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被掳人口，加上百姓、宫女自不在这个数字之内，两位宋朝的最高领导人及其家眷在往北押解途中及到达押所之后所受的凌辱自然也让时人和后世难以正视——宗室3千多人，到达金人国都燕京后，只剩下1000多人，而且有19人病倒。
宋人骂金人为狗辈，金人当然会以“狗辈”的行为对待他们。因此，烧寺庙、夺妇人、抢珍宝、杀无辜，几万间房舍被毁，数十万军民死难，将鲜花一样的汴梁城糟蹋得不堪入目，就完全是在料想之中的事了。这时的景象可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不对，也许连草木都无存，只是“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堂而皇之东京汴梁，已彻底告别繁华往昔，从阔小姐沦落为乞儿。
这是一座都市的悲剧，作为首善之地，也是一个国家的悲剧。但正如黄先生指出的那样，这出悲剧原本不应该发生，然而不该发生的却发生了，当然只能是“耻”了。当日金军攻宋之汴梁，不过60000之众，而北宋政府从各地召来的勤王之师少算也有200000，却终究造成文臣遗子的千古惆怅，其原因，黄仁宇先生一针见血地道明，无非是“和战之际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
这一论断实际上也适用于南宋末年的悲剧事迹。直至走完它319年的岁月。就算1050年之后，常备军数量常在百万之上，就算直到南宋末年，国土丧失殆尽，抽江南之兵，仍可得600000，但时已至此，沉疴已久，有心杀敌，无力回天。
套用黄先生的一句话，北宋是一个“无法争取主动”的王朝，这是就其政治面貌、对外关系而言，也是对其国家性格的概括。外事不能强，则内事不能长。繁花胜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商品化进程”虽然已超越了其所在的时代，但滚滚的狼烟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吞噬的毒口。靖康耻，犹未雪，后人每每念及《满江红》，顶多也只能做慷慨激昂状，而当时之人，远眺故里乡土，或许也只能如北宋末年的词画大家吴激所作的《人月圆》那样，叹一曲——
南朝多少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
买公田：贾似道破解金融难题
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亩须卖官二百亩，一千四百亩须卖官四百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
——黄仁宇
1275年9月，因战事失利而被贬为高州团练使（相当于武装部部长）的贾似道，在途经漳州时，被监送官郑虎臣处死。
对贾似道来说，这大概是个意外，他或许从未料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死去，但对郑虎臣来说，他的这一行为，正如黄仁宇先生指出的，使他青史留名，“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宋史》列举奸臣15人，以贾似道为“殿后”，以此显出做史者的道德立场。黄先生为我们指出当日的情形“在野士人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看来，贾似道是个为千夫所指的罪人，郑虎臣为民除害，理应褒奖。贾似道确有令人切齿的地方。他虽为进士出身，但仕途进位，却多为裙带关系。1238年，贾似道的姐姐因貌美专宠于宋理宗赵昀，而升为贵妃，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贾家也不例外。贾似道很快被提拔为正四品的军器监。这等于大学毕业没多久就坐上了司局级干部的位子，44岁就做了副宰相。之后出将入相，成了一代权臣。
如果有谋划之能，具理政之术，做个权臣倒也无妨，实际上在多数情况下，权臣才能以强势整合各方资源，统合于一处，以固邦本。但贾似道并不是这等人物。他的头脑更多的用在了如何将斗蟋蟀玩得更好，以及如何将太平粉饰得更好。黄先生说他“晚年尚起楼阁水亭榭与诸妾都蟋蟀为戏”，为此他还赢得了一个尴尬的外号“贾虫”。
对贾似道的上级领导和他的同僚来说，“贾虫“玩蟋蟀这等事情完全可以视作小节，导致他众叛亲离，连太后都牙根痒痒想要唾其面，最直接的导火索还数“买公田”一事。对当时人来说，这是这位国舅爷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贾似道把能得罪的人全都得罪了。
南宋实行国有土地与私有土地并存政策。宋政府掌握的国有土地，多为从犯事官僚、逃户、绝户中收回的土地，以及江河淤积的沙田，军队开垦的营田，称为“公田”。1127年，宋高宗赵构即位初年，金兵压境，军费不足，有大臣建议，将公田卖给私人，赵构采纳了这一建议，在短时间内得以融资成功。这项政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在一定时间与范围之内，减轻因战争而给百姓带来的税赋压力，这是刚刚建立的南宋获得更多人拥戴的一个好办法。
不过这项政策在具体实行中，出现了两个问题。
其一，由于土地价格高，普通农家无力购买，而多为高官豪强所得，这些有钱人不屑贫瘠或中等的田地，专挑上等富饶的公田，这些公田土地肥沃，产量高，富户就有能力提升粮食价格，导致许多城市贫困人口因无力购买而成为流民，高官豪强因有权力与资金做依靠，趁机吞噬一般农户的家田，使得土地兼并日趋严重。
其二，由于高官豪强只对富饶田地感兴趣，剩下的一般的田地无人问津，便被政府搁置。这些没有卖出的公田，由于贴着“出售”的标签，使得农民不敢承租，这部分田地实际上就被撂荒，政府原本能从这些土地上获得的各种收益白白流失。以现在说来，就是国有资产遭受损失。
从宋高宗实施卖公田至宋理宗，时间已过去了整整100年，这100年间，除了上述两个问题越发严重之外，还有一个弊端也日益显现，几乎导致南宋政府的信誉破产。古代社会，土地就是命脉，于国于家都是如此，即便是在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宋朝也不能例外。由于土地多集中在豪强地主手中，若想满足军队粮食所需，政府就需要出钱向“种粮大户”购买。由于军粮需求急迫且量大，政府财政有限，故而在收购时就只能打“白条”。“白条”可以再市面上流通，带有纸币的功能，称为“造楮”。这种措施实际上与“强抢民财”没什么区别。由于南宋始终面临着北方强敌的侵犯，于是就陷入这样一个怪圈：战争就得要军饷，军饷就得要军粮，要买到军粮就必须“造楮”，“造楮”一多，势必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其结果就是导致南宋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黄仁宇先生指出：“南宋初年米一石值三缗为常情，一百年之后有提到三百四十缗，七百缗及一千缗一石的文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三百倍。”极端情况下，120斤大米需300000元人民币，这数字骇人听闻。在这种情形下，百姓的日子过得如何就不难想象了。基层不稳会导致统治基础的松动，这个道理南宋政府也是明白的。减少“造楮”，保证物价稳定和军粮充足就成了南宋政府最紧迫的政治任务。
这个重担落在了实权人物贾似道身上，因为他首先提出，要解决国家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恢复公田制，向大官僚和大地主买回公田。黄先生指出“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1263年，距元军入临安也还有十三年。”贾的方案，黄先生为我们勾出——
“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三分之一（即八百亩须卖官二百亩，一千四百亩须卖官四百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杂以金银僧道度牒（可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
从田亩数上我们即可看出，拥有上百亩乃至千亩田地的，绝非普通百姓，贾似道的矛头直指那些寄生在土地上的高官地主。贾似道知道，这么做必然会引起这些人的反弹，于是他以身作则，将自家的1万亩田地卖给政府。从政策本身来看，是个科学的办法，也可看出贾似道也有一颗“爱国之心”。但很多事情，想法很好，做起来却变了样。贾似道为了突出业绩，将买公田视作一场运动，将任务打包，包干到每一个地方官员，地方官为了政绩，就把买公田当成了一种形象工程。
贾似道规定每户人家200亩之外的田地才按量购买，但地方官却连百亩之田也收购；这倒也罢，最让田主气不过的是收购价。都说粮贱伤农，土地贱价，人家也不干。土地收购价低到何种程度呢？按规定，亩产2石的值200缗，1石的值100缗，但实际情况是，地方官对亩产1石的土地只给40缗。这等于是变相抢劫。那些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当然要哇哇大叫了。
这还不是买公田产生的最大问题，黄仁宇先生指出，最严重的还是“买到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办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也就是说，南宋政府面对这些买回来的田地，不知道如何经营，买与不买竟然成了一回事。
虽然效果不尽如人意，但南宋政府还是勉强支撑了12年。贾似道到死也没有想到，他的“买公田”政策直到明朝，都是皇帝最头疼的事情。退也不是，自己用也不知怎么用，最终还导致黄先生指出的“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
贾似道也许会说自己的一片好心被无知昏庸的各级官僚和他们的地主兄弟们当成了驴肝肺，念歪了经。抛开郑虎臣的正义感，不可否认，贾似道的败落与死亡，与他的敌人有直接的关系。客观一点说，他是失败的金融税收改革家，我们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单纯的人，因为他的好与坏让人一目了然。从某种意义而言，他的结局也预示着南宋政府的结局。说其为末代之悲歌也不为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