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受到世人的敬仰，其根本原因在于自身的修养。曾国藩把自身的修为同“修身，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并处理得有条有理，这正是他为人处世的过人之处。他恬淡名利，所以能有超然物外的豁达心境；他时时自省，所以才能拥有高尚的操守。
圆融通达，磨练一生
曾国藩是以注重品行，为人圆融通达而闻名于天下。然而，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就并非一日之功，他一生都在磨练。
据湘乡县荷叶塘一带的人口碑相传，曾国藩从小就十分有心计，尤好报复。嘉庆二十四年下半年，九岁的曾国藩随父至桂花塘一位姓欧阳的家塾中就读。一天，他与主家小孩发生口角，主人纵子，不问情由，将曾国藩骂了一番，在那里当塾师的曾竹亭还连连道歉。曾国藩将此事铭记在心，到散学时，偷偷把主家的金鱼缸底部打破，水干鱼死，这才算解恨。
十二岁时，曾国藩与小伙伴在神王庙里玩，不小心把神王翻倒在地。竹亭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还给神王重新装了金身。为了让曾国藩摆脱与邻居小孩的嬉游，竹亭带着曾国藩到距家六里的九峰山古锣坪定慧庵去读书，早出晚归。因此，曾国藩路过神王庙时，常常把当作马骑的竹棍系上绳子，放在神王肩上，气愤地说：“搭帮你，我到山冲里读书去了！你好好把我的马看着，如果我的马走了定不饶你！”
如此看来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然而，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其中，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
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体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用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但是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注重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似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
曾国藩不只注重自我反省，而且尤其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了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指出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会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人前能做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属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痛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刺激非常大，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取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这样，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如何说呢？
曾国藩还深刻明白：一个人的学问、事业与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太常寺卿唐鉴，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人，从小就勤奋上进，“少而迈异精勤，嗜学如渴”。嘉庆十二年(1807)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先后担任检讨、御史、府、道、臬、藩等官，道光二十年(1840)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巨擘之一，名就京门。唐鉴“潜研性道、宗尚洛闽”，继承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开创的洛学学派和南宋理学大师朱熹设立的闽学派，和清代大学土倭仁同以理学相号召，有“理学大师”之美誉。当时很多知名学者都曾问学于他。
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从北京琉璃厂买得一套《朱子全书》。为了弄清治学的门径，他登门拜唐鉴为师，见唐鉴“隔室危坐，精思力践，年近七十，斯须必敬，盖先儒坚苦者匹，时贤殆不逮矣”。这种严谨的治学方法，给予了曾国藩以极大的影响。于是，他向唐鉴请教“检身之要，读书之法”。
唐鉴告诫他：“束检身心，读书明理。当以《朱子全书》为宗，此书最适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泛览之书。”教育曾国藩：“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为了更好地了解理学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唐鉴还对传统学术文化的结构作了如下的比较与阐述：“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去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矣。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
唐鉴的一番高论，对曾国藩而言，实乃至理名言。这使他初步贯通了毕生追求的治学目标和途径。在拜谒唐鉴之前，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以博得功名，治学内容限制在八股文和试帖诗的狭小范围以内。道光十五年(1835)，他初次入京会试，见识略广，由时文而专心于古文，“尤好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由文学而精进之于“道”，是在岳麓书院学习中有所了解的。但那时，他好像还未彻底明白“道”的深刻含义，因而常以“无失词臣体面”为满足。
唐鉴的教诲令他茅塞顿开，耳目一新，明白了所谓“道”是一种义理之学，求“道”应以《朱子全书》为根本，最终确立了以理学为其治学的目标。这一求学过程，在他的日记和书信中都有反映。他在求师唐鉴当天的日记中抒发感慨，“听之，昭然若发蒙也”。他在给贺长龄的信中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串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初识指归”。
曾国藩为使其能成为理学大师，便依照理学家“修齐治平”的理论，从“静”、“敬”、“慎独”下手，在“修己”上下了一番苦功。
唐鉴也谈到了“检身之要”。告诫他要想深刻明白“道”，必须“熟读”《朱子全书》，最切要处，在于不“自欺”，并举倭仁的例子说：他每天从早到晚，饮食言行，全有札记，凡是思想行为有不合于义理的，全部记载下来，以期自我纠正。并希望曾国藩能引以为目标，将读书和修身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倭仁是以学承正统、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一部分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只对理学具有深刻的领悟，重要的是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达到了高度的和谐，因此令士大夫折服。
唐鉴和倭仁的见解，道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所谓“己”，即思想或事物发展过程中刚刚崭露的征兆和苗头。“研己”就是要抓住这些苗头，捕捉这些征兆，不失时机地去认识、发现其发展趋势，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根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使学问得到增长，道德水平日益增长，从而逐步体验并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依照唐鉴、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去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就这样，在与倭仁会面的当天，他便立志“自新”。除继续按照唐鉴教诲的方法读书以外，他开始学习倭仁，在“诚意”和“慎独”上下工夫。
曾国藩将自己记下的日记，定期送与倭仁审阅，并请他在上面作眉批，提出批评。虽然这种楷书日记并未写满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刻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经邦治国的要求监督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原因，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天进步。
然而，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马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十分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到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右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样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同一日，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很自得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为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此外，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非常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非常明显。
1857年，正当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之时，又传来了父亲死去的噩耗，曾国藩便立刻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这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之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为此，招来了各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写信给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务，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是有心而非讹言之者，人人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官衔致被指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情也写信给曾国藩，批评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倚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间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让他难堪的是左宗棠一针见血的责备，“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
曾国藩自知理亏理缺，无法辩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让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他的症结在哪，一方面为他找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刺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不免有失偏颇。朋友的规劝，使其陷入深深的反思。
从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但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许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因为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所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之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时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经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特别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于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而在曾国藩去世后，好评更是。曾国藩和左宗棠全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两人一生私交很好，当时又曾结有非常深的恩怨，而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对此是这样评价的：
对于曾国藩的不幸逝世，我的内心感到非常悲痛。不但时局大可忧虑，并且在交游和情谊方面也难无动于衷。我已经致赠费用400金，并送上一幅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如金，攻错如石，相期无负平生。”这说的也是实话。我看到江苏巡抚何景代恳请皇上加恩，抚恤曾国藩的奏折之后，感到对于曾国藩的心事很中肯地作了叙述，阐发其中内容不遗余力。听说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也和其父一样，可以说无愧其父了。君臣朋友之间，居心宜于正直，用情宜于厚道，从前我与曾国藩彼此之间的争论，每次写好奏折送到朝廷后再抄录一份给曾国藩，可以说是除去世事的变化，没有一丝的待人处事富于心机的意思。在这感情悲伤没有闲暇的时候，还有理由与他负气吗？“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句话也久见于我写给朝廷的奏章之中，而不是我从前对他诋毁今天对他赞誉，孩儿你应当明白我的心思。曾国藩的灵柩经过湖南时，你应当前往吊丧，以敬重父亲的朋友。祭祀用的牲畜和甜酒以及丰盛的菜和饭自然不可少，倘若如能作祭文表示哀悼，申述我不尽之意，尤是道理。我与曾国藩所争的是国事与兵略方面的问题，而不是争权竞势所能比拟的。同时对于那些心术不正的读书人对曾国藩妄加评论之词，何不一笑置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