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青海地区生活着另一个古老的民族—西羌。与匈奴一样，西羌也是一个游牧民族，自己只能饲养牛羊、马匹，粮食、布匹都要靠汉朝供应。对西羌人来说，能换到粮食、布匹当然好，如果换不到，纵马抢劫更省事。
西汉年间，汉武帝曾经收服诸羌，并在羌地设置了郡县；汉宣帝、汉元帝先后对西羌发动过三次大的战争，诸羌从此一蹶不振。西汉末年，天下大乱，帝国无暇西顾，西羌由此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东汉中期，西羌人口数量已经与匈奴鼎盛时期相近。
东汉举国上下却对此毫无警觉，醉心于发财的坞堡主当然不会关心军事；西汉时期的军马饲养基地也变成了“科研机构”，流传后世的《相马术》就是其代表性成果；甚至皇帝直接统辖的禁军（常备军）也不足万人。更可笑的是，帝国末年禁军居然有很大一部分由宦官兼职组成。
弱势的政府、弱势的军力、强大的经济，最容易引来外贼窥视。
汉安帝永初年间，西羌多次侵扰冀县、平襄（今甘肃甘谷、通渭），经常一次就屠杀上万名汉人；多名高官先后罹难，汉中太守郑勤阵亡、凉州刺史皮扬阵亡、征西将军司马钧兵败自杀；最后，西羌甚至一度围攻故都长安。
战乱之中，人们追求财富的梦想被打破了。甘肃、陕西地区的汉人开始大规模内迁，人们放弃了自己的家园，再一次走上了流浪的道路。
流民，再一次出现在帝国的版图之上……
在汉安帝的号召下，吃尽了西羌苦头的坞堡也只能心甘情愿地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只不过，坞堡军队没有统一的领导，在战争中当然不会分工合作，更多的情况是，一支坞堡军队遇到敌人，友军龟缩不出，坐看友军失败。加之东汉坞堡派出的士兵都是原来扛锄头的农夫，这些人临时拼凑起来组成军队，单兵作战能力确实远低于西羌，十个步兵也未必能打赢一个西羌骑兵，因此，东汉军队逐渐被各个击破。
这场战争持续了十四年，东汉帝国全体臣民一共花掉了二百四十亿枚铜钱，差不多相当于西汉帝国二百年间铸造的货币总和。然而旷日持久的战争并未能击溃西羌，也没有保护好内地黎民百姓，反而培养了一批强大的军阀：张焕、皇甫规、段颎等，还包括后来祸乱汉家天下的董卓。
汉羌战争消耗的社会财富越多，东汉帝国解决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汉安帝死后，东汉帝国再没有能力主动对西羌发起攻击，在战争中几乎完全处于守势，西羌之祸愈演愈烈。汉桓帝在位二十一年，西羌四十五次入侵，朝廷甚至未能组织一次有效反击。
战火蔓延到朔方、云中、雁门、代郡、琢郡、渔阳、辽东等内地诸郡，西羌士兵一度进攻都城洛阳。
连年征战使得东汉人民无心稼穑，帝国政府既然解决不了西羌入侵，其他社会问题也就随之激化。
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全国近三分之一的郡县遭受蝗灾，帝国版图内再次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流民。这些人光着身子、吃着草根，在饥饿和病痛的折磨下流浪于帝国阡陌之间……
铜臭的由来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江山风雨飘摇之际，一位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昏君”—汉灵帝刘宏—登上了舞台。
汉灵帝之所以臭名昭着，据说是因为卖官。后世史家认为，他在帝国统治行将崩溃之际仍旧卖官敛财，最终导致东汉帝国灭亡。今天的电视剧中也经常有这样的镜头，每当皇帝醉心于享乐的时候，总有忠臣站出来大骂皇帝（一般会义正词严、声色俱厉，甚至声泪俱下）：你难道想学汉灵帝刘宏吗？
其实，卖官不是汉灵帝首创，更不是后无来者，卖官者也不乏所谓“明君”，前有秦国的秦穆公、西汉的汉武帝，后有唐朝的唐玄宗、宋朝的宋神宗，卖官的皇帝数不胜数。只不过，公卿大僚之位居然被拿到市场上叫卖，终究不是什么光彩事。皇帝卖官就像鬼子进村，悄悄买、悄悄卖，声张的不要。
中国两千年封建王朝，公开颁行诏书卖官的皇帝只有汉灵帝一人而已。非但如此，汉灵帝卖官还大鸣大放，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为官职规定了种种价格折扣，上至公卿，下至县令，几乎无一不卖。
如此明目张胆地卖官，不仅仅是皇帝丢脸，连官僚的脸也被丢光了。所以，无论史学家还是平民百姓，都认为汉灵帝是一个昏君。汉灵帝，几乎成了灰太狼和懒羊羊的合体。
真的是这样吗？
东汉本就是最穷的封建王朝，除去西羌入侵，汉灵帝当政二十二年，全国居然发生了三十一次大地震。
刘宏，真是穷到了极点。
按照一般思维，为挽救风雨飘摇的帝国，统治者一定会铸大钱敛财。
汉灵帝的情况，属于二般。
汉灵帝确实选择了铸币敛财，只不过，他没有选择铸大钱，反而铸造了足值的五铢钱。中平初年，刘宏重铸五铢钱，汉灵帝五铢背面有四道斜纹，所以汉灵帝五铢也被称为“四出五铢”。从出土文物来看，四出五铢重35克，仅比赤仄五铢轻05克。
灵帝一朝，先后三次铸币，都是这种四出五铢，始终没有发行虚值货币。
汉灵帝初年（公元168年），帝国已经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每石粮食价格为万钱，一匹马的价格约为两百万钱，这个数字已经和西汉末年战乱时代不相上下。四出五铢并非虚值货币，在超级通胀中，这点钱对巩固东汉统治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四出五铢刚刚面世，坊间就开始流传，铜钱背后的四道斜纹代表四方邪气冲天，四方必将大乱……
第一次读这段历史，我非常奇怪，汉灵帝这么做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后来，我明白了，汉灵帝敛财的方法就是卖官。
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汉灵帝颁布诏书，公开买卖官职，上至公卿，下至县令，所有官职无不需要以钱交换。现任官僚也需要补缴费用，官声卓着者可以打五折、三折。
比如，刘宏就曾打五折，以五百万钱把司徒的位置卖给了“晋州望族”（晋州坞堡主）崔烈。
在崔烈的受封典礼上，刘宏突然有点后悔，说：“司徒五百万钱卖给你实在是便宜你了，这应该是一千万钱的价格。”
事后，崔烈问儿子（崔钧），自己现在位列“三公”，可曾听到外界对此有何议论。
儿子答：“父亲曾经历任卿、太守之职，无论资历还是官声，您都应该得到三公之位。
今天，您却通过买官获得司徒的位置，实在让天下人失望。因为，您这个司徒的位置，铜臭味道实在是太重……”
这句“悔不千万”为刘宏留下了千古骂名，也给封建官爵留下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铜臭。
或许汉灵帝认为，帝国已经出现了“三空”（田野空、府库空、朝廷空），既然封建官吏没有实权，卖掉又有何妨？卖官不用盘剥百姓，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这才是敛财的最佳手段。何乐而不为？
汉灵帝没有想到的是，虚值货币，皇帝不发，有人替他发！
买官者本就是坞堡中的军阀，现在，他们终于获得了合法的官职。他们到任之后，第一件事往往就是私铸货币—“铅券”。
顾名思义，“铅券”就是铅质的货币。遗憾的是，我没有找到铅券的出生地，史籍对此语焉不详，可能是有一个地方官铸造铅券，之后大家纷纷模仿。在这里，我只能为大家总结一下铅券的特点：但凡流传下来的铅券，货币单位不是可以抵多少铜钱，而是可以在某地兑换多少土地，也可以按照土地价值交换其他财富。
乱世之中，大概大家都觉得铜钱也不靠谱了。
铅只是一种比铁还重的金属，虽然单位价值高于铁，却比黄金便宜很多。而土地可是农耕时代最大的财富，以铅券换土地，这何止是抢劫！
可以说，铅券是中国历史上最恶劣的虚值货币。
经历了羌人之乱，所谓官员面对的根本不是黎民百姓，而是跟他一样强势的军事坞堡。大家都是军阀，凭什么让我挨你的刀子？既然你只是名义上的官府、实际上的强盗，那么，也只有比一比谁的刀更快了。
结果：坞堡VS坞堡，也就是传说中的军阀混战。
本就已经羸弱不堪的底层黎民再也不能承受军阀混战的压力，在灾害、异族战争的多重压力下，史籍再次出现了“人相食”的记录：河内人妇食夫，河南人夫食妇，流民再次成为一股无法遏抑的洪流……
当连活下去都成为奢望，一个道教的分支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在信徒奉为神灵之语的《太平经》中，人们开始发泄对帝国无能的愤恨：皇帝不是隐士，天下间的事情、天下间的道理，作为皇帝却一无所知，这才是皇帝最大的错误。
这个道教分支的首领叫“张角”，他自封“大贤良师”。毫无生的希望，人们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给了虚无，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性—理性并不能延续人们的性命。这些信徒认为，所有人都应该臣服于这位“大贤良师”，之所以有人没有得救，是因为对“大良师”还不够忠诚。
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这些无比忠诚的道教徒在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同时起义。无以为生的流民在头上围起了黄巾，高喊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中原大地再一次陷入混战之中……
董卓之错，在于他明明是土匪，却偏偏以国家名义发行无字小钱。与其说无字小钱打破了人们对货币的信任，毋宁说自此封建帝国的信誉完全崩溃。封建帝国已经完全成为强盗，再也没有一个土匪能取得黎民百姓的信任。有时候，历史充满了诡异。
西汉帝国曾那么强势，却无法遏制汹涌的流民—官军终究不会为剿灭流民尽到最后一分力量；东汉帝国朝廷中枢没有直接控制军队，却以极高的效率消灭了农民起义—坞堡对防范流民不遗余力，流民经常无处可以流窜。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各路军阀把黄巾军消灭得干干净净。董卓，就是镇压黄巾军的军阀之一。
一个人做一件坏事并不难，难的是做一辈子坏事。做坏事被人骂并不难，难的是被人一骂就是两千年。西汉末年的王莽、唐朝的李林甫、宋朝的秦桧……中华上下五千年出了很多坏人，绝大多数顶级的“坏人”都毁誉参半，不会一边倒骂声一片。唯独这位董卓，这么多年、这么多史书，无论正史野史，我从来都没见任何人说过他一句好话。
据《三国志》记载，董卓年轻时勇武有力，经常身带双鞭，在马上可以左右开弓。
西羌祸乱中原的时候，董卓凭着一身好武艺找到了一份工作—郡守派他率领乡民抗击西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民兵连长。
董卓非常热爱这份工作，为抗击西羌付出了巨大努力。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同羌人头领喝酒，酒酣耳热之际也常常纵声放歌，据说这样可以联络感情。当然，喝酒唱歌之际董卓顺带挑拨离间，挑动羌人内斗。
挑拨离间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绩，董卓居然成为西羌几个部族的首领，时而抢劫汉家，时而打击羌人其他部族。
靠着这些家底，董卓参与了镇压黄巾军的战争，势力逐渐强大起来。
这里要说，汉灵帝是一位眼光敏锐的帝王，他意识到董卓的存在对帝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公元189年，汉灵帝在弥留之际发出最后一道诏书，在没有收钱的情况下免费任命董卓为并州刺史，希望以此稳住董卓，让他不要来京城惹是生非。汉灵帝死后，东汉帝国失去了最后一位有能力统辖全局的帝王，朝廷由此变得一团糟。在宦官、外戚、朝臣的无数次斗争中，董卓找到了一个机会率兵进入洛阳，成为主宰东汉王朝的人。
说起来很可笑，董卓进京，带了多少人马呢？
答：三千人。
没错，是三千名士兵，这已经是董卓的全部家底。三千军队就让朝廷束手就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