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年前的欧洲人如何看中国？很多人一定想不到。因为以往的教科书告诉我们，近代以来，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社会发展水平就很快超越了中国，并最终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而实际上，在17、18世纪，也就是康熙、乾隆时代，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就好像今天美国在许多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那时，由于极度向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于是在欧洲历史上便出现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一幕……
不可思议指数：★★★★☆
1、像中国人那样生活吧
“那时，中国的商品抢着买，关于中国的书争着读；凡尔赛宫的舞会上，国王身着中国服装出现在满朝文武面前；塞纳河边的戏园子里，男女老少聚精会神地观看中国皮影；国王的情妇养金鱼，大臣的夫人乘轿子；阔人在私家花园的中国式亭子里闲聊，文人端着景德镇的茶碗品茶……”这是一位西方学者关于18世纪欧洲上层社会流行的中国风尚的描述。毫无疑问，对于今天中国人而言，这一幕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每况愈下，并长期被冠以贫穷、野蛮、落后等形容词。然而翻阅历史，细心的读者就会惊奇地发现，原来在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上半叶长达100余年的时期内，欧洲人对中国竟是如此的仰慕与向往，以至于当时出现了一股弥漫整个欧洲大陆的特殊风尚——“中国热”。
话说在1700年1月7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太阳王”路易十四在法国凡尔赛宫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当巴黎上流社会的显贵命妇们到场后，随着一阵音乐响起，只见国王竟身着中国式服装，坐在一顶中国式八抬大轿里出场，全场顿时发出一片赞叹声。这场由奥尔良公爵策划的中国式舞会，其实只是当时欧洲“中国热”期间的一个片段。
我们都知道，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封建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社会发展水平方面长期领先于欧洲。因此很久以来，欧洲就一直渴望了解中国。早在罗马帝国时期，中国的丝绸作为一种奢侈品就曾在上流社会引起轰动。进入16世纪后，由欧洲教会派出的大批传教士纷纷前往中国，而他们带回的各种报告则直接引起了欧洲对中国的强烈兴趣。在众多传教士当中，利玛窦（Matteo Ricci）具有非凡的地位。他不但在中国获得了很大成就，也成为当时向欧洲知识界介绍中国文化的重要人物。16世纪中叶，利玛窦最早把儒家经典《四书》、《五经》译为西文，他的《利玛窦日记》第一次向欧洲全面介绍了中国的道德和宗教思想。正是经过他的倡导和努力，来华传教士们把中国的哲学、宗教、科学、技术、艺术等介绍到欧洲，并在18世纪的欧洲产生巨大影响。
知识链接：利玛窦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意大利的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玛提欧·利奇，利玛窦是他的中文名字，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早在1697年，德国大学者莱布尼茨就在搜集来华传教士的报告、书信和旅行记略的基础上，编辑出版了《中国新事》一书。他在该书的绪论中写道：“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东西双方比较起来，我觉得在工艺技术上，彼此难分高低；关于思想理论方面，我们虽略高一筹，但在实践哲学方面，实在不能不承认我们相形见绌。”
知识链接：德国科学家莱布尼兹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又称冯·莱布尼茨 ）是17、18世纪之交德国著名的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并且几乎在每一个相关领域都有杰出成就，被誉为罕见的科学天才。由于他独立创建了微积分，并发明了优越的微积分符号，使他更多以数学家的称号闻名于世。
到了18世纪，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依然延续着自己的辉煌与繁荣，而欧洲却还在经受着教派纷争和战乱之苦。当前往中国的传教士们将一幅美好的中国图景呈现在人们面前时，立即引来整个欧洲的无比惊羡。结果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的100年间，在欧洲形成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热”。在长达100多年的“中国热”期间，无论是在物质、文化还是政治制度方面，欧洲都对中国极为追捧，以至于在1769年曾有欧洲人写道：“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中国热”流行欧洲期间，人们普遍爱好来自中国的物品，热衷于模拟中国的艺术风格和生活习俗，以致形成一种被称为“汉风”（Chinoiserie）的时尚。这种时尚渗透到了欧洲人生活的各个层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装饰、园林建筑等。
17世纪以来，丝绸、瓷器、茶叶等中国特产开始大量进入欧洲，成为上流社会显示财富的奢侈品。据说茶叶最初传入欧洲时，曾被上流社会当成包治百病的良药，妇女们常用它来治偏头痛。在1650年时，英国一户普通人家一年的生活费用大约为5英镑，而1磅茶叶的价值就高达10英镑。中国瓷器一直受到欧洲众多王侯的珍爱，被视为“东方的魔玻璃”，通常只有在王宫和贵族的客厅里才能看到。中国的上等丝绸也受到欧洲消费者的极大欢迎。由于当时欧洲生产的丝绸质量还比不上中国，所以他们往往绘上中国式图案并注明“中国制造”，冒充中国丝绸进行出售。此外，来自中国的漆器、墙纸、扇子乃至轿子等都一度进入欧洲上流社会的生活。这种需求的日益剧增，使当时从事中欧贸易的商人们大发横财。到1692年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赢利总额已超过1亿法镑。
在追逐各种中国器物的过程中，欧洲社会迅速形成了一种时尚，包括举行中国式宴会、观看中国皮影戏、养中国金鱼等，都成为高雅品位的象征。这种时尚最典型地体现在中国式园林与建筑在欧洲的盛行。1670年，一向以奢华著称的路易十四，下令在凡尔赛为自己的一位宠妃建造了一座“中国宫”。这座建筑一经落成，马上引来了欧洲各国的效仿。一时间，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风格的代表性建筑，其中最闻名的要算普鲁士“无忧宫”中的中国茶亭。
由于中国时尚的狂热流行，当时也出现了很多趣闻。1672年，当清初活跃于福建、浙江等地的西班牙多明我会传教士闵明我（Domingo Navarrete，1618～1689）神父从中国回到欧洲时，马上就成为了明星式的人物。他的《中国的历史、政治、道德与宗教》一书也再一次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强烈兴趣。1698年，巴黎曾出现了一位自称是中国公主的女人，受到上流社会高规格的接待。然而到后来，人们却发现她只是一位来自法国乡下的女骗子。
2、.中国的月亮格外圆
在欧洲社会极力追求中国时尚的同时，知识界则将目光转向了中国的文化成果。到18世纪时，在启蒙思想家们的极力倡导下，欧洲掀起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文化热。著名思想家伏尔泰就对儒家学说推崇备至，他曾将《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视为每个人应遵守的座右铭。受其影响，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人权宣言》中也曾出现这一格言。另一位启蒙思想家狄德罗也非常景仰中国文化，他称孔子为“中国的苏格拉底”。在一次谈话中，他甚至说与孔子相比，“荷马是个糊涂蛋”。除法国之外，欧洲其他国家也出现了中国文化热。比如在俄国，大诗人普希金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中国的文献，还在其名著《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草稿中，将《论语》中“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这句话改写成诗句。
知识链接：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
D.狄德罗（Diderot，1713～1784），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美学家，文学家，教育理论家，百科全书派代表人物，第一部法国《百科全书》主编。
18世纪欧洲中国文化热的流行，最集中地体现在中国戏剧的风靡上。1735年，法国的马若瑟神父翻译并发表了法文版《赵氏孤儿》后，开创了史无前例的中国戏剧热。伏尔泰又进一步改编《赵氏孤儿》，并取名为《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1755年8月20日，当《中国孤儿》在法兰西喜剧院首次上演时，立即在民众中引起巨大轰动，一连演出了很多场。随后，英国、意大利等国也先后上演了这部中国戏剧。据统计，仅在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至少有4个改编本和3个英文译本。作为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伏尔泰生前对中国文化的喜好与偏爱向来被传为美谈。他通过《中华帝国志》等著作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并逐渐萌生出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与热爱。伏尔泰认为，《赵氏孤儿》集中体现了中国道德和儒家文化的精髓，故事人物忠诚献身的精神和成仁取义的品格正是当时法国社会所亟需的。他在著作和书信中多次提到中国的孔子，他认为，“孔子是真正的圣人，他自视清高，是人类的立法者，绝不会欺骗人类。没有任何立法者比孔夫子曾对世界宣布了更有用的真理”。在其巨著《风俗论》中，伏尔泰更是表现出对中国文明的强烈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