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译】
关于用兵的主、客、奇、正，人们虽然可以谈论它，却不一定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守城的军队是主，攻城的军队是客；守营垒的军队是主，进攻营垒的军队是客；两军中途相遇，先到作战阵地的军队是主，后到的军队是客；两军对垒，先呐喊放枪的军队为客军，后呐喊放枪的军队为主军；两人持矛相攻击，先动手刺对方的人是客，后动手格开对方的矛再刺对方的人是主。中间列阵迎敌的军队称正兵，从左右两侧包抄进攻的军队称奇兵；屯宿重兵、坚扎军营与敌人相持的军队为正兵，分出机动部队，飘忽不定，伺机狙击敌人的称奇兵；目标清楚，以自己有所凭恃抵御敌人的叫做正兵，多布疑兵，让敌人无法弄清底细的叫做奇兵；旌旗鲜明，让敢人不敢侵犯的叫做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其实强大却故意显露弱势的叫做奇兵；树起大旗、擂响战鼓，屹然立于阵前不动的叫做正兵，佯装败退、设下伏兵引诱敌人中计的叫做奇兵。忽为主军，忽又为客军，忽为正兵，忽又为奇兵，变动起来没有一定的时间，也没有一定的规律。若对这些变化都能一一加以区别，那么，对于用兵之道就掌握了多半了。
出兵作战，有应当快的，也有应当慢的。应当快的就是我军去寻求敌人作战，先发制人；应当慢的，是指敌人来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是先盛而后衰，主气是先弱而后壮。因此，善于用兵的人，总是喜欢作主，不喜欢作客。休、祁各军，只知道先发制人，而不知以主待客，再加上所得到的情报不确实，地形、地势不清楚，对敌情了解不够，所以只能先发而不能制人。应当仔细研究这两层内容，或者我方寻敌作战，先发制人，或者敌方寻我作战，我军以主待客。总要考虑成熟以后再行动，万不可对这两层内容没有无把握就贸然出兵。
行军所到之处，一定要多询问，多思考。自己独立思考，广泛地询问别人，都是好谋的实际表现。过去璞山带兵，有名将之风，每当与敌军遭遇，在交战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传令各营的长官集合，与他们畅谈敌情地势，还从衣袖中拿出十多张地图，分给每人一张，让他们各抒己见，诸如怎样进兵，如何分派兵力，某营埋伏，某营并不参战，等到战斗结束后专门负责追剿敌人。等大家都说完了，璞山再将自己的意见说出，每人发一份传单，上面写的就是已经议定的主意。第二天战斗结束后，若发现谁的所作所为与当初议定的意见不相一致，就算有功也必然受到处罚。在平日无事时，璞山每三天必传召营官们仔细讨论战守的方法。
一是扎营当深沟高垒，就算只住一宿，也必须把营寨建得坚不可摧，只要能把营寨守得安如泰山，即使不能进攻，也不会损于大局。一是哨探必须严明，既然离敌军很近，就要时刻提防敌人前来偷袭，对敌人来袭的道路，我军应敌的道路，可以设埋伏的道路，还有打胜仗后追击敌人的道路，都要很快侦察清楚，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一是要清除客气，没有经历过战斗的士兵，经常喜欢主战，带兵的将领也是这样。如果稍经历过战争的磨炼之后，就会认为我军处处都有弱点，没有哪一个地方可以依恃，于是就不敢轻易地主战了。
用兵以渡河为最难，不仅渡过大江大河时为难，就算是偶尔横渡能淹没车辆的河或者阔不过丈二的小沟，也必须再三考虑，唯恐在渡过一半之时被敌军偷袭，背水作战，没有退路，败兵争夺舟船，人马相互践踏溺水，凡此种种，都是兵家所忌讳的。
在狭窄的险路上打胜仗，重点在于打垮敌人的先头部队，若敌人的先头部队被打垮，即使后面有精兵强将，也会被挤退。
军队是不得已时才动用的。心里要常常想着不敢先动，必须是敌人先打第一下，我才打算打第二下。
打仗时，必须做到半动半静：动时如流动的水，静时如肃穆的山。
打仗时不能没有彪悍的气概，但这样容易产生骄气；不能没有安详的气度，懒惰风气也会随之产生。有上述两种气的好处而没有其害处，就算是有操守的君子，也很难做得恰到好处，更何况是普通的士兵呢？
大凡用兵之道，实力很强却让敌人觉得弱小，常常获胜；其实很弱却让敌人认为很强，常常失败。当敌方进攻时，我方审时度势再应敌的，常常获胜；不加思虑而轻率地进攻敌人的，常常失败。
作战之道，如果在被包围的城池外面，距离城太近，形势过于迫促，又没有埋伏，没有变化，就只有让队伍整齐，驻扎牢固。想要随机应变，出奇制胜，必须要离城较远，才能因地因时制宜，在平原旷野之处作战与在深山穷谷之中作战，运用的方法是截然不同的。
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就是“势穷力竭”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势，则是指大局大计划和粮饷的补充。敌人靠坚忍之气拼死抵抗，我军也只有靠坚忍之气来战胜敌人。这只有充分休养士兵，伺机而动，不必急于求胜，白白消耗精锐，等到时机成熟，就能很轻易地获得胜利。
凡是与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轻率出战。兵勇由于轻率出战而不认真对待，不认真就会疲乏；敌人由于我军轻率出战而变得狡猾，狡猾就会巧妙。用疲乏的我军与敌人的巧妙作战，最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因此我过去在营中告诫诸将说：“宁可几个月不打一仗，不可毫无安排算计地打仗。”
打仗靠的是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我对这几句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大约用兵并没有别的奥秘，只不过是保存用之不竭之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时，受挫于魏将张辽；诸葛亮打陈仓时，受创于魏将郝昭，这都是由于起初气势太盛，但慢慢就衰竭而造成的。只有攻克逼阳时，原本竭尽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打西陵时，事先便料到难以一下子把城攻破，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的敌人力竭自亡。这是善于利用士气的人。
善于作战的人，就算失算也能获胜；不善于作战的人，则即使算计再好也会遭到失败。
孤军深入而没有后继，是用兵的大忌。
在形势危急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军队保持士气。孤军无援，粮饷不继，奔突疲惫，都是军心散乱必败之兆。
凡是善于下棋的人，每当遇到棋势危险劫争又急的时候，一面寻求自救，一面考虑破敌的方法，往往会转败为胜，擅长用兵的人也是如此。
凡危急的时候，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行，他人都是靠不住的。依靠别人据守，恐怕面临危急的时候，他们就先慌乱起来；依靠他们去作战，恐怕他们不是冒失猛进就是慌乱地退兵。
凡是用兵，应当保持士气不衰，留有余力。
顾全大局，用兵稳慎
带兵打战就如人在社会中竞争一样，一定要看清形势，握准时机。倘若形势发生变化，或时机已过，那么本来应该做成的事是难以成功的。用兵也应该从大处着眼，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要具有战略性眼光。用兵贵在审形势，度缓急，顾全大局而不计小利，求远大而不图近功。曾国藩用兵主张高屋建瓴，审时度势，通观全局，他批评向荣说：“中外皆称向兵为天子劲旅，而余不甚以为然者，以其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他多次告诫曾国荃：“兵事宜从大处分清界限，不宜从小处剖析微芒”。
曾国藩熟读兵书，又具有长期作战的经验教训，所以他用兵不因循旧法，不拘泥书本，主张择善而从，灵活变通，从战争实际出发。他曾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制胜方法，异日狃之而反败。唯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几常行无弊。”
审势又以审力为基础，审力在先，审势在后。所谓审力，也就是“知己彼之切实功夫也”。咸丰五年，湖口之战后，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只能自保：陆师攻九江，坚城难下：曾国藩驻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乘机三克武汉。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图攻”，便向曾国藩提出赴援武汉胡林翼。武汉得手，则江西战事定能扭转。
多年之后，曾国藩提到这件事时，盛赞道：“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远势。”
审明地势，有利于知己知彼，也有利于指挥人员决策。曾国荃围攻江西吉安时，曾国藩对他说：“去古城三四十里，凡援贼可来之路，须令哨长、队长轮流前往该处看明地势，小径小溪、一兵一洼，细细看明，各令详述于弟之前，或令绘图呈上。万一有出队迎战之时则各哨队皆已了然于心。”
当安庆战事已至白热化时，曾国藩又教其弟看地势不得带队伍，“凡看地势、察贼势，只宜一人独往，所带最多不得过五人。如贼来包抄，则赶紧驰回，贼见人少，亦不追也。若带人满百，贼来包抄，战则吃亏，不战则长贼之气焰，两者俱不可。故近日将官看地垫者，相诫不带队伍。”
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对攻太平军讲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太平军与清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时时有战斗。倘若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追击，争一城一池之得失，虽然也能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所以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的战略原则，目光死死盯着金陵，盯着在上游的屏障安庆。
后来的战局，几乎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划发展的。但这一战略思想和部署，没有被所有的人理解和接受。曾国藩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他冒着风险，屡次拒绝朝命，虽然有西方由于没有获得地方政权而办事艰难，东征因为兵力单薄而顾此失彼，北援由于路途遥远而缓不济急等主客观因素，但他悉心考究了大利大害之所在，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他向咸丰帝上奏了进兵的折本。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赖于陈玉成经营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消灭了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
曾国藩的这个策略很明显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和安徽之间相互毗连，在于陈玉成往返天京与安徽、以安庆为屏蔽，不断打击湘军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不动摇。因而曾国藩进兵安徽，把攻陷安庆看成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曾国藩、胡林翼再次部署兵力：曾国荃围攻安庆，攻守城池；多隆阿主攻桐城，同时阻击太平军对安庆的援军；李续宜驻军桐城与潜山之间的青草塥，策应各路军，是围攻安庆的一支机动部队。从这以后，安庆被湘军紧紧包围，内外联系中断，在咸丰十一年被攻陷。曾国藩一生谨慎，修身养性以“谨言慎行，不言人过”为训，处事以“藏锋露拙”为诫，功高震主时以“功成身退”为计。以致于被左宗棠、李鸿章斥之为“胆小懦弱”，却不知道这正是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以明哲保身之举。
曾国藩深悉骄兵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者败，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不仅为官、处世、做人如此，用兵亦如此。1867年，他总结了僧格林沁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觉得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此轻兵急进，所以导致失败。
他告诫湘军将领说：从古共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战争是残酷和现实的，一旦开始便不受任何人操纵，完全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人所能做的仅仅是战前的细心准备，战斗打响后便主要是双方实力的较量了。战前的准备是一项踏实认真的工作，来不得丝毫的投机取巧，任何的投机心理和取巧行为都可能会让战斗失败。
曾国藩带兵求稳求谨，追求稳扎稳打，这和他性格中的重实力、求稳重也是密不可分的。凡事以稳为准，不求速进，才能保持冷静，从而获得最后的胜利。
师夷
【原文】
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国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郎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凭借自己所有的东西向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炫耀，这也是世之常情；对司空见惯的东西不经意，但对极少见的东西觉得震惊，也是世之常情。轮船的迅速，洋炮的射程之远，在英法两国的人是炫耀他们独有的东西，而我们中国却对这种我们非常少见的事物觉得震惊。我们若能陆续购买这些轮船大炮据为己有，那么在我们中国就会对它们司空见惯而不会再感到震惊，相反英、法则会逐渐丧失他们的倚仗。买回来这些东西之后，招募那些精思之士，机智乖巧之人，开始时慢慢地操练，然后尝试制造，不出一二年，火轮船一定会成为中外官民通行时的必备物，既可以用来剿逆贼，也可以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服务。
学习洋人的智慧，用意是在于表面上平定内乱，暗中则为抵御列强的欺侮作充分的准备。列强是几千年来没有的强敌，学习他们的智巧，购买他们的轮船和机器，关键不是为了打击匪寇，而是为了陆续地购买，为我们国家所有。洋人在广东一带非常猖獗，实在令人可恨可叹。洋人的放肆有损于我们的国体，有了轮船机器，仍然可以驯服他们，那样，我们的老百姓就可以免遭劫难了。有了这些现成的机器，从外表来看，可以显示中国人的人心，其实也是为了挫败列强的侵华阴谋。各地都仿照着这样做，渐渐推广，这是我们中国自强的根本所在。
师夷之智，意在御侮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仗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进程。
晚清内忧外患，百弊丛生，吏治的败坏、军队的虚弱日甚一日，加速了清王朝向“衰世”滑落。本来，内政疲败、内乱频繁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由盛转衰的通则，而道光、咸丰年间愈演愈烈的西方殖民者挟坚船利炮、商品鸦片大举入侵，更造成一种旷古没有见过的“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