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一个成熟的自由人，游戏规则其实很简单：
你有好好干还是大闹天宫的自由，而公司也有升你还是降你的自由；
你有听或不听父母的自由，而你的父母同时也有发飙或不发飙的自由；
你有追寻感兴趣的工作的自由，而企业也有寻找能力更强的人的自由。
你可以自由地挑选哪一个更好，但是你并没有能力要求世界为你而改变。你们都平等地拥有选择的自由。
追寻“选项自由”的人，他们像等待戈多一样，在人生站台等待这永不进站的“自由”；终其一生，自由没来，无奈倒总是准点。很多人沉醉于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智问题——不愿意或者无力承担自由背后的责任。
因为无力或者没有勇气面对这些“不完美的选项”，我们最常用的模式，就是这个“愤怒无奈恨”循环圈：
不想选择—觉得无奈—愤怒—受害—恨
在家庭里，孩子有真的自由
过年这几天，小娟都快要被妈妈逼疯了。
“他给你打电话了是不是没有上午还是下午打你先打的还是他先打为什么是你先打”从过年开始，妈妈就不断地问这些关于她男友的话题，都要把小娟逼疯了。
小娟心里很想说：“关你屁事。”但是嘴上却不断地解释：“因为我们说好了啊，因为我不想让他打那么多啊，因为我先打漫游就便宜啊。”过了几天，编出来不少连自己都不信的理由，而老妈的疑心更重——她做出判断，这男人不爱小娟。她甚至开始游说小娟，让他俩分手……你身边有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
“为什么我不能有恋爱的自由啊！”小娟在一次朋友聚会的时候开始抱怨她母亲食古不化，哀叹自己左右为难，在朋友圈获得一阵阵赞同和同情。在分开的时候，一个朋友走出去几步，又折了回来，以过来人的姿态神秘地宣布：你要知道，这只是一个开头。
这真的只是一个开头，在未来长达几十年的家庭与自我关系当中，这仅仅是一个关于掌控与被掌控的第一回合。一边是逐渐成熟、有主见的自我，一边是爱自己但是过度掌控的妈妈。小娟有恋爱的自由
小娟当然有自由：
小娟的第一选项是做自己：她可以告诉老妈，我不要你管，我爱和谁谈和谁谈、电话爱打不打。但是她又不愿意承担在大过年的时候发起系列战争的责任——你怎么会不要我你怎么长大变成这样妈妈这可是为你好啊——更高段位的父母会把话题上升到“不孝”的高度，然后发动亲朋好友（相关利益人）“群殴”。如果力量不强，真的顶不住。
不妨现在就从了吧，但那就意味着接下来的婚恋也纳入父母管理范围。妈妈在“他是否爱你”这件事上成了权威认定机构。未来的二人生活中只要一有矛盾，妈妈就会成为仲裁员加保护者。这些女生（男生）经常选择一生气就打电话给妈妈或者回娘家，意思就是，既然当年我妈代替月亮选了你，现在就让她代替月亮消灭你！这些孩子变得安全、甜蜜，却永远也长不大，而他们有着一个愿意包容他们的、老实忠厚的、符合20世纪60年代父母价值观的另一半。
所以大多数的中国孩子都会选择第三种：不选择，编个理由搪塞过去。这样既貌似和谐，又可以继续拥有自己的空间。但这样一来也需要承担相关的责任：老妈更加觉得女儿笨——你连他这样的理由都信！——更觉得自己火眼金睛，需要加大力度监管“负心郎”。而女儿则越来越觉得妈妈管多了——你又来了！——越发憋屈和愤怒。两个人的情绪都越来越大，总有一天会来一个大爆发。
不选择，其实是最糟糕的选择。
类似的选择困境其实很多：在家人的反对之下，我是否有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自是否有用自己的方式工作的自我是否有交自己喜欢的朋友的自我是否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不是说人生而自由吗，为什么我们没有选择自己生活的自
以小娟的故事为例，她有认为“自己想要的爱情方式和自己的需求”更重要的自由，也有选择如何应对的自由，但每个选择背后她也都需要为可预见的结果负责。
比如选择“恋爱自由”，那就需要承担短期被家人评价甚至攻击的责任，承担未来两个人出现问题而家人并不支持的责任。
如果选择“顺从家人”，那就要承担无法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的责任，需要承担未来被家人干涉感情的责任。
她也拥有选择“两个都重要，只是需要平衡”的自由，比如说家人四、自我六的自由，但是也需要承担接下来自我和家人都无法完全满意的责任。
不管怎么样，她总有选择的自由。
到底该选择哪
第一看“恋爱自由”“家人认同”到底各占多少比例，选择对自己重要的，找到平衡点。
第二看自己到底是“独立生活”能力、“自我调适”能力强，还是“人际平衡调适”能力更强，选择自己能搞定的。
自由意味着责任，而责任需要能力承担。人们畏惧自由，往往是因为畏惧背后的责任与无能。如果你想要有决定自己未来的自由，一定要有决定自己未来的能力，并且愿意用这些能力为自己负责。
在微信公众号“新精英做自己”里输入“儿女”，推送给你三篇父母写给儿女的信，思考父母与儿女的关系。作者分别是贾平凹、经济学家陈志武，还有我写给女儿弯弯的信。
自由与责任
成长是一个自由逐渐扩大的过程，你慢慢开始可以自由地花钱、居住、择偶、工作、生孩子……随着自由的好处越来越多，必须承担的责任也就越来越多。自由与责任不仅不是对立，反而是不可分割的。
法律上规定18岁之前，孩子们尚不能为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所以他们也并未获得完全的自由；精神病人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行为，所以也无须为此负法律责任。我们有开车的自由，同时就有遵守交规的责任。
生于50后、60后的父母亲常常对他们的后代抱怨：“我们当年哪里有你们这么多选”但事实上，一方面他们的确缺乏自由，一方面他们也不太需要为很多事情负责——几乎从他们出生开始，国家就为他们负责一辈子——幼儿园、义务教育、分配工作、分配粮票、组织协助相亲、工会组织负责撮合、分房、计划生育、各种配额、死亡指标。他们不自由，却也不需负责。
今天我们的生活则相对自由得多，我们恋爱自由谈、工作自由找、房子自由买、离婚自由离。但是，我们同时也承担起自由恋爱的责任、证明自己有工作能力的责任、自己花钱买房子的责任（70年之后谁负），以及出了轨自己擦屁股的责任，连带的还有托人让孩子入幼儿园、择校、选专业、存钱防老等责任。自由多，所以责任也多。
自由与责任，一如太极的阴阳、鸟的双翼，同起同落。
所以既然你选择了追寻自己的爱情，就别在遇到贱人并中招后哭天喊地。
既然你不愿意自己出去找，就别嫌弃你父母给你介绍100个“好孩子”相亲。
既然你选择了一定要等待一个完美的人，就不要在等不到的时候感叹命运的捉弄——这不是命运的玩笑，是您老人家自己下单自己送货自己签字的玩笑啊。
在职业中，我们也能看到自由与责任的关系。在一个公司里，经理比员工自由，能挑活干；总监比经理自由，能挑时间上班；企业管理者会更加自由，他可以根据战略方向，自由挑部门来带。而他们的责任也是递进的——事情干不好，先问责总监，然后是经理，最后才是员工。而总裁的责任最大，他需要自己管好自己，需要24小时操心公司的事，庞大的公司出了任何的法律、财务、危机公关的事情，全部都是他的责任。
1998年前的大学生并无就业择业的自由，于是他们也没有找工作的责任，国家分配了一切。而2000年开始，大学生开始双向选择，享受到突如其来的就业的自由，却并没有承担起自我定位和求职的责任。正如哈耶克所说：“在自由社会中，我们不仅有了技术，而且还应该有让自己的技术被认知价值的能力。”
因为长久以来的学而优则仕的想法，今天的大学生有一种不正确的“托付”心理，他们认为职业发展这件事情，应该有人为自己负责。一开始的时候，是我读了大学，而且成绩还不错，所以应该有工作；大学生就业困难，他们的反应是那我继续读个硕士或者出国就应该有工作；然后是我读某一所名校或者某个专业就应该有工作……随着所有这些想法一一破产，他们开始认为我老爸应该给我一份工作、国家应该给我一份工作，否则就是“被国家坑了”。
我要反问这群年轻人：当年读不读大学是你的自由，大学在宿舍玩游戏还是社会实践也是你的自由，是考研还是就业依然是你的自由，是否努力找工作也是你的自由，为什么一出社会找工作，就变成了社会的责
北大学生××选择了毕业卖猪肉，当年大家嘲笑声一片，现在做得还不错，大家又开始哗然——有一种常见的批判是：“国家花了那么多钱培养你，不是为了让你卖猪肉的！”从自由与责任的角度来说，如果国家不爱花钱培养大学生卖猪肉，就完全可以收回这种自由，但是国家应该在高考前增加一项测试——监考老师盯着每一个同学的眼睛问：你以后要卖猪肉然后根据回答来判试卷，鉴别成了国家的责任。国家既然不愿意承担这份责任，也就应该让每个毕业生有卖猪肉的自由。
对现代的职业人来说：
你当然有选择一份喜欢的工作的自由，所以你也需要承担起自我销售、与人竞争的责任。
你当然有升职和自我实现的自由，所以你也需要承担起表明自己有能力胜任的责任。
你当然有特立独行的自由，所以你也需要承担大家不支持你的责任。
你当然有频繁跳槽、不断选择的自由，所以你也要承担起社会对频繁跳槽者的评判，以及也许你会选错的责任。
女性有生孩子或者不生孩子的自由，所以也要承担起社会可能对生育期职场女性的歧视，承担起自我整合、重回职场的责任。
大小城市的选择也是一个经典的自由与责任问题。如何选择大小城市，一个比较幸福的方式是，去大城市闯荡，到小城市养老。为什么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想闯荡天下，而老了又纷纷叶落归显而易见，大城市自由多，责任也多，压力大；而小城市相对不自由，但责任也小得多。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向往自由和机会，愿意多承担责任，这时多自由多责任的大城市更好。而老年人对于安定的需求超过了自由，这时去一个少自由少责任的地方也许更好。所谓成熟，就是懂得评价自己能承担的责任，选择自己能享受的自由。
别人错了，你也有责任
有一次电视台做“大学生就业难”方面的节目，请来了教育专家、大学教授、政府官员、企业家来讨论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难，我作为生涯规划师也在列，节目也邀请了100多名大学生做观众。
专家们轮流表明了对这个社会现象的观点：缺乏职业教育，企业用人需求虚高，大学专业设置没有考虑就业，大学生扩招导致教学质量下降……
这时我看到在座很多大学生的脸上浮现出一种奇怪的表情，那是一种有点痛苦又有点快乐的表情——痛苦是因为知道自己原来面对这么多问题，而快乐（那是一种解脱的快乐）的表情表明：
“哦，原来如此，原来这不关我的事！”
这表情我们并不陌生，当我们集体在网络起哄自己是“屌丝”，笑骂“土豪”，嘲讽我们的生活过得有多糟糕的时候，我们都有这种痛苦的快感。
我最后做自己的总结发言，对学生说：
我理解今天的话题是为什么大学生就业那么难，这个部分社会、学校、企业还是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都有很大提高的余地，但是我想说，即使是有人做错，却还是需要你来负责。
在今天听完这些社会的不完善以后，你出门还是要面对这一切，找你的工作，过你自己的生活。即使你能证明全世界都辜负了你，也并不会让你的工资多出200块钱；每天在网络上转发和评价完“中国人的问题就是……”以后，你还是需要在线下面对这群有问题的中国人。有人在犯错，并不能卸下你身上过好自己的生活的责任。
别人也许不正确，但是你依然需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举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
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准备过马路。车行的路口亮起红灯，而行人通道亮起绿灯，你迈步前行。
正走到马路中间，有一辆大卡车闯了红灯，向你冲来。你看了一眼红灯，确认是他违规。你有什么反
A躲开，先自保。有可能的话，记下车牌举报。
B站在马路中间，对这车大喊：你错了！然后，砰……啊……啊……啊……
你会选择哪一肯定是A。
但是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人选择B，为了证明对方错了，他们不惜把自己搭进去。
为了证明父母的选择是错的，他们毁掉自己的大学四年；为了证明昔日恋人的分手是错的，他们与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证明给你看你失去了什么”；为了证明别人的想法是错的，“就做出来给你看看”；为了证明世界不够好，他们宁愿自己过着糟糕的生活。
毕淑敏老师在《幸福密码》课堂上讲过一个故事。在一个小镇上讲课，一个农村寄读的小姑娘过来问毕老师：“凭什么我要过这样的生我的笔只有一毛二分钱，写出的字断断续续，而我同桌的钢笔几十块，字写得特别漂亮；她的父母亲能够教她功课，而我父母什么都不懂。命运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公平！”虽然是冬天，她的愤怒依然点亮了她的脸蛋，发出红光。
毕老师回答说：“你的钢笔和你的父母都不是你能够改变的，但是你的那支一毛二分钱的笔却是你能把握的。只要这支笔写出来的答案，与那支钢笔写出来的一样，就会获得同样的分数。而如果你能够持续写出更好的分数，你就能慢慢改变自己的生活。”
我喜欢这个回答。我们渴求公平，正因为世界本不公平。所以重要的不是判断是否公平，而是如何面对不公平。世界没有给我们选项的自由，但我们总有选择的自由。
在你暂时无力为别人的错误负责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不是指责，整个世界都翻船，重要的是先把自己捞出来。
引胡适先生的一段话：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益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
总有人在你生命里犯错，但是只有你在你的生命里负责。请担起责任来。
自由=能力-欲望
明白了自由与责任的关系，我们就知道，我们要享受多大的自由，就必须承担多大的责任。但又是什么决定我们能承担多大的责这就是我们的能力。那些恐惧自由的人，往往恐惧的是自己没有能力。
自由—责任—能力
我们常说的财务自由，意味着你可以不通过上班，仅通过财务的操作承担自己养活自己的责任，所以你获得了不上班的自由。但为什么你能做到这一因为你的理财能力。理财能力=财务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