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西哥之行当中，最重要的一次活动是一次座谈，墨西哥朋友称之为“作家圆桌会议”。座谈原订六月十七日举行，有墨西哥城、阿根廷、智利的作家和我参加。谁料到六月十七日那天，警察局接到告密电话，说是有人在墨西哥学院埋放了定时炸弹，于是警方马上采取措施，紧闭学院大门，进行搜查。会议也不得不改期到六月二十一日。这样，阿根廷的一位作家就未能参加会议了。
会议的议题是“现实主义与现实”，拟题人解释说，这个题目非常之大，可以在这个大题目下随便谈任何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会议主持人，也是接待我这次访问的主要东道主，是墨西哥学院亚洲与北非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室负责人弗萝拉?巴东女士（中文名字白佩兰）。她同时是一个妇女杂志的主编，每星期还要到电视台做一次谈话，谈话主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妇女，一个是关于中国。她的工作非常之忙，性格开朗活跃。感谢她的热心，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组织一批墨西哥学院的汉学家和来自中国的留学生，把我的六篇小说译成了西班牙语，在正式出版以前，先影印出若干份，发给了与会者及其他有关人士。
结果，会议实际上变成了对我的作品的讨论。他们说了许多热情肯定的话，这里就不多写了，后来，围绕着两个问题有所讨论。一个是我说，我的写作是为了人民，是要对人民有好处。有几个人提出了质疑。这里要说明一下，所谓圆桌会议的参加者只有五个人，但会议是“开放”的，前来听这个圆桌会议的有五十个人，其中包括一位前墨西哥驻中国大使。这些列席者也可以提问题并参加讨论。
质疑者问，难道莎士比亚写某个戏的时候会考虑到他是为人民而写作吗？质疑者还问，什么叫人民呢？人民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概念。
我回答说，优秀的作家都是爱人民、同情人民的不幸、关心人民的痛痒，与人民同甘共苦、跳着共同的脉搏的。因此，宏观地说，作家总是在表达着人民的爱憎情感，多多少少充当着人民的代言人的。当然，各个人的自觉程度不同，历史上也会有这样的作家，不承认自己的创作与人民有什么关系，坚持认为创作只是他个人的事，然而，文学与人民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并不决定于作家的意图和声明。而中国作家，多了一点自觉，自觉地承认自己写出东西来是给读者看的，是为了对人民有点好处。这是从总体上来把握的。至于在创作过程中，作家沉浸在一种创造的冲动、激情里，他也许常常体味到一种把什么都忘了的心境，这并没有什么奇怪。
至于人民是不是空泛，我问，有什么空泛的呢？那在田野上和机床旁劳动的，不就是人民吗？包括我们大家，不是人民吗？
想不到这后一句话受到了反驳。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说，墨西哥与中国不同，她没有经历过一场真正的革命，因此，与会的他们，算不得人民，至多算做小资产阶级罢了。
第二个问题是，一位墨西哥作家说，读了我的作品后觉得心情有些压抑。另一位女作家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生本来就是痛苦多于欢乐，文学的使命正在于表达这种痛苦。
智利作家哈米耶?瓦尔迪维耶索表示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在王蒙的小说里，充溢着的正是对于革命的信念，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中国人民将能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这是肯定的。
我说，生活不是单一的，情绪也不是单一的。欢乐和痛苦，压抑和奋争，胜利和挫折，常常交织在一起。从整体来说，我们仍然是乐观的，有信心的，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承认现实存在的一切麻烦、矛盾。至于说人生就是痛苦多，那不见得，比如我现在和墨西哥的朋友们一起座谈，我感到的是一种友谊的温暖和相知的快乐，而不是痛苦占据着我们的心。我说完，他们笑了。
我还说，作为一个写小说的，我愿意劝告他们不要过分相信某些小说里的那种悲观、厌世、绝望、疯狂……的情绪，有些作家就是这样，他们把这种情绪传播给读者，令读者看后不再想活下去，但这些作家本人并不准备大量服安眠药，说不定，他们活得还津津有味呢。我的这个说法引起了更大的笑声。
会后，有那么多与会者拥向前来，与我握手，要我签名留念，墨西哥电台的一位工作人员还请求我同意他们在广播节目中朗诵我的某些小说的西班牙语译文。这种热烈的场面和气氛，是我在西德、美国访问时从来不曾遇到过的，第三世界国家，感情就是不同啊，我们的作品，在这里似乎也能够得到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这一天，我非常感动。
在墨西哥的短促的访问已经结束很久了，但一想起墨西哥来，仍觉得有热浪在心头翻腾。不，墨西哥既不遥远，也不陌生，她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近邻，我一定还会再去造访她的，因为那里的读者也像中国读者一样真诚和热情，而这样的读者，并不是在世界上随便什么地方都能找得到的。而且，她是那样不可思议的美丽，她的人民，对中国又是那样亲近和友好。
１９８２年３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