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们不仅把周围的人“囚禁”在一个固定的盒子中，也把我们的沟通方式、措辞以及思考的立场“囚禁”在同样的盒子中，使得我们还没有站起身来就已经碰壁了，避免这种情况出现的方法很简单，在多年之前亨利？福特就告诉过我们：“假如说我有什么秘诀可以分享的话，那就是如何去想办法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从他的观点着手，就如同是你的想法一般。”亨利？福特提出的建议如此简单，很多人听起来觉得似乎有条新路，但是实施起来却又走上了自己的老路。
无论我们的工作是销售还是客户服务，无论是市场拓展还是技术支持，我们都应该在工作时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我们的服务对象身上。如果我们只愿意替自己打算，为自己着想，我们可能会发现这样一种结果：我们向客户推荐的产品和服务并不是客户真正希望得到的。而出于人的本性，任何人都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他人硬塞给自己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从客户的立场考虑问题，发现客户所需，那么也许我们不需要太多的言语，客户自然会选择我们和我们的产品。因此当你的事业遭遇困难时，要耐心地与服务对象做好沟通，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顺利地走出事业中的瓶颈。
2．目的是关键，口才是手段
手段是为目的、结果服务的，口才是为目的服务的手段，中国古代有“一言兴邦，一言误国”之说，一语道出了说话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个人的说话能力，可以显示他的力量，一个口才好的人，说话说得使人信服，可以使他的地位提高很多，就是胸无点墨的人，往往因为会说话，大家会以为他是个能人。当然，并非口才好就可以应付一切，但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交友待人，良好的口才一定能给你很多帮助。
同一件事针对不同的人，用同样的表达方式是不合适的，必须根据对方不同的特点，对症下药，俗话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们的谈话对象不同，要考虑他们的性格、经历、背景、知识水准等等，之后再“对症下药”，以达到双方沟通的目的。例如，对于性格沉稳的人，要用道理说服他；面对于冲动的人，激将法则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口才是工具，为我们要达成的目的服务，我们应有效地利用“口才”这个工具，因人、因时、因地而说不同的话。同样的一句话，你对甲说，甲全神贯注，频频点头；而对乙说时，乙却不以为然，顾左右而言他；某个时候对甲说，他乐于接受赞成；如果在其他时间对他说同样的话，他却觉得不耐烦。对象不同或时机不同，即便话语内容相同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
避免“先说先死”
先说为什么会先死呢？先说的人说出一番道理来，后说的人很容易站在相反的立场，说出另一番道理。虽然双方都说得头头是道，毕竟后说的人可以针对先说的人，做一番整理和修补，甚至大挖其漏洞，弄得先说的人好像相当没有学问似的。
先说的人站在亮处，人家把他的底细摸得很清楚。后说的人若是存心挑毛病，专门挑他的缺失，保证把他整得体无完肤。先说的人，说来说去顶多能说出道理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总有一部分被遗漏掉；后说的人，就可以针对这些缺失来大做文章，表现得很内行的样子。
有时候，人的身份地位不同，先说先死的情形也不同。比如，下属先说，说错了就会受到上司的批评，从下属的角度说，上司批评下属很正常。但是万一上司说错了，下属指出其毛病，那上司就会很尴尬：发火的话，就显得自己没度量；如果不发火，面子实在不好看。
有一次，化工厂厂长带领一群客人参观工厂，经过仪表控制室，忽然看见仪表板上，有若干颜色不同的指示灯，有亮着的，也有不亮的。有一个指示灯，则是一闪一闪的。
有人问：“这个指示灯为什么会闪？”
厂长回答：“因为液体快到临界点了，如果到达临界点，它就不闪了。”听起来也蛮有道理。
想不到厂长刚刚说完，仪表工程师说：“不是的，那个灯坏了。”
结果厂长表情极为尴尬。
仪表工程师先说，厂长才可以责骂他，叫他“先死”。如今自己先开口，不幸又说错了，若是此时指责他，显得自己恼羞成怒，似乎不很得体。
先说先死，好像是必然的，不过有的当场死，有的以后死，所谓死有先后，时间不同而已。就因为先说先死，所以明白此道理的人，与别人一见面从不说正经话，专说一些没有用的闲话。中国人不是不喜欢说话，而是中国话多半不容易表达得很清楚，话本身已经相当暧昧，听的人又相当敏感，于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往往好话变坏话，无意成恶意，招来洗不清、挥不掉的烦恼，何苦来哉？所以中国人对闲聊很有兴趣，见面不谈正经话，专说一些没有用的，就怕先开口，露出自己的心意，让对方有机可乘，徒然增加自己的苦恼。这样做表面看起来是在浪费时间，其实，其目的是让对方先开口，使自己获得有利的形势。中国人明知“形势比人强”，时时不忘“造势”，而说一些废话，正可以在不知不觉中造成有利的形势，何乐而不为？更何况，言多必失，废话说多了，难免会说漏嘴，透露一些有用信息，这样就可以明白对方到底是怎样想的，然后采取相应的应付手段。
中国人擅长明哲保身，就是由“先说先死”的痛苦经历造成的。中国人说话一向含含糊糊，让对方不明白其真实意思，就算随便一句打招呼：“要到哪里去？”得到的多半是“随便走走”之类的回答。只有碰到熟悉的朋友，才会说“我要去……”。
中国人十分习惯于“不明言”，即“不说得清楚明白”，却喜欢“点到为止”，以免伤感情。不明言的态度，比较不容易先说先死：因为一部分是我们说的，一部分是别人自己猜的，大家都有面子。同时也不容易被别人抓住把柄。
但是，现代中国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在领悟“先说先死”之前，便勇敢地“有话直说”，弄得自己灰头土脸，依然不知道毛病出在哪里，也从不检讨自己，反而怨天尤人。或者已经惹祸上身却不能自知，反而沾沾自喜，以为得计。
很多人“有意见也不一定说”，往往鼓励别人先说，然后见机行事。他若不同意别人的话，就大肆抨击，抓住别人说话的漏洞，添油加醋来进行陷害，使别人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同意，也可能赞扬备至，把别人的话改头换面，当作自己的真知灼见。这种让别人站在明亮处，自己躲在黑暗处的作风，使得别人不敢开口讲话，造成很多沟通的障碍。
不知道“先说先死”的人，常常死得不明不白。只知道“先说先死”的人，会落得难以沟通的评价，对自己的前途非常不利。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孔子也大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难道真的一点道理也没有？假如大家都不怕死，争先恐后地力求先说，偏偏又说得不伦不类，似是而非，究竟是好还是坏？
先说当然也可能不死，因为中国人的道理一向是相对的，“先说先死”固然是事实，“有话直说”也可能得到许多好处。既然二者各有利弊，强调“先说先死”，就是站在“先说先死”的立场来有话直说，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功夫。“先说先死”是“根本”，“有话直说”不过是“作用”。有些人本末倒置，强调“有话直说”，等到自己吃亏上当了，再来怨天尤人，又有何用？
有话直说而不致害死自己的人，才是真正有本事的人。他们以“先说先死”的基本精神作为直说而不死的最佳保障。
避免“不说也死”
“先说先死”固然是事实，“不说也死”亦是不可否认的真理。只是“不说也死”是说给懂得“先说先死”的人听的，唯有深谙“先说先死”的道理，才有资格讲求“不说也死”。仅仅保持“我有话要说”的心态，根本没有必要深究“不说也死”的意义。
长久以来，“先说先死”把中国人害得很惨，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也造成不善沟通的缺陷。所以明白“先说先死”的道理之后，还要反过来告诉自己：不说也死。
小丽是老板的秘书，一向勤勤恳恳、规规矩矩，从不出大错。星期四她得到通知，说星期五公司有个舞会，小丽很想参加。虽然按照公司的规定，星期五可以不穿正装，但是身为老板的秘书，小丽每天都要穿职业套装，她不敢穿得太随便。可是既然有舞会，总不能穿正装参加吧！因此，小丽破例换上连衣裙，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她在老板办公室进进出出，老板看着很不舒服，但没说什么。下午，老板通知她：“3点钟有个紧急会议，你准备一下，负责会议记录。唉，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赶快换掉。”小丽这才说：“公司有舞会，何况今天是星期五，公司规定……”老板火了：“到底是舞会重要还是工作重要？”
小丽认为自己并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回答得理直气壮。殊不知小丽如果回答得没有道理，老板还可以批评她。她回答得有道理，老板更是下不了台，于是恼羞成怒，逼迫小丽换掉连衣裙，否则“炒鱿鱼”。结果小丽强忍泪水，赶快打车回家，换衣服。
如果小丽一开始就向老板暗示今天是星期五，可以穿便装，也许老板就会不以为意了。
不要以为多说多错，不说不错。有话不说往往会使你陷入被动的局面，举几个例子：
第一，如果你的上司交给你一项很复杂的任务，你完成不了，又一直不敢开口，最后任务完不成，那所有的过错都是你的。如果你早说了，你的上司就会想其他的办法解决：要么找其他的人做，要么他自己做，实在不行就从外面聘请专家。在一开始，凡事都有转圜的余地，而你明明完不成任务，还一声不响、硬着头皮继续做，往往贻误了时机。
第二，你很少说话，别人就很难了解你，不知你整天想什么，所以有晋升的机会也轮不到你，因为你的上司根本不了解你，又怎么敢提升你？孔子欣赏木讷的人，却也主张言词必须通达。少说话很好，但是少说话绝对不是不说话。
第三，如果你本来是个有说有笑的人，结果哪天了解到“先说先死”的法则，突然变得沉默寡言，别人会觉得有些蹊跷。平日少说话，忽然话多起来，或者一向多话，现在居然不说了，都会令人起疑。这种比较明显的变化，多半被认为是心理不平衡的反应。
第四，如果你和老板一起去拜访客户，老板不小心说错了话，你却不提醒，老板很可能把过错都推到你的身上，指责你隔岸观火，居心不良。其实老板选你一起去拜访客户，必然是经过考虑的，认为你会对他有帮助。但是你却漠不关心，难怪老板会火冒三丈。
“先说先死”和“不说也死”相反相成，凡事在说与不说之间，看情势、论关系、套交情，衡量此时、此地、此事对此人应该说到什么地步，才算合理。
换句话说，不能够由于害怕“先说先死”而不说，也应该顾虑“不说也死”的不良后果，慎重思考怎样说才不致一开口就闯祸。
“不说也死”是告诫我们，不沟通就难以协调与其他人的关系。大家都不说，根本无法沟通。不能沟通，当然无法协调。由于很多人受到“先说先死”的影响，不敢沟通，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不说也死”，希望大家早日摆脱“先说先死”的阴影，走出沟通的良好道路。
使对方听得进去
对方如果听不进去，就算你有千言万语，他全当耳旁风。对方听得进去，是良好沟通的第一步。所以开口之前，必须谨慎，以免徒劳无功。当对方听不进去的时候，我们宁可暂时不说，也不要逼死自己。能拖即拖，并非完全没有道理。运用得合理，也是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中国人往往情绪反应激烈，一语不合，就可能翻脸。在沟通的时候，我们不能确保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妥当，但至少从第一句话开始就特别小心，以诚恳的语气来使对方放心，使对方了解我们不会采取敌对或者让对方没有面子的方式来进行沟通。这样，对方才会逐渐放松。
第一句话就引起对方的戒心，使他觉得自己可能会吃亏，或者可能会没有面子，他就会采取躲避的策略；躲不开的时候，也会且战且走。一旦对方想“溜”想“躲”，你就不可能获得圆满的结果。
中国人说话很少开门见山，而是先寒暄一番，看看对方的反应如何。如果对方心情不错，才可以进一步沟通。如果没说两句话，对方就很不耐烦，甚至要端茶送客，那你就算有再重要的事也要忍一忍，因为此时多说无益，“话不投机半句多”便是此理。
有人可能认为中国人的寒暄是在浪费时间，有正事不说，非得在无关紧要的事上大费唇舌，是不分轻重的表现。其实，他们根本不懂寒暄的妙处。东拉西扯，说一些没有用的寒暄话，目的在于了解对方的情绪状态，并且产生稳定对方情绪的作用。不急着讲，先摸清楚情况再说，乃是上策。
寒暄可以试探对方适宜不适宜沟通。比如，人们一见面，通常会说些无关紧要的话：
“你最近气色不错。”
对方如果说：“我最近吃不好、睡不好，气色怎么会好？”那你就知道对方心情不佳，不管什么事都需要延后，贸然说出来而对方一口回绝的话，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
如果对方回答：“还好，最近没什么烦心事。”说明他心情不错，有什么事都可以说了。
寒暄可以缓解人们的紧张甚至是排斥的情绪，如果对方摆明不想听你说话，你通过寒暄可以渐渐使对方放松对你的戒备。春秋时期，触龙说服赵太后时就巧妙利用寒暄打动了严阵以待的赵太后。
赵太后刚执政的时候，秦国加紧攻赵。赵国向齐国求救，齐国的条件是让长安君作为人质。赵太后不肯答应，大臣们极力劝说。结果赵太后明言：“有哪个再来说要长安君为人质的，我就要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在这种情况下，触龙出马了。他并没有一上来就痛陈利害，而是一开始说自己脚上有毛病，竟不能快步走，但是因为好久都没见太后，怕太后身体不舒服，所以来看望一下。接着又问太后饮食起居的情况，然后把话题引到自己如何疼爱儿子上，引起赵太后的共鸣。最后说起赵太后与其女儿燕后的事，点明父母疼爱自己的孩子，就必须为他的长远利益考虑。触龙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到让长安君做人质的事，但是他以聊家常的方式，让赵太后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
人们为什么不直接问“你此刻的心情如何？可以和你沟通吗”？那是因为，中国人十分机警，遇到这样的询问，大多不敢明说，以避免吃亏上当。在没有摸清楚对方的用意之前，谁也不愿意冒险回答这样的问题。这样问，对方大多沉默不语，问了等于没问。还不如稍微拐个弯儿，反而容易获得比较真实的答案。
当然，也可以不用寒暄就切入正题，但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其一，双方比较熟识，且要谈的事多半比较重要，前因后果双方也比较清楚，这时可以不用铺垫，直接切入正题。
其二，自己有把握吸引对方的注意力，让对方不得不按照自己的思路走。
《三国演义》中有几段关于说客的描写：
“军士引阚泽至，只见帐上灯烛辉煌，曹操凭几危坐，问曰：‘汝既是东吴参谋，来此何干？’泽曰：‘人言曹丞相求贤若渴，今观此问，甚不相合。黄公覆，汝又错寻思了也！’”
阚泽诈降曹操，必须要让曹操相信，如果直接表述忠心，曹操的疑心病重，绝不会相信。所以阚泽反其道而行之，直言曹操徒有虚名，反而使曹操想听听他到底想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