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属西印度尚未发现之前，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普通利息率好像都是10%。自从发现了西属西印度之后，各国的普通利息率就相继从10%降到了6%、5%、4%，甚至是3%。现在我们假设，一国银价的下降比例刚好等于利息率的下降比例，比如利息率由10%减至5%，那么跟以前相比，现在等量的银就只能购买到一半的货物。可是，这种假设符合事实吗？我相信事实绝对不是这样的。不过，这种假设却非常有助于论证我将要说明的理论。此外，我们也绝对不能仅仅根据这个假设，就断言金银的利息率会随之降低。因为，如果现在的100镑和以往的50镑价值相等，那么现在的10镑就会只相当于以往的5镑。无论降低本金价值的原因是什么，都会使利息以同一比例降低，所以本金和利息的价值比例并没有改变，所以利息率当然也不会改变。如果利息率改变，本金和利息的比例也必然会改变。如果现在的100镑只等于以往的50镑，那么现在的5镑也必然会等于以往的2镑半。所以，如果利息率随着本金价值折半也折半的话，那么现在的资本利息，就会只等于以往资本利息的1/4。
当一国的商品靠白银流通，而且商品的数量未增加时，银的增加就只会使银价降低。这时，虽然各种货品的名义价值都会增加，但它们的真实价值却没有变化。虽然这些货品能够换到更多银，但它们能够支配的劳动量、维持的劳动者人数却没有变化。虽然可能需要更多的银量才能把等量资本从甲地移转到乙地，但是资本额却没有变化。虽然货币这一转让物品的媒介，增多得像冗长的委托书一样累赘，但它所转让的物品却没有变化，转让效果也是相同的。既然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没有变化，那么市场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量，自然也不会变化。因此，虽然生产性劳动的价格增大了，但劳动的实际价值却是不变的，即工资按照所付的银量来计算是增大了，但其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却没有增多。至于资本利润，则无论是从名义上还是实际上说，都没有变化。由于劳动工资经常是用所付的银量来计算的，所以当所付的银量增加但工资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时，工资也好像增加了；而资本利润却不是这样，它并不是用所得的银量多少来计算的，而是用所得银量与所投资本的比例大小来计算的。比如，我们在说到一国的劳动工资时，往往使用5先令每星期来衡量；而说到一国的利润时，却经常称其为10%。不过，既然国内的总资本没有变化，那么国内各个资本占有者的资本竞争必然不会变化，他们在交易时遇到的便利和困难也必然和从前一样。所以，资本对利润的普通比例和货币的普通利息，也都不会变化。此外，使用货币的一般利息，也必须受制于使用货币所能取得的一般利润。
当国内货币的流通量不变时，如果国内每年流通的商品量增加，那么货币的价值就会提高，还会产生其他一些重要结果。这时，虽然一国资本名义上没有变化，但其实际价值却增加了，虽然表示它的可能仍然是同量货币，但其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却增加了，所以市场对劳动的需求自然也就随之增加了。于是，工资自然也会提高，只是可能有时从表面上看反而下跌了。这时，虽然劳动者的工资可能比以前少了，但其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却可能多于以前需要用更多的货币才能购买的货物量。不过，资本利润仍然还是从名义和实际上都没有减少。既然国内的总资本增加了，那么资本竞争必然会随之增加。这时，各个资本家的投资所得，即使在各自资本所雇的劳动生产物中只占有比以前小的比例，他们也只好自认倒霉。既然货币利息和资本利润是同时变化的，那么即使货币价值大增，即一定量的货币所能购买的货物量增加了，货币利息也仍然有可能大大减少。
有些国家原本是禁止收取货币利息的，但由于收取资本利润的情况在任何地方都有出现，所以后来它们也规定：使用资本时，无论任何地方都得给付利息。由经验可知，那些禁止放债取利的法律非但没能阻止重利盘剥的发生，反而加重了商人的罪恶。因为，债务人除了要为使用货币支付一定的报酬之外，还要额外支付另一笔费用，以保障出借人不致因为接受这种报酬而有所损失，即保障出借人不致遭受法律对重利盘剥所处的刑罚。
有些国家不禁止放债取利，法律往往会规定合法的最高利息率来防止重利盘剥。这一法定最高利息率，一般都比市场最低利息率稍微高一点儿，它通常是那些有能力提供可靠抵押品的借款人所付的价格。如果这一法定最高利息率比市场最低利息率还低，那么其实质无异于全面禁止放债取利。因为，当放贷的报酬比使用货币的价值还低时，债权人就不会再愿意将钱借给别人，于是，债务人就得被迫额外支付一笔费用，以防止债权人因为冒险出借货币而遭受损失。如果法定利息率刚好与市场最低利息率相等，那么遵守国法的诚实人，就不会借钱给那些无力提供可靠抵押品的人。这么一来，那些借款者为了借到所需资金，就只能被重利盘剥者盘剥了。现在，英国各个银行贷给政府的资本，收取3%的年息；贷给那些有可靠抵押品的私人，收取4%或45%的年息。所以，英国这类国家的法定利息率，最适合规定为5%。
虽然法定利息率应该比市场最低利息率高，但是也不能高出太多，这一点必须要注意。比如，如果英国的法定利息率是8%或10%，那么大部分货币就会被浪费者和投机家借去。因为，这么高的利息，只有他们这种人才愿意出；而诚实人使用货币时所能给付的报酬，就只能是由借款所得利润的一部分，自然不敢跟他们竞争。于是，一国资本的一大部分，就会从诚实人那里转到浪费者手上，它们没有被用于有利的用途上，而是被用在了浪费和破坏上。相反的，当法定利息率只比市场最低利息率稍微高一些时，有钱人都只愿意将钱借给诚实人，而不是浪费者和投机家。因为这时，无论是把钱借给诚实人还是浪费者，所得的利息几乎都是相同的，而相比之下，把钱借给诚实人要稳当得多。这么一来，一国资本的大部分，就会掌握在诚实人那里，从而得到有利的运用。
一国的法律，不能将国内某一时期的利息率，降到一般市场利息率之下。比如，法国曾于1766年将其利息率由原本的5%降到了4%，却迫使人们为了逃避它，想尽了种种办法，最终使得民间的借贷利息率一直都保持在5%的水平。
有一点需要指出，即市场的普通利息率决定了土地的普通市场价格。那些资本所有者，他们不需要使用资本，而宁愿用它来取得一笔收入，所以他们一般都会再三盘算到底该怎么使用它，最后往往会在把它用于购买土地还是借出取息之间举棋不定。土地财产除了具有极其稳当可靠的特点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利益。所以，借款者一般都宁愿出于稳妥的考虑而购买土地，虽然由此得到的收入比借贷所能收取的利息要小。不过，这些利益也只能抵补收入上的一部分差额。如果地租比货币利息少得多，那么土地的普通价格就会因为供过于求而下跌；反之，如果从土地中所得的利益不但比货币利息多，而且还有很多剩余，那么人们自然会愿意购买土地，从而使得土地的普通价格因此而提高。
土地的售价，在利息率为10%时，通常是年租的10~12倍；在利息率为6%时，就上升到了年租的20倍；在利息率相继降至5%、4%时，则分别高达年租的25倍、30倍。法国和英国相比，前者的市场利息率更高、土地的普通价格更低。通常情况下，土地售价在英国为年租的30倍，在法国则为年租的2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