
（一）中国的货币层次及其乘数
由于金融发育程度不同，多国货币供应量的内涵不一致。我国目前对货币供应量的定义如下：
M0＝流通中的现金
M1＝C＋D，其中C为流通中的现金即M0，D为活期存款，包括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存款及农村存款。
M2＝M1＋TD，TD为准货币，包括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定期存款、信托类存款与其他存款。
B＝C＋R，其中B为基础货币，R为各类金融机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
由此，可以定义M1和M2的乘数。
m1＝（1＋k）／［（rt＋re）（1＋t）＋k］
m2＝（1＋k＋t）／［（rt＋re）（1＋t）（1＋t）＋k］
式中，m1、m2分别为M1和M2的乘数，k是为通货存款比率（k＝C／D），t为准货币占活期存款的比率（t＝TD／D），r为总准备金比率（r＝R／D＋TD＝rt＋re），rt为法定存款准备率，re为超额准备率。
（二）基础货币的影响因素
1.中央银行对中央政府的债权。中央银行通过增加或减少中央政府债券从而对基础货币总量产生影响。
2.商业银行再贷款数量的变化。在1994年前，我国存在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1994年后则发生了重大变化。
商业银行信贷的增加导致存款货币的增加，根据我国准备金制度的规定，商业银行必须相应增加存款准备金。当商业银行不能自行解决法定存款准备金时，可以向中央银行求助。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迫使中央银行增加再贷款：一种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将中央银行支持政策性贷款的资金挪作他用，将资金的“硬缺口”留给中央银行。另外一种方式是未来支持更多的贷款，商业银行尽量压低超额准备金比率，这会对商业银行的安全性产生影响，但由于在当时体制下银行不会破产，商业银行对利润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自身安全的关注。由于中央银行承担着维持金融秩序稳定的职能，当商业银行系统出现支付危机时，中央银行不得不作为最好贷款人，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增加基础货币供应。
1994年后，这一货币供给“倒逼机制”趋于消失，因为我国的金融体制和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金融体制方面，主要是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担原有商业银行的政策性功能，实现了政策性贷款和商业性贷款的分离。在宏观经济方面，主要是人民币汇率并轨，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3.外汇储备存量的变化。1994年1月1日我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中国对外贸易多年来呈现顺差的情况下，外汇资产的大量增加必然会导致基础货币的大量投放。
（三）货币乘数
我国实际上从1984年才真正建立起中央银行制度。有关学者对我国1985年6月至1995年12月间货币乘数进行了分析。这一时期货币乘数变动具有如下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