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惨胜如败的一维度成功
生涯四度中，高度和深度外显，而宽度和温度则内含。如果一个人看不到生涯的全貌，他就会下意识地用单一的、外显的维度来评价自己的人生，同时也通过牺牲其他维度的方式来达到所谓的“成功”。这就是一维度的伪成功。我们抽取今天这个社会里两群最“成功”的人——高考状元与亿万富翁，谈谈一维度的伪成功。
顺带说一句，与我们的预期相反，这群“好学生”与“成功人士”，几乎毫无交集，真是讽刺。
那些消失的少年天才
中国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今天一共过去了37年，按照参加高考的平均年龄在18岁来看，高考状元的年龄应该在19~55岁之间，如果按照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香港、澳门与台湾地区不算）文科理科各出一个计算，高考状元人群约有2300人。他们有没有成为生涯中的成功
高考状元今安
根据校友网2009年发布的《2009年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报告对150名1977~1998年的全国各省高考状元（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的职业状况进行了调查，列表介绍了部分优秀状元的职业状况，并称“普查我国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长江学者等顶层人才榜单，尚未发现高考状元的身影。”据此，该报告得出结论，“大部分高考状元职业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社会期望相差甚远，他们当中大多数没能成为各行业的‘顶尖人才’”。这个报告有其不周之处。科学家、长江学者、杰出政治家、院士的平均年龄在60以上，所以有可能一些潜在的人才是因为年龄没到。但这份报告的确说明问题，高考状元的发展与社会期望有着巨大的差距。
少年班的天才梦
我们把眼光投向另外一个更有传奇色彩的群体——少年班的天才们。
少年班的初衷是尝试发现年轻的学科天才，给予重点扶持和特殊教育，争取为中国的数、理、化培养出“青年科学家”队伍。少年班的学生都是各自然科学的尖子生，通过严格的智商测试，还有很多已经在奥林匹克竞赛中拿到大奖，他们大部分都在10岁左右学完了所有的中学课程。
这个创意着实不错，理念也很吸引人。于是从1978年中科大招第一届少年班开始，举国掀起少年班的热潮——到1984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国防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中理工大学（现改名华中科技大学）等13所高校陆续开班，又陆续关闭。至今36年，中国陆续培养出近3000名少年班学生，暂时没有一位在公众或专业领域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成为“青年科学家”的领军人物。著名家教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忠心认为：科大少年班30年没有出一个学科带头人。
这样一件举全国之力的教育工程，集中培养这样一群精选出来的高智商、记忆力与知识技能卓绝的孩子，却并未成才。问题出在哪
学科压力大、极度自负与自卑、生活障碍、健康不佳、学科专业不适合、缺乏创造力等从他们身上反映出来。有些学生读到了硕士，依然不会自己洗衣服，上街买东西受骗，无法与同学交流，生活依靠钟点工照顾。这样的人，从经历与心理韧性来说，都很难担当“青年科学家”的重任。
今天的自然科学研究早就过了当年爱因斯坦仅凭一支铅笔就能做研究的时代。今天的研究者不仅需要高智商与逻辑，还需要很多其他的能力：从研究来说，需要源源不断的创造力、跨学科的视野、与国际同行交流的能力、与团队合作的能力……从生活来说，需要很强的面对挫折的心理韧性，需要有对于学科的强大兴趣与使命感，需要有把自己照顾好的能力，或者至少，像纳什那样找个仰慕和照顾自己的姑娘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为什么没有被培养出在和朋友打闹、成群结伙地晃荡在学校和家之间的路上时，我们学习到友谊，而他们在学习。当我们16岁第一次自己出门，被别人骗光了钱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社会，而他们在学习。当我们18岁第一次给心爱的女孩子写情书的时候，当我们在泡妞或者被妞泡的时候，我们学习到爱情，而他们也许还在学习。等到我们成年，凭以上这些能力开始展开我们的生涯，让我们的生命变成立体而非直线的时候，他们只会学习了。
音乐竞技化
这种一维思维不仅摧毁了科学家的创意，也摧毁了艺术的天赋。当谈到为什么中国孩子很少有音乐天才的话题，中国音乐学院教师王遒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毁掉中国音乐天才的，就是“音乐竞技化”（深度高度化）：“把音乐推向一种体育竞技的状态，要求更高、更快、更强等。这是很毁人的……虽然中国琴童的手指机能都能训练得很好，但是很多国外大师都认为我们的学生弹的作品太难了。”音乐竞技化，就是用高度的思维衡量深度。
“学生过早地被灌输这种竞技思想，而他们的文化积累、人生感悟都不够，加之他们所演奏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西方钢琴音乐，导致他们很难理解这种非本民族的东西……比如弹巴赫的音乐，他们连教堂都没有去过，没有见过自然也谈不上感受，所以难以弹出地道的巴赫……学生本人未必喜欢钢琴，要么弹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来干吗了，要么就仅仅平添一种谋生的手段。”
最后王遒说：“我个人认为，即便在中国每10000个受过专业训练的学生能有9000个成为钢琴家（能登台演奏的人），从中也未必能出一两个大师。而在西方10000个受过同类专业训练的学生，当中可能只有百十个能成为钢琴家，但这里边就可能造就出10位真正的大师。”
2003年北京非典过后，我有段时间无所事事，就各个大学乱蹿蹭课听。有一次一个俄罗斯钢琴大师来中央音乐学院教学，我趁机溜了进去。那天大师在指导一个孩子弹舒伯特的《鳟鱼》。孩子弹了一段，大师就用英语指点几句。原话记不清了，大概意思是：“你见过清澈的小溪流这首歌前面几个音符，就是用来表示流动的小溪水的。”他对学生笑笑，指了一下琴键。眼睛里仿佛都能看到一条小溪，从低音区流过来，漫过白键，绕过黑键，流向高音区。
那个学生的眼神则如一潭死水，保持标准的恭敬的微笑与点头，表情麻木，不知道是表示见过，还是表示说得对。大师一看他毫无反应，就有点着急，对着翻译说了第二句：“鳟鱼，你见过在水里面穿来穿去、激灵一下又停下的鳟鱼”
那个孩子依然保持标准的微笑点头。我坐得比较近，看到他的嘴唇无声地动了一下，他在对自己说：“鱼头煲算”
音乐的深度，需要生涯的宽度与温度来滋养，世界上不存在一维度的成功。
压缩的现代化、无须辩论的知识、限定的知识内容和体系，共同构成了教育体系的一维度成功——你有没有看到“单维度成功”教育的脆弱所
1他们经不起失败
如果说我们的生涯是个立方体，一维度成功的人的生涯则是一条直线，他们甚至无法容忍曲线。当遇到躲不开的挫折的时候，立方体可以翻滚过去，而直线只能通过，或者折断。这是种脆弱的成功。
2伪成功
这些人真的成功了在我看来，他们并没有成功，甚至也未必真正优秀。他们只是把应该用来发展其他维度的时间和资源，都强加在一个维度之上，堆出一个虚假的、不堪一击的成功架子，展示给不知道是谁的“大家”看。
等到30岁的时候，他们会发现——当年花掉所有业余时间在16岁拿到的硕士学历，对于长达30年的职业马拉松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而那些时间本该谈的恋爱、球场上打的球、酒桌边喝的酒、毕业时洒下的眼泪、伤心的时候可以陪伴自己的爱好，才是真正支持美好生命的东西。
3他们毫无选择会成为一维度的人
不管是“学而优则仕”“音乐竞技化”“有钱就是爷”，还是“我爸是李刚”，都是典型的“高度衡量一切”的一维思维。而放弃其他维度的发展，无疑让原来立体的生命变成一条直线——当成绩（高度）被寄予了拯救人生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也就产生了两种变态：一是所有的努力都放到了一只篮子里，但这只篮子里只有少数胜利者，这让人焦虑；二是人们为了唯一的希望，不惜扭曲自己，搭上所有的精力，这让人压抑。
像一个胖子非要把两条腿都穿进牛仔裤的同一条裤腿一样，一维成功使人焦虑且压抑。
当这些焦虑又压抑的人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你怎么能期望他们不搞突击应付领导检查，不牺牲尊严去赢得竞争，不放弃自己的梦想去追逐名那是他们唯一的可能了。
你用短跑的速度冲刺，结果在马拉松的前1000米超出老远，还向观众挥手，觉得自己很成功。你这不叫成功，叫“二”。
不幸福的中国富人们
提到亿万富翁，你会想到些什名车宝马美女相伴，还是湖边别
下面我要讲的，是一份2011年《新文化报》做的亿万富翁的死亡原因调查，文章从对2003年到2011年八年的亿万富翁的调查入手，探寻这样一个群体背后不为人知的生命状态。
从2003年1月22日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海鑫钢铁集团董事长李海仓被昔日的“发小儿”用猎枪杀死在自己办公室开始，到2011年6月28日知名运动品牌德尔惠公司董事长丁明亮死于癌症。八年多时间里，72位亿万富豪因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世界。
根据胡润排行榜统计，2010年中国的亿万富翁约有60000人。根据这个数字，亿万富翁的死亡率约为1.5/10000。
如果亿万富翁算是一种职业，那么其死亡率排在警察和建筑工人之间——考虑到中国独特的瞒报制度，死亡排名的精确度待商。这个排名很有戏剧性，正好反映了很多亿万富翁的尴尬——前有查案警察，后有讨债农民工。
这些在大众印象中享受着最好的生活、坐着最高级的跑车、进出最豪华的酒店、搂着80后女人的富翁，为什么舍得放弃这个世
这些离开人世的亿万富翁中，我把“伏法”“他杀”和“疾病”算作一类：被剥夺游戏权利。出于过于自信或者身不由己，这类人通常曾经深深透支了其他维度：“伏法”的透支了法律道德，“他杀”的透支了伦理良心，“疾病”的透支了身心健康。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当要还的时候，他们还不起了。
我把“自杀”算作第二类：自动放弃游戏权利。这些人知道自己无力偿还，选择了不玩。就像在QQ游戏上拿到一手烂牌，你直接选择拔网线一样。
最后的“意外”我则不知道该归于哪一类，暂且不提。
这些离开人世的富翁虽然在财富上成就惊人，却在其他方面亏欠很多，他们都曾大大地透支自己的生命——这些透支像是对信用卡的拙劣操作：他们在自己生涯的其他方面不断刷卡，反复取现——这的确让他们在短期之内成功过，成为众人眼中的“赢家”，却也在某一天“催款单”来临的时候，让他们无力支付。
《福布斯》《2013年中国企业家幸福指数白皮书》中也指出：家庭、事业、健康是企业家最重要的三大支柱；旅游、进修和慈善是企业家热衷的三大活动；50~59岁的企业家最幸福，而从60岁开始，越来越走低；有很大压力的人群占四成以上；而从2011年开始，企业家的幸福指数在慢慢回升了。
这群已经成功的人士，是正在成功的人士的极好范例。当家庭和健康这些支柱被“借”走，不是“旅游、进修和慈善”能够轻易还得上的。
我们到底在“混”什我们又在用什么方式“还为了高度和成就，人生是否一定要放弃一些东如果答案是“是”的话，那么孤独和凄凉是否是成功者的唯一结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放弃的限度又在哪
我尝试以生涯的角度，更加近距离地观察这群并不快乐的“成功”人士。
因病死去的人中，有九个死于心脑血管疾病，还有七个死于癌症。现代医学告诉我，前者最主要的原因是常年缺乏锻炼和吃喝过度，后者则与常年不规律的生活以及长期焦虑、抑郁有关。当金钱慢慢充满钱包的同时，脂肪和血栓也许在以同样的速度挤满脏器与脑血管，焦虑和抑郁则渗入心灵；以健康为代价的成功是一种慢性自杀。《中国健康调查报告》中甚至提出过一个有趣的看法——为什么你会得癌因为你的潜意识告诉你的身体，我不想活了。身体于是对潜意识说，Comeon，baby（来吧，宝贝），我帮你造个肿瘤吧。
如果说疾病是一次缓慢的自杀，自杀则是一种迅速的疾病，这种选择需要强烈的决心。
景德镇市信义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邵和谐等七人选择了自缢；
辰能哈工大高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庆斌等五人选择跳楼；
珠光集团浙江钢结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立强等两人选择了投水；
合肥森淼集团董事长侯业富等两人选择了服毒；
包头市惠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金利斌选择自焚……
我近乎残酷地一条一条罗列出来，我想你也与我一样，能感受到接触这些数据时的震惊，体会到背后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决心。他们多数是因为公司资金链断裂，或者是恐惧犯罪事实败露，或者是因长年的抑郁做出这样的选择。
这当然只是亿万富翁中的很少一部分人，但也反映出一个事实：很多一维度的成功不是生长出来的，而是从其他维度“转账”出来的。这种急功近利的成功对个人来说，一旦反扑，就会带来生涯的全盘垮台；而对于社会，则反映了整个商界的浮躁、浮夸和不安分。
这背后也有更加深层的原因：
1缺乏自我：在中国这个以交际为核心的商业环境中，商业的成功往往在酒桌与交际中完成。富豪们白天主内处理管理，晚上主外处理关系，回到家里还要处理家事。各种关系下，是各种角色的扮演需要。在我调查的14个企业总裁或董事长中，每周能够自己掌控的“自由时间”平均不超过四小时，在家吃饭平均0.8次。他们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很少——从自己的温度账户里透支了太多快乐——很容易崩盘。
2缺乏支持系统：成功者被赋予了“强大”的社会形象，内心自负。早期多有独立打拼的创业经验，早已习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其中还包括一些问题因为灰色黄色绿色无法与外人道，这让他们遇到问题喜欢独自承受。这些问题日积月累，终于让他们觉得即使停下来也比现在温暖——那是怎样冰冷的一种决心。
3社会的裹挟：社会对于成功的一维度定义，让企业被大众裹挟（看市值、股价）、企业家被员工裹挟（要上市、赚钱）。所以很多企业家看似光鲜，却是众人绑架的木偶。一旦成功，则分钱分权。一旦失败，则墙倒众人推。企业家和企业都缺乏除做大做强外，更深处的立足价值。
我们常说：“有钱不一定幸福，但是没钱一定不幸福。”我想可以再加一句：“过快地有钱，往往会快乐一下，然后特不幸福。”
警惕一维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