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说：“银钱田产，最容易滋长后人的骄气和惰气。我们家中一定不要累积钱财，不可以购买田产，你们只要努力读书，决不怕没有饭吃。”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曾国藩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联为有子孙有田国家风半读半耕，但以宾表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闯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曾国藩对父亲的见解非常赞同，他常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深怕由于自己一个人享用而致使家道中落，他极力劝诫各位弟兄和子女：愿咱家成为耕读孝佛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1866年7月6日他在《致澄弟》中说到：我觉得我们弟兄身处这样的时代，名声远扬，应以钱少，产业少为好。一则可以平日里避免别人看了抱着掠取的期望，时局动荡之时也可免遭抢掠。二是子弟之辈看到家中窘迫的状况，也不至于一味讲究奢侈了。纪泽母子八月间就能回湘乡，各方面请老弟费心照料。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曾家历代的家气象、格局，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祖父星冈公每天生活守常规，不改这个规矩。不相信医药、堪舆、和尚、巫师、祷祝等事，这也是老弟都曾经亲眼见过的，我辈者能认真遵守家风，则家道便可多支撑些年，望老弟率纪泽和各位侄儿切实做好。家中木器还不齐备，请老弟帮兄购置一些，不要超过三百两银子，家具只求结实耐用，不图雕花倭图，但是油漆要好一点，这样能经久耐用，房屋不求华美，周围要多种竹木松柏，多留些地做菜园，即使占去一些田地也不要紧，清贫俭朴就像穷苦人家，所领的养廉银全部充公使用。没有购置一座房地、一田亩，吃饭不过四篷，男女婚嫁，不过两百两银子。
勤俭传家
曾国藩对于家中的妇女，同样严格要求她们力行“勤俭”。他认为：“凡是世家子弟不勤不俭，从世家妇女的言行就能看出来。”又说：“家道兴衰，全系于内政之整散。”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妻子“以勤俭自惕”，“以劳苦自乐”，为各房及子孙做出榜样。
曾国藩即使位居高官，但一生勤劳、节俭，并不因自己的权势而坐享其成。
咸丰十一年六月，因处于战争时期，供需紧张，有时常需军队自己种菜。曾国藩幼时在农村，对耕种上的事还较熟悉，所以，他即使在日理万机、戎马倥惚之际，也不忘对士兵种菜加以指导。时间长了，他在军营总结出“课勇夫种菜”的经验，后来还写信将它告诉了长子曾纪泽。
他在信中说到：“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务使瓣草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又鉴于家乡老农种菜不怎么讲究整土开沟之弊，他要求在自己家中“首先试验，开此风气”。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勤劳、节俭，对家人也是这样。他常在家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诫子弟要“勤俭自持，习劳习苦”，“磨炼筋骨”。并说“大官靠不住，惟勤俭可恃”，“家勤则兴，人勤则俭，能勤能俭，永不贪钱。”曾国藩认为体现勤俭的重要地方就是“早起”。早起，是农业社会中最优良的习惯。宰予昼寝，昼寝就是晏起之谓。日高三丈，尚未起床，故孔子斥之，谓为朽木。曾国藩在信中屡次对弟弟们提到：我们家从高曾祖以来就有了天未亮就起床的好习惯，竟希公、星冈公、竹亭公都是黎明时分起床，“竟日无片刻暇逸”。所以，他给自己定了“不晏起，勤打扫，好收拾”的戒条，这个戒条在他的一生中从未间断过，因为他的严于自律，家中子弟皆以“贪睡、晏起”为戒，以“早起、洒扫”互勉。
新媳妇进门，就要教她做菜煮饭，时时督促她勤劳纺织，让她会做针线活，自己缝衣服，自己做鞋袜。还要教会她们讲究做小菜，如腐乳、酱油、酱菜、醋、干笋、烘鱼之类。曾国藩认为，“这些事看上去是小事，但却关系到一个家族的兴衰，因此，必须做到“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为了使家中妇女养成良好的习惯，他将食事，衣事，细工，粗工”作为每日必修功课，按早饭后，已午刻，中餐后，酉刻四段时间分别实习；规定食事每日验一次，衣事三日验一次，纺者验线子，织者验“鹅”蛋，细工五日验一次，粗工每日验一次，又规定“四女一媳”，每年要给他做一双布鞋和若干酱菜、烘鱼，然后寄与他，“各表孝敬之忱，各事针线之工，余亦得察闺门之勤惰也。”
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位居高官，却从不沾染官僚的习气，在生活中仍然保持贫民子弟的朴实家风。他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前辈的老传统，千万不要沾染些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对自己的儿子严加约束：“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仆做取水添茶、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亲自去做；播种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惟有这样，才能避免骄奢淫逸，才算抓到了根本！”他认为，不管是大家，不管小家，无论是官家，还是农家，不管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苦俭约，就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为了做到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如：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
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娇惯则难改，不可不慎。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不可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俭”字功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雇工。衣服不宜多制，尤其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然而，生活之中光知道俭朴还不够，还要勤劳。勤劳才能家业兴旺。曾国藩说：“勤则兴，懒则败，一定之理。”
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初三，曾国藩作《习劳而神钦》，他这样写道：“谁都喜欢安逸而厌恶劳动，无论出身贵贱，聪明的、愚蠢的、年老的、年轻的，都贪图安逸而不想去劳动，古往今来都是如此的，这是人之常情。一个人身上每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食物，和他每天所做的事情，所付出的劳动相称，旁边的人则不会对他有什么议论，鬼神也是允许的，原因是这是他自食其力的结果。如果农夫和织妇，一年到头辛勤劳动，才得到几石粟米、几尺布，而富贵的人家，一年到头安逸享乐，生活奢化，不做任何事情，就得到美味佳肴，锦衣华服，高枕无忧，一声吆唱，一帮人听候使唤，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情，鬼神也是不允许的，如何能够长久呢！”
“古代贤明的君主和忠贞的大臣，像汤昼夜工作，文王日日勤政，周公夜以继日，每天工作到天亮，这些贤德的人都是以勤劳勉励自己。《无逸》一篇中讲，推行勤劳可以长寿，享受安逸上天也不允许，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要学到一身才华，就必须勤加练习技艺，磨炼筋骨，在困境勉励自己不断努力，操心忧虑，则可以增长智慧和才识；为天下大事奔忙，自己必须挨饿、受冻，不谋私利，造福人类。大禹治水四年，几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了让天下人受益，他们都十分俭朴、非常勤劳地为人民大众奉献自己全部身心。所以荀子称赞大禹、墨翟的行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勤劳俭朴。”
“从湘军兴起后，我每当看见身上怀有一才一技、能吃苦耐劳的人，都认为他们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人所用；有些人没有任何才技，又不习惯于劳作，他们则会一无是处，受尽饥饿寒冷而死。所以说勤劳可以长寿，过于安逸则遭天谴；勤奋则可学到一技之长，为人所用，喜欢懒惰、安逸的人则一无所长、无人理睬；勤奋努力可以济世救民，受到神人的钦佩，懒惰安逸则无人问津，鬼神都不愿帮他。所以君子想得到人、神的帮助，只有勤劳吃苦。”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家业兴旺的长久之计自然在于勤，勤则兴，逸则败，他深知人败，离不得个“逸”字，人如果不勤奋努力，终将一事无成。
耕读守家
【原文】
吾家门第鼎盛，而居家规模礼义，未能认真讲求。历观古来世家长久者，男子须讲求耕读二事，妇女须讲求纺织酒食二事。斯之诗，言帝王居室之事，而女子重在酒食是议。家人卦以二爻为主，重在中馈。“内则”一篇，言酒食者居半。故吾屡教儿妇诸女亲主中馈，后辈视之若不要紧。此后还乡居家，妇女从不能精于烹调，必须常至厨房，必须讲求作酒，作醯醢小菜之类。尔等必须留心于莳蔬养鱼，此一家兴旺气象，断不可忽。纺织虽不能多，亦不可间断。大房唱之，四房皆和之，家风自厚矣。至嘱！至嘱！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
我们家的门第鼎盛，但是对于家庭的礼节之类的事，却没有认真注意。纵观历史上那些长久的世家，男子要注意耕读这两件事，妇女要注重纺织和酒食这两件事。斯之诗中说帝王居室的事，认为女子的重要任务是处理好酒食之事。家人卦中以二爻为主，最主要的也是中馈。“内则”一篇，其中谈论酒食的占了一半篇幅，因此我多次教育儿媳妇和女儿亲自料理中馈；后辈们却对此并不看重。以后还乡家居，那些不能精于烹调的妇女，必须常常到厨房去，要注重酿酒，制作小菜之类。你们必须注意时鲜蔬菜和养鱼，这关系到一家的兴旺之气，忽视不得。纺织虽然不用很多，但是也不能间断。大房主张的东西，四房都赞同，家风自然就淳厚了。
家教有方
曾国藩认为，嫉妒与贪婪是人生常见的两种病症。嫉妒别人的人以害别人开始、以害自己结束；贪婪的人由于贪得无厌，他们得到了害怕失去、失去了怨恨没有得到，所以才招致祸患。
曾国藩出身低微，然而他不仅学识渊博、见识恢弘、文武兼备，而且当时的朝廷信赖他，满朝文武官员钦佩、尊敬他；死后被谥为“文正”、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的一生，谦虚诚实教子有方。他的儿子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修英文，成为清末著名外交家；纪鸿研究古算学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他不幸早逝。他的孙辈也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伦，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
曾国藩在教子方面有三个方面给人的启迪：
教育子孙读书的目的在于明白事理。他致力于培养孩子们读书的兴趣，着重观察他们的天赋、潜能，在此基础上再进行培养、雕塑。他认为一个人只要身体好，能吟诗作文，能够明白、通晓事理，就会有所作为，就不愁没有饭吃，就会受到人们的尊敬。他认为当官是一阵子的事，做人是一辈子的事；官衔的大小不取决于自己，而学问的多少则主要取决于自己。
教育子孙要艰苦朴素。曾国藩在京城时见到很多高干子弟奢侈腐化，挥霍无度，胸无点墨，且目中无人。所以，他不让自己的孩子住在北京、长沙等繁华的城市，要他们住在老家。并告诫他(她)们：饭菜不能过分丰盛；衣服不能过分华丽；门外不准挂“相府”、“侯府”的匾；出门要轻车简从；考试前后不能拜访考官，不能给考官写信等等。所以，他的子女因为自己的父亲是曾国藩反而更担心自己的言行不够检点、学识不够渊博而损害自己了父亲的声誉。因此他们磨砺自己，迎难而上、奋发图强。
身教重于言教。曾国藩很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影响，所有要求小孩子做到的、先要求自己做到。他生活俭朴，两袖清风。传说他在吃饭遇到饭里有谷时，从来不把它一口吐在地上，而是用牙齿把谷剥开，把谷里的米吃了，然后把谷壳吐掉。他要求纪泽、纪鸿也这样。他日理万机，不过一有时间，就给小孩子写信，为他们批改诗文，还常常与他们交换学习、修身养性的心得体会。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之中，曾国藩既是父亲又是朋友，既是经师又是人师。他获得了孩子们的尊敬和爱戴，他的孩子们都十分钦佩、崇拜他，把他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和坐标。
今天看来，他在教育子女成材做人的观点与经验上，在他与子侄的书信中的字里行间，也为人们留下了十分可观的宝贵财富。
以和为贵
曹国藩尤其看重兄弟感情，他对弟弟说：“如果我有了过失，澄弟、沅弟、温弟你们都可以直言相劝，我一定全力改正；如果三位弟弟有了过错，也应该彼此规劝，努力改正。”
曾国藩家庭观念非常重，在处理家事时主张万事以和为贵。曾国藩说：“家和则福自生。如果在一个家庭中，哥哥所说的话，弟弟没有不听从的，弟弟所求的事哥哥没有不应承的，一家融洽相处，和气蒸蒸，像这样的家庭不兴旺发达，从没有过。相反，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婆媳之间彼此扯皮，夫妻之间两相计较，像这样的家庭不衰败，也从没有过。”
曾国藩有四个弟弟，大弟曾国潢，字澄侯；二弟曾国华，字温甫；三弟曾国荃，字沅浦；四弟曾国葆，字事恒。他对这四个弟弟关怀备至，因战事关系，对九弟曾国荃(家族中排行第九)，最为关心。
曾国藩任京官时，九弟曾跟随在他身边。曾国藩对九弟勤加教育，督导甚严。曾国荃才华过人，志向远大，做事很有魄力，但由于年少，有时未免有些骄傲，曾国藩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常常以“长傲之言，为致败之凶德”教育他。曾国荃遇事喜欢发牢骚，曾国藩则以“军中不可再有牢骚之气”教育他；曾国荃作战，缺乏耐性，过于猛打猛攻，曾国藩则以“稳守稳打，不轻进，不轻退”训诫他；曾国荃于半年之中，七拜国恩，曾国藩则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戒之。曾国荃对于哥哥的悉心教导，一般能虚心接受，由于兄弟之间能坦诚相对，所以他们能很好合作，最终成就了一番大事业。
然而一个大家庭里，永远风平浪静也是不可能的。咸丰七年，为了一点小事，曾国藩在家里与弟弟发生了争执，这事对曾国藩震动很大，以至过了好久，他还经常悔恨不已。即使身在外地，远隔千里，每当想起这件事，曾国藩就很不开心，心里十分郁闷。后来，他用这件事来教育儿子纪泽，希望他能明白自己这番苦心，一来要纪泽引以为戒，将来与兄弟相处要学会冷静处理问题；二来要他代替自己补偿弟弟，也就是希望纪泽能做出表率在叔父面前多多尽孝。由此可见，曾国藩知错能改，从善如流的品质在处理兄弟关系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人传统的伦常观念中，“父子”是一伦，“兄弟”亦是一伦，父母在世时，父母对子女应负起管教的责任，而子女应对父母竭忠尽孝。父母不在后，父母管教之责便落在长兄的肩上，弟、妹们则应给兄长以足够的尊敬和服从，是所谓“长幼有序”。曾国藩十分看重自己作为诸弟兄长的教育之责，常常费心费力，悉心教导弟弟们，他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辜负了父母的重托，这是不孝的表现，会有损孝道。
奉先思孝
俗话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父母都有难操的心！”曾国藩为官一生，很少在家，但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尽心尽力地为父母分忧，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