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照相刚在中国流传的时候，大部分国人对之怀着排斥的态度，不少人更是觉得这个东西会摄人魂魄，对之退避三舍。吴稚晖曾在日记中记述自己“在甲午以前，但慕咬文嚼字之陋儒，经过甲午惨败，始觉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对于兴学实刻不容缓”。吴氏以宣传照相为契机，进而宣传西方的文明，这又是毕生崇尚科学的他的一个缩影。
吴稚晖俭朴的生活作风源自早年的艰苦生活。他六岁丧母，寄居外祖母家，少年时期生活尤为困顿，常为温饱问题发愁，据他自己回忆：“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十八岁，吴稚晖参加工作，当了一名私塾先生，他赚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外祖母买一床新棉被。难得的是，即使吴稚晖后来显达，他的作风也从未改变。
民国建立后，官场的腐败却没有被革命掉，这让一些有识之士忧心忡忡。1912年2月，吴稚晖和汪精卫、蔡元培、李石曾、张继等人在上海发起“进德会”，旨在改良社会道德。“进德会”会员分普通会员和特殊会员，特殊会员又分甲乙丙三部。普通会员必须做到不狎妓、不赌博、不置妾；特别甲部会员，除前三项外，加不作官吏，共四项；特别乙部会员，再加不作议员、不吸烟，共六项；特别丙部会员，除前六项外，再加不饮酒、不食肉，共八项。因此“进德会”又名“八不会”。
“八不会”中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达到最高级别，能够“五不”、“六不”已经很了不起了，这里面敢于标榜“八不”的，只有吴稚晖、李石曾、廉泉三人。而且由于当中破戒的人越来越多，“八不会”很快不了了之。“八不会”散伙之后，吴稚晖虽然不再受会规的约束，仍然一生清廉俭朴，克己复礼，从未想过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获得任何好处，在那样的时代中，足以成为世之楷模。
“八不会”成立后不久，吴稚晖率领一班学生出洋，因为经费短缺，百余人共处海船之四等舱内，环境脏乱差，再加上波涛汹涌，很多第一次坐船出海的学生吐得昏天暗地。吴稚晖不停地巡视晕船呕吐者，送茶侍饭，不像领导，倒像个老保姆，甚至每天为这些人打扫满地狼藉之瓜子壳、水果皮等垃圾。一日，大家围在一起看一张告示，上面乃吴稚晖亲笔手书：地上拾得一条臭脏的裤子，已代洗净，是哪一位的，请自领回。
吴稚晖不仅衣食住行崇尚简朴自然，他活着的时候，连生日都不过，他有句口号叫“生不做寿，死不开吊”。他不仅自己不做寿，还不让别人给他做寿，为此还煞费苦心地编了一个理由，经常指着自己左臂上寸把长的一块黑色胎记告诉别人：“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
吴稚晖六十岁时，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花甲寿诞，他盛情难却，索性逃之夭夭。农历2月28日吴稚晖寿诞那天，宾客们济济一堂，主角却迟迟未能出场。等到最后，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敬恒谨启。
越到晚年，吴稚晖越是回归赤子，或怒骂，或嬉笑，全是出自内心本我，毫无掩饰。他晚年有这样一段文字：
血气方刚，切忌连连。二十四五，不宜天天。三十以上，要像数钱。四十出头，教堂会面。五十之后，如进佛殿。六十在望，像付房钿。六十以上，好比拜年。七十左右，解甲归田。
不明真相的人以为这是一则人生箴言，其实这段话叫《论房事》，讲的是男女房事的频率问题。好友李石曾老年欲续弦，他写信劝其勿轻“举”妄“动”，但是李石曾不听所劝。后来两人有一次同席，吴稚晖笑对李曰：“我嘛，是上头喜欢荤的，下头却吃素；石曾先生上头吃素，下头确实吃荤的。”
吴稚晖是自然的，也是矛盾的，他一生站在政治的核心，却始终甘居官场的门外汉；他孜孜不倦地提倡科学，主张将“线装书扔进厕所”，但他对自己的万册藏书却视若性命，其中不乏线装书；他的文字张牙舞爪、勇猛精进，他的篆书却始终藏锋不露、圆润婉转。
矛盾的吴稚晖仍是自然的，很少有人矛盾的如此自然。
吴稚晖一生清廉，仅靠政府一份微薄的薪金显然入不敷出，1943年他的学生徐悲鸿、张道藩为他在《重庆日报》上刊出《鬻书润例》，此后他泼墨挥毫，得润笔五六万之巨，然而这笔钱在1948年的通货膨胀中缩水得一塌糊涂，赴台后仅换得台币140余元。但是吴稚晖对此视之坦然，他在世时，所有剩余金钱，存在第四信用合作社的全为倒账，故结账时写了“恰当”两个字，并无余钱可取，他在遗嘱上写道：“生不带来，死乃支配，可耻。”
1948年，年已八十三岁高龄、多病缠身的吴稚晖仍然在教书写字，自力更生，有一天他在工作中突然晕倒了。醒来后女儿劝他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可惜的是，吴稚晖实现了“生不做寿”，却没有实现“死不开吊”。相反，他死得太“热闹”了，这完全出乎他的本意。像吴稚晖这样一辈子与政治打交道的人，能够活出完整的自我已经是个奇迹，至于死后，那只能任人摆布了。
张大千：顶天立地，独来独往
张大千档案名 号\原名正权，后改名爰，字季爰，法号大千，自称大千居士、下里巴人，斋名大风堂生卒年\1899-1983籍 贯\广东番禺出生地\四川内江家 世\张家为没落官宦，常年经商，由于生意起伏，家境落差很大。张大千的母亲、姐姐、二哥都是绘画高手，他的绘画有很深的家学渊源艺术领域\绘画、书法、篆刻、诗词代表作品\《长江万里图》、《庐山图》、《四屏大荷花》、《八屏西园雅集》等经典名言\作画，务求脱俗气，除匠气，去秽气特殊嗜好\美食、旅游、养猿评 价\“张大千，五百年来第一人”（徐悲鸿）出世者与入世者（上）
想起张大千，很多人马上会想到那一把标志性的大胡子。
据说有人曾怀着好奇的心态问张大千：“大千先生，您睡觉时，胡子是放在被子里面还是搁在外面？”张大千听了一愣：“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啊，这样吧，等我晚上弄清楚了再告诉你。”
结果这天晚上张大千整晚失眠，原来他将胡子撂在被子外面，好像不对劲；可是收到被子里面，也觉得不自然。直到最后，张大千也没搞清楚自己的胡子到底是怎么放的。
第二天张大千决定再也不理会这个问题，躺下没多久就鼾声如雷了。
是出还是入？其实何止一把胡子是这样，张大千的生命旅程曾经也彷徨于出世与入世之间，但他最终打通了这两者的界限，完美地解决了这一人世间最大的难题，达到了不出不入，亦出亦入的境界。
张大千自述其人生中有两个最难忘的“一百天”，一是当了一百天的“绿林好汉”，说白了就是土匪。十七岁那年，在重庆求精中学读书的张大千暑假返家途中被土匪绑票，在他被迫向家里写信要钱赎人时，土匪发现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赞不绝口，索性把他留下来当了一个“黑笔师爷”，张大千为了保命只好答应了。当土匪期间张大千跟兄弟们下山抢劫，别人光顾着拿钱夺物，他却捡了一本《诗学涵英》回山研读，人称“雅贼”。接着他又得到一个被绑架的前清进士指点，这才懂得什么是平仄对仗，歪打正着，竟学会了作诗。
三个多月后，这帮土匪被官方以“招安”为诱饵骗过去剿灭了，张大千这才脱离了虎穴。尽管没有最终成为一个“资深”土匪，但是这一百天的土匪生涯却使得大千身上不知不觉地盖上了绿林的印记，带上了些许江湖气，为他的性格中注入了慷慨、豪爽，不喜欢受拘束，富于冒险的精神。
第二个难忘的“一百天”是当了一百天的和尚。张大千从土匪窝回来后，跟随二哥到日本京都留学，学习纺织技术。二十岁大千学成归来，不甘心当个染织工匠的他决心要成为一名画家。由于中国的文人画讲究诗书画兼绝，自认为三样中以写字为最弱的张大千投入上海最负盛名的两大书法家曾熙（农髯）和李瑞清门下，学习书法。
就在这时，从老家传来了一个噩耗，张大千的未婚妻，与他从小青梅竹马的表姐谢舜华因病突然去世了。痛不欲生的张大千冲动之下竟决定到佛门落发为僧，他先是就近去了松江的禅定寺，在那里主持逸琳法师为他取了个“大千”的法名，没想到这个名字竟然一叫不可收拾，从山旮旯里的小小寺庙叫到了大千世界。
这是张大千一年内第二次获得新的名字。不久前，他的老师曾农髯曾根据“黑猿转世”的传说为其取名“蝯”（猿的古字），自此他由张正权变成张蝯，后来他又把左边的虫字旁去掉，成了张爰。
原来张母曾太夫人分娩的前一天晚上，梦见一位长袍白髯的长者送她一只黑猿，第二天黄昏时分便生下了张大千。老者还嘱咐张母，说黑猿“怕月亮、怕荤腥、怕拘束”，让她精心照顾。奇妙的是，张大千断奶后一接触到荤腥便反胃呕吐，一看到月亮就号啕大哭。因此，张大千对自己是黑猿转世深信不疑，他一生不仅爱猿、画猿，还养猿，最多时一度达十几只。大千的二哥张善子亦是画坛巨匠，别号“虎痴”，他养虎、驯虎、戏虎、伏虎、画虎，乃至为虎皈依、立墓，逸事传遍天下。张氏双雄一痴虎，一痴猿，令人叫绝。
“黑猿”长大后，“三怕”中“怕月亮、怕荤腥”两怕倒是消失了，“怕拘束”这一点却牢牢地保留了下来。按照生物学家的说法，猿乃人之初，也是最原始、最无所顾忌的时候，人长大后越来越变得循规蹈矩，哪怕别人不来拘束你，你也会拿一条无形的绳索捆在自己身上。但是，张大千身上我们看不到这条绳索，这或许就是他成为大师的原因吧。
再回到前面去，张大千并没有在松江禅定寺住下，他打听到当今佛门中以天台宗的谛闲老法师声望最高，而谛闲此时正驻锡在宁波观宗寺，于是便一路从松江化缘到了宁波。到了观宗寺，张大千听谛闲谈经说法，天天和他论道，谛闲很欣赏大千的灵性，决定马上为他烧戒。
然而事到临头，张大千却犹豫起来了，头发剃了还能再长，袈裟穿了还能脱下，但是一烧戒，印记便永难除去。张大千本来从禅定寺来到观宗寺就是想找最有声望的大德高僧为自己传戒，这是因为他身上的好胜之心，连当和尚也要当最好的。梁漱溟在这个年纪也想出家，但他又说自己经常与人辩论引发了好胜之心，所以出家未成。同样的，张大千尘缘未了，六根不净，自然不可能真正出家。而且法师跟他说“人性如野马，烧戒如络头”，张大千绝对不想戴上这个“笼头”，他在搬出一套说辞跟老法师纠缠好一阵后，眼见难逃一“戒”，索性一走了之，逃出观宗寺，回归红尘。
张大千的和尚虽然只当了一百天，但是他一生却始终以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自居，“大千居士”成了他最喜欢的一个称呼，以至于真名反而被人们忘记了。
老实说，如果以佛教的清规戒律来观照，张大千实在不是一个合格的佛教徒，甚至背道而行。佛教徒追求清心寡欲，而张大千不仅多欲，简直还有“纵欲”的嫌疑。
张大千多姿多彩的人生，最夺人眼球的是，在一夫一妻制已经深入人心的民国，张大千居然娶了四个老婆，还有一箩筐的艳遇。大千的风流史说来话长，且看后面详述。
张大千不仅热爱美女，也热爱美食，堪称当世首屈一指的美食家，他常以画论吃，以吃论画，教导弟子：一个人如果连美食都不懂得欣赏，又哪里能学好艺术呢？而且张大千自己就是烹饪高手，他甚至扬言：“以艺术而论，我善烹饪更在画艺之上。”张大千将绘画与烹饪结合，创造了“大风堂名菜”，其特点是讲究火候与刀工，造型别致，色彩浑然天成，上菜时常用拼、砌、镶、嵌等手法，使每道菜构成优美的图案，画意盎然，不仅可以吃，还可以观，可以赏。
许多名流都以到大风堂吃一顿“大风堂名菜”为人生最大的享受，张大千亲笔题写的宴客食单跟他的画一样作为艺术品被人争相收藏，他还撰写了食谱《大千居士学厨》存世。不过大多时候张大千并不需要自己下厨，张家的厨师经过他点拨后都是一流的高手，这些厨子镀金后出去都是身价百倍，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书中说：“凡是在父亲家里当过差的厨师。离开后出去开餐馆，都是红火得要命。”
佛家有一个“八斋戒”，是为在家的男女教徒制定的八项戒条，其中一条就是“戒坐卧高广大床”，连睡豪华的床都是禁止的。可是张大千一生中却屡次大兴土木，他在巴西营建了“八德园”，园中光一个人工水池就占地30亩，工程之浩大可以想象；另外张大千还先后在美国蒙特利筑有“环毕盦”，在台北双溪筑有“摩耶精舍”，都是带有私家园林的豪宅，耗资千万且不说。
出世者与入世者（下）
然而，我们如果据此认为张大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享乐主义者，就大错特错了。
按照张大千后来在艺术江湖的地位，他只要偶尔涂鸦几笔就足以过上优裕的生活，事实上，很多艺术家都是到了一定的成就后，名利双收，就此故步自封，艺有止境了。大千自己说：“晚近某些画家功利日退之由，无非误于名、利二字”，张大千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一辈子都在进步，到晚年还有重大突破。在生活中他或许是个享乐者，艺术生涯里却是个苦行僧。
1974年，画家周士心到美国拜访张大千，在其居所“环毕盦”中发现一“笔塚”，系张大千葬笔之处，据云里面已有400余只笔，算来平均一年竟达百来只！到晚年仍如此勤奋，大千先生一辈子奋进不息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张大千在敦煌面壁三年的故事历来在艺坛为人津津乐道。1941年3月，张大千携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以及学生数人由成都乘飞机抵达兰州，后搭车前往敦煌。原本只是打算观摩三个月的张大千为敦煌壁画的数量与质量所震撼，竟然前后在这里合计待了两年零七个月，组织弟子、画友及藏族喇嘛画师有序地临摹壁画，完成了276幅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