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商人势力弱于江南，封建官僚势力却颇为强大。按道理来说，如此损害地域利益的决定，一定会遭到反对。如此巨大的工程要征发众多民夫、收缴更多粮食，要牵动各方的利益，甚至要拆毁村寨、挖毁坟墓……
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开河记》是成书于唐末的一部小说，讲述了大业四年隋炀帝开凿永济渠的故事，其中有个叫“麻叔谋”的人任开河都护（总监工）。运河河道要经过宁陵县人陶榔儿的祖坟，陶榔儿听说麻叔谋喜欢吃嫩羔羊肉，就送给麻叔谋一碗肉。麻叔谋吃完，觉得这碗肉特别鲜美，十分满意。
吃人家嘴软，麻叔谋就下令让河道绕开陶家坟地。
看起来，麻叔谋还是一个靠谱的人，一碗肉就可以买通，也不是拿了好处不办事的人。其实，这碗肉是用三岁男孩的肉做出来的人肉羹，称得上颇为稀有！其他人听说陶榔儿的所作所为，不但没有愤慨，反而纷纷仿效。宁陵县接连丢失了数百名三四岁的儿童，到处可以听见母亲的哭声。
故事的结局是麻叔谋被人告发，隋炀帝派大将来护儿把他逮捕，以等罪名将其腰斩。
故事的情节可能有些夸张，有人利用封建权力搜刮民脂民膏却是一定的。为了接近有权力的封建官僚并从这些人身上得利，有人非但可能道德沦丧，甚至牺牲他人生命也在所不惜—所谓，也许不是一种夸张的写法。
随着工程推进，大批流民再次出现在江北诸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封建官僚终于再次过上了的好日子。
白钱的故事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如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在《隋书》以及历代评话中，隋炀帝被丑化为一个暴君，似乎他这辈子就没干过一件好事。在真实的世界，隋炀帝年间曾经出现过一种货币，叫“白钱”。白钱是中国货币史上最精美的货币之一，按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的说法就是。
—随着大运河渐次通航，江南一地需要一种价值较高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江都周边郡县公议，开十炉开始铸造白钱。白钱以铜、锡、铁合金铸成，是一种货币信用极高的货币，因为在当时，锡可是一种比黄金还要贵重的金属。很快，白钱就扩散到全国，成为一种流通量很大的货币（隋五铢仍然是最主要的货币）。
—江南出现白钱的时候，北方部分郡县隋五铢已经减重50%~60%。也就是说，在北方诸郡，很多隋五铢已经变成重约一克的荚钱了。
如果隋炀帝只是一个守成之主，有前朝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江南一地蒸蒸日上，断不至于弄到国破家亡。很遗憾，隋炀帝是一个有为之主，他深知，如果由着封建官僚折腾，不但北方经济会很快凋敝，关陇士族势力也会逐步坐大。白钱隋文帝时代，各地货币并无兑换比例，毕竟重量都差不多，基本为1∶1。白钱的出现打破了这个平衡，江南白钱在北国获得了极高的购买力，与正常隋五铢的兑换比例为1∶5，又可以换到七八枚减重后的隋五铢。
隋炀帝看出了其中便宜，推出了一次貌似公平的改革：全国统一以白钱缴纳赋税，不再征收隋五铢，至于数量，原来缴纳多少隋五铢现在就缴多少白钱。问题是，江南一带向来都是以货币补偿税款，江北却从来都是缴纳实物。这个要求放到隋文帝时期也许并不过分，当年阔边直笔五铢钱也是这么做的。
现在，不一样了。
—隋文帝起自关陇士族，是关陇士族领袖，在剥夺他们财富的同时给这些人留下了科举考试的出路，属于“交钱不杀”的政策。
—隋炀帝起自江南，历来“培植南人”，不但虞世基、裴蕴等南陈前朝高官开始主持朝廷中枢，陈宣帝（陈叔宝）的女儿宣华夫人也独占帝宠，南人甚至开始渗入军方势力，江南将领来护儿、麦铁杖成为朝廷禁军最高领导。这摆明了是想撇开关陇士族单练，属于“要钱又要命”。
况且，隋炀帝同时还推出了一个类似西汉“告缗令”的诏令。西汉“告缗令”要求百姓告发富人所匿藏财富，而隋炀帝要求江北乡民揭发长官的恶劣行径。收到告状信后，隋炀帝又往往不加深究就将被告者“皆斩”或“籍没其家”—本来就想摆你一道，这只不过是个借口。
结果，告密者往往是无赖之徒，后来这条政策本身甚至成为北方官人剪灭异己的重要手段。
对隋王朝来说，北方经济不如南国，这本不是一个问题，经济不好，慢慢建设就是了。封建官僚虽然聚敛无度，却是支持帝国统治北方的中坚，失去了关陇士族的支持，大隋帝国的气数也就尽了。
隋炀帝要对付的不是手无寸铁的富人，而是武装到牙齿的封建官僚。隋朝虽然建立了科举制，却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分权社会，每个郡县都有“铸钱炉”，朝廷粮仓分散于各地，地方官甚至有权调动军队。因为，隋文帝为了节约钱财根本就没有维持常备军，士兵来自临时征召的农民（“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地方官一声令下就可以集结农民作战。
恰恰在此时，炀帝遇到了另一件必须决断的事情。大业九年（公元613年），隋炀帝北巡突厥的时候，居然亲自在突厥营帐中发现了高丽国派来的使者。用脚趾头都能猜到，这些人不可能是特意赶来朝拜他大隋朝皇帝的，而是要跟突厥共谋对付大隋帝国。
此后，便是隋炀帝三征高丽了。
在修筑京杭大运河的时候，隋炀帝就已经让广大江北人民作出了重大牺牲，这一次，征讨高丽也主要在江北调集兵力，说白了又是“损北补南”。北方封建官僚再次放大了这种压力，征发民夫却不给任何补偿。士兵本来就是农人，隋朝北方经济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为主，一个家庭失去了劳动力，也就失去了最主要的经济来源。
至于三征高丽，隋炀帝实在不应该下一道极为愚蠢的命令：为展示我大隋帝国道德风范，但凡投降的高丽将领和士兵，一律不需要缴械，仍让其维持原有编制。结果，高丽兵将一到打败的时候就投降，隋朝军队主力刚一离开就接着开战。
一来二去，高丽战局渐成胶着之势，长年累月的战争也耗尽了北方财富。人们既然活不下去，杀心自起，起义再次爆发了。
说好听点，流民起义是大家仗着人多一起去官府讨个说法，答复不满意就砸烂官衙。说难听点，这种拖家带口的队伍根本就不可能投入战场作战，几万人的起义军经常被几百个官兵追着打。
这次不一样，造反的人除了流民，还有北方关陇士族。
隋炀帝以北方民力建设各项伟大的工程，虽然给了封建官僚捞钱的机会，但也给这些人造成了极高的机会成本，很多官僚因此被灭门。
与其每时每刻生活在恐惧之中，不如干脆反了吧！
大业九年，隋炀帝亲征高丽，家中两代宰辅的杨玄感起兵谋反，这是隋朝第一次大规模内战。起兵的时候杨玄感的职责是河都运粮使，他利用手中的粮食在山东招买流民，首先发难。
朝廷迅速扑灭了叛军，杨玄感的首级也被传递到各郡警示诸官。单纯从这次战争看，隋炀帝是有能力控制局势的。
很遗憾，隋炀帝并未从中吸取教训，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再次起兵征伐高丽，照样尽发北国之兵（成年男子）。对大隋帝国来说，大业十年又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景：
山东诸郡遭遇旱灾，郡县府库中的粮食虽然堆积如山，但官吏就是不肯开仓放粮。更有甚者，诸如负责赈济灾民的于仲文等官僚，居然将赈灾用的粮食拿到集市上卖了一个好价钱！
流民开始还能剥树皮为食，然后开始吃树叶，等到皮叶皆尽就只能吃观音土，最后就是……
天下大乱，不可遏止地发生了。
隋炀帝三征高丽的同时，李渊、刘武周、罗艺、薛举、李轨、梁师所统治的州郡，也是在修筑大运河和三征高丽中受损最多的郡县，纷纷在自己官长的带领下起兵反隋。
关陇士族利用流民的仇恨点燃了农民战争之火，拥兵自重的封建官僚则成为主导，隋末农民大起义也出现了一种从来没有、也再未产生的特征：叛军全部集中在长江以北，他们各自为战，不同的领袖却有统一的名称—“豪帅”，这些人原本是地方官吏，甚至是郡一级的刺史或封疆大吏。
生死存亡之际，隋炀帝又出了一招昏棋。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第三次北征高丽兵败。从雁门突围后，隋炀帝再也不愿意回到关陇士族的老巢—长安，而是选择了自己的龙兴之地江都。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在兵败辽东、身围雁门、烽烟遍地的情况下，隋炀帝不可能寄希望于没有势力基础、自己在位时仅有过数月盘桓的西京长安。无论是狐死首丘，还是图东山再起，心理上、政治上的因素都会促使他选择江都。
很遗憾，现在看来，这是错的。
隋炀帝是大隋帝国的正统，起兵反隋的人不是关陇士族的骨干，叛军领袖绝大多数只不过是低级官僚。即使隋炀帝失败很多次，他也始终是正统皇帝；叛军只需要一次失败，就可能出现全局性崩溃。更重要的是，江南虽然商人势力发达，却不可能为隋炀帝提供强有力的军事力量支撑帝国平叛，隋炀帝手下最强势的“骁果军”本是为讨伐高丽建立的军队，无论士兵还是将领都来自长江以北。隋炀帝的本意可能是南渡丹阳，仿效东晋保留江南半壁江山，以图东山再起。来自北方的将领和士兵可不这么想：江南虽然花好月圆，士兵的愿望却是回故乡与老母妻儿团聚，将领的理想则是杀回长安为自己拼得功名。为笼络这些来自北国的士兵和将领，隋炀帝的谋臣为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也就是说，强令军中某个级别以上的军官娶江南女人为妻，这摆明了是想割据江南，永不再回长安。
江北士兵也就在所难免了。公元618年，
左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对“骁果军”造谣：皇帝听说你们想叛乱或者逃回江北，已经给你们准备了毒酒，鸩杀大家后，陛下将与江南人共享此地。随后，隋炀帝被叛军绞杀，南人大臣虞世基、袁充、来护儿、许善心尽皆罹难。中原大地再次陷入混战之中……
小结：隋之殇
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隋朝只存在了短短三十多年，在五千年中国历史中不过沧海一粟。不知大家是否思考过这么一个问题：一个三十多年的短命王朝，为何与三百年盛唐并称为“隋唐”？因为，大隋帝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帝国之一，科举制缔造了相对清明的封建官僚制度，帝国在全境范围内再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国家的统一也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隋文帝、隋炀帝坚持执行了重商政策；除了最后几年，隋代国家富强、民众富裕，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与之比肩。
隋炀帝这个成长于江南的才子，试图在江南培育商人势力，以此对抗盘踞在“长安—洛阳”一带的关陇士族。由此，隋炀帝推出了一系列相当不公平的区域政策，无论修建京杭大运河还是征伐高丽，都使江南获益而江北受损。江南商人是关陇士族最不能接受的一种势力，他们拥有土地、技术、金钱，不但人数众多而且靠创新吃饭，不可能任人宰割，也不可能被人奴役。
掠夺江北利益补贴江南之时，隋炀帝却又必须依靠江北的关陇士族，隋文帝辛苦压制的封建官僚势力再次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关陇士族放大了隋炀帝政策的负面影响，三征高丽之后，“长安—洛阳”一带的江北百姓出现赤贫化。隋炀帝对这种情况颇为警觉，试图以白钱破坏关陇士族的财富基础，进而开始使用“告缗令”一类的极端政策打击关陇士族。关陇士族本是隋朝统治的基础，隋炀帝把整个北方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大隋帝国的瓤子终于烂尽了。
对黎民百姓来说，苦难是具体的，父子携手共入江湖，艰辛历历在目；对黎民百姓来说，仇恨又是抽象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其实关陇士族才是罪恶之手。关陇士族利用仇恨而不是正义点燃了隋末农民战争之火。当贫穷变成毋庸置疑的道德，普通人便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暴戾。
帝国危亡之际，隋炀帝错误地退守江南一地，希望能在自己成长的土地上东山再起。他不知道，在创造财富和掠夺财富之间，往往是掠夺财富更有效率，他根本就不具备击溃关陇士族的基础。
中国历史上经济最强盛的王朝—大隋帝国，立国三十八年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