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护百姓是治兵的第一关键，必须天天三令五申，当成是军队的生命和根本，而不可把它看作是一种表面好看的文饰。
天下之大，百姓最大
天下之大，民最大。这种学问只有大家才能明白。民本思想，当然是曾国藩做人学问关键之所在，换句话说，即是怎么样对待老百姓，为他们谋得利益。
曾国藩在给弟弟国荃的信中说道：
民宜爱而刁民不必爱，绅宜敬而劣绅不必敬，弟在外能如此条理分明，则凡兄之缺憾，弟可一一为我弥缝而自救之矣。昨信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大抵与兵勇及百姓交际，只要此心真实爱之，即可见谅于下。余之所以颇得民心勇心者，此也。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
地方官绅多有出钱出粮给湘军者，因此曾国藩大都敬之。而对于贪官污吏，他主张查办。比如严丽生在湖南农村不办公事，不注重自己的形象，败坏名声，他便主张调查其劣迹，或者前科记录，如有，便抄一份送到京城，以上奏弹劾。
对于贤良的官吏，曾国藩则极力推荐或挽留。比如他说：“朱明府之得民心，予已托人致书上游，嘱其久留我邑。若因办饷得手，而遂爱民勤政，除盗息讼，我邑之受赐多矣。”
“敬绅”能树信，信树则路广，是每一位当官者所必不可少的为官之法。既然曾国藩自己不能够“稍隆外之仪文”，则他必不能“获于官场”，然而他的这番见地，却足为诸多掌权者鉴。
至于“爱民”，曾国藩在给沅弟的家书中屡次提及，而且做得非常好。他曾语重心长地对沅弟说：“弟在军中，望常以爱民诚恳之意，庶胜则可以立功，败亦不至造孽。当此大乱之世，吾辈立身行间，最容造孽，亦最易积德。吾自三年初招勇时，即以爱民为第一义，历年以来，纵未必行得到，而寸心总未敢忘爱民两个字，尤悔颇寡。”
并愿“以一勤字报君，以爱民二字报吾亲”。他深刻明白“行军本扰民之事，但刻刻存爱民之心，不使先人之积累自我一人耗尽”。因此；他教育军队官兵，除了激励他们的士气，指导行军方略之外，常把禁止骚扰百姓作为头等关键内容。
他曾做《劝诫营官四条》，其中第一条是“禁骚扰以安民”。即：“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住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强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曾国藩在咸丰八年，入驻江西建昌大营的时候，做了一首《爱民歌》，歌中对于军队爱民的事宜，论说得尤为详尽。
至于说到曾国藩爱民的理由，他自己在给沅弟的信中说：“吾辈不幸生当乱世，又不幸而带兵，日以杀人为事，可为寒心。惟时时存一爱民之念，庶几留心田以饭子孙耳！”又说“吾家兄弟带兵，以杀人为业，择术已白不慎，惟于禁止扰民，解散胁从，保全乡官三端，痛下功夫，庶几于杀人之中，寓止暴之意。”这里说的是办理军事，每天以杀人为职业，因此不能不爱民。这是从职业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曾给刘詹崖一封信，信中说：仆家世寒素，深知一丝之要。近年从事戎行，每驻军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穷民；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喟然私叹行军之害民，故每与将官委员苦诫，总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这里是从阅历方面着想的。
曾国藩给吴竹庄的一封信里也说：“凡兵勇与百姓交涉者，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所以感召天和者在此，即所以要获名誉者亦在此。”这里说的是爱惜军队的荣誉，害怕士兵骄横。因此不能不爱护百姓，这是从名誉方面论述的。
对此，蔡东坡评价说：“古今名将用兵，无不以安民爱民为本，盖用兵原为安民。若扰之害之，是违用兵之旨也。兵者，民之所出，饷亦出自于民，索本探源，何忍加以扰害？行师地方，仰给于民者岂止一端？休养军队，采办粮秣，征发夫役，采访敌情，带引道路，何一非借重民力？若修怨于民，是招其反抗，是自困也。又于兴师外国，亦不可以无端之祸乱，加之无辜之民，致上干天和，下招怨恨，师义旅，决不出此。此海陆战条约所以严掳掠之禁也。”这一番言论和曾国藩的论述相互启发，世上掌握军权的人实借之一思。
救世于嚣尘，苦于移风俗，是曾氏处世哲学的又一方面。
曾国藩志在救世助人，不仅体现在家书里，而且也体现于他平素所写的诗章里。
癸卯年间他曾写过《感春》诗几章，“慷慨悲歌，自谓不让陈卧子(陈子昂)”。
曾国藩曾经说：“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他的意志也是如此，他为了救济贫民，曾经有购置义田的动意。道光29年7月15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吾自入官以来，即思为曾氏置一义田，以赡救孟学公以下贫民；为本境置义田，以赡救廿四都贫民，不料世道日苦，予之处境未裕。无论为京官者自治不暇，即使外放，或为学政，或为督抚，而如今年三江两湖之大水灾，几于鸿嗷半天下，为大官者，更何忍廉俸之外多取半文乎！是义田之愿，恐终不能偿。然予之定计，苟仕宦所人，每年除供奉堂上甘旨外，或稍有赢余，吾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上两首诗中就有此意。
“仕官所入”、“除供堂上甘旨外”、“稍有赢余”、“断不肯买一亩田、积一文钱，必皆留为义田之用”。这是何等胸襟，何等气量！那些一朝做官，只思索取，只知道去填足自己的钱袋，而对于民生社会漠不关心的人，若看了这些，会有何感想呢？
戒傲
【原文】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争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百思信，行骂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如谨慎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自古以来由于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由于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话说得不多，但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相似，但说出话来特别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色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凡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在面貌上反映。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且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否则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爱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人，还是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吗？只由于“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要谆谆告诫诸弟，务必要以此为戒。
我们家现在虽然兴旺，但切不可忘了寒士家的风格，子弟们应该努力戒除傲和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人为第一；戒惰，以不晚起为第一。对于我不要忘记当初在蒋市街卖菜篮的情景，弟弟你则不要忘记当初竹山坳拖碑车的情景。过去吃苦的景况，怎么能知道以后不再品尝，这样一想，就会知道谨慎了。
宦海沉浮，保持清醒
权力是一把两面刀，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普通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怎么做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要害，觉得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无时无刻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无论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常常是因为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觉得战战兢兢。他说：这次升官，实在是难以想象到的。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缺点错误，务必使累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如此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若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曾国藩字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忑忐心情：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并不多见，我非常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没有办法让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因此曾国藩才有这样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哲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非常有启发的，权力是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每时每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唯有如此，才会防止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经常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从始至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度过了宦海的风波，防止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和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直接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大不相同了，特别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而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其实，官场即为名利之场，为官者最难处便是名利二字。在导致为官者身败名裂的原因中，最常见的原因，应该说是名利二字。因此才有了“利令智昏”这样一个成语。确实，一个人倘若利欲熏心，那么他就是再聪明的一个人，也会头脑发昏，忘掉一切的。所以，要做到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必须将“名利”二字看得淡一些。
思危
【原文】
捐务公事，余意弟总以绝不答一言为妙。凡官运极盛之时，子弟经手公事，格外顺手，一唱百和；然闲言即由此兴，怨谤即由此兴。吾兄弟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
但患不能达，不患不能立；但患不稳适，不患不峥嵘。此后总以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处着想。吾亦不甘为庸者，近来阅历万变，一味向平实处用功。非委靡也，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
居高位之道约有三端：一曰不与，谓若于己毫无交涉也；二曰不终，古人所谓日慎一日，而恐其不终，盖居高履危，而能善其终者鲜矣；三曰不胜，古人所谓懔乎若朽案之驭六马，栗栗危惧，若将陨于深渊，盖惟恐其不胜任也。
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其成败祸福则天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