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婷。
世上大约没有人能记起她出生的那一天，人间以什么样的面目迎接她。可我虽然满月之后就离开石码，再也没有回去过，但那一天的情景却完整无损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且一年比一年丰富细致。
沿海一个小小的渔镇，螺号吹出一股一股沁凉的晨雾。爸爸出差去了，临时租借的住房又潮湿又空旷，除了粗糙的石条窗透进几线光亮，再有就是那敞开着的小门，门前几级苔痕斑斑的石阶接上路面。可以看见几双穿木屐的大脚沉实有力地踩过，脚趾头虎虎地张开，赭色的宽裤管带起腥味的风，鱼尾甩动的大箩筐辚辚地拖过条石街，到处是闪闪发亮的鳞片。
阳光渐渐炽热起来，条石街像一条流动的火河，临时请来帮忙的渔妇靠在门框上，被日午的倦意侵袭，渐渐打起盹来。
一支蜡烛在硕大无朋的圆桌上自得其乐。
妈妈的床缩在大房子的最深处，垂着蚊帐。像一艘落下帆的小船，泊在荒凉的海湾，涛声时高时低。
外乡，独处，又怀着一个不安分的小生命。她好幻想又多愁的气质足够让她在阵痛的间歇中体味处境的寂寞和神秘。也许她想起外婆家她的洁净的卧室，风百无聊赖地翻动遗忘在钢琴上的乐谱，自鸣钟一下一下地测量着岑寂，枕边那一册《聊斋志异》，犹夹着多少狐仙和鬼异的故事呵。在她们那一帮教会女生中，她时常拿这些故事吓唬吱吱叫的姑娘们，其实多半首先吓唬了她自己。
突然一阵风，凉凉的（妈妈一直这样强调，而且声明她决没有睡着），烛焰低抑，一个黑糊糊的影子隔着蚊帐撞往妈妈怀里。妈妈大惊，猛地撩起蚊帐；只见那渔妇靠在门框睡得正熟，一只黑猫蹭过她厚实的赤脚，一窜上了街。蜡烛快燃尽了，小小的火焰犹如一面小旗，飘动，展开，垂落……
我在那天下午出生，妈妈那天看见了什么谁知道呢，但从此以后我便有了“精灵儿”的绰号。
满月之后，绸缎店老板把他的三小姐和外孙女一同接回大都市，我那常在地方小报上发点歪诗的爸爸，抱着他的卷发黑黑，肤色雪白的“精灵儿”在花园回廊上大叫：女神、我的女神。尽管后来女神长成了丑八怪，但父亲对我的溺爱有增无减，原因也和我的“精灵”有关。走在街上专挑沟沿、栏杆走，和男孩子去钓鱼，上树，吊在龙眼树上偷嘴，都有我的份。尤其我们的家在政治风云中遭难之后，妈妈遇事总得和我商量，在她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夸我也好，骂我也好，常是一声“精灵鬼”。
有一天我要填履历了，妈妈告诉我籍贯要写泉州。什么？我明明出生在石码嘛！泉州我随爸爸去过，我一点不喜欢。泉州是一条又一条绕来绕去绕个没完的小巷，一张又一张据说是亲属而又从未见过的脸孔。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爷爷和奶奶的洞房，但那已被我叫不出辈份的族亲翻修一新，邓丽君在那儿领导新潮流。籍贯在泉州是多么暗淡呀。
而我的石码镇白天有慷慨热烈的阳光，存在石缝，流在海滩，到了晚上就发酵成浓浓的酒香。清冷的月牙儿像一弯快镰，收割一簇一簇浪花，波涛吃吃笑着，纠缠着苍白的石阶，码头边泊着小小的渔船，透过船篷是红红的灯，看得见古铜色的脊梁护卫着一窝甜甜的梦，梦中的渔家孩子像黑鳗一样扭动着。呵，咸味的梦和大海息息相关。
让我的籍贯一栏藏着我的渔镇吧，今天填乡音如缕，明天填南曲一管。我在我自己的热爱中，吮吸爸爸妈妈的回想，丰满了我出生的那一块热土。
过了许多年，我在一些场合认识了不少石码人，他们热情地邀请我去玩，并且告诉我，再也没有条石街了，都成了柏油路，那种古堡似的老房子怕也不在了，甚至鱼也少了，现在镇上的主要经济是工厂。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张六角钱的船票端详了许久。六角钱，这么简单，一艘突突突弥漫着汽油味的小机轮就能把人带过三十二年辽阔的怀想，抵达梦之湾吗？
三十二年，小镇的人与事也在我的思念中成长与凋谢。我常想一只那么残酷地掴我屁股蛋的蒲扇大手，现在一定像老树皮那样搁在膝上，还会有孩子愿意听她讲陈年烂芝麻吗：三十多年前，有位爱抹眼泪的“先生娘”在这儿养了个哭不出声的精灵儿……街角的碗匙敲击乐，还一样有节奏地诱惑行人夜归的脚步吗？但卖鱼丸汤的定不是爱咳两声的老头，该是他的儿子或孙子了。虽然那胡椒味儿，那葱花香，是我在船里就顶熟悉的……
我的手一松，绿色的船票随着波浪一耸一耸漂走。
让那新建的公寓大楼替代我那秘藏无数鬼魅传闻的老房子吧；让渔民综合企业公司孵出一批一批羽毛斑斓的青年和姑娘吧；让穿木屐的脚都套上三接头皮鞋，在大街飘张乔其纱和红领带吧；让所有的孩子都出生在那样一个热烈、明朗、高速度的现代化都市吧！
只是在我的感情里永远有一扇开着的小门，像一个简朴的画框，嵌着那天的阳光、那条市声喧喧的条石街，和一个“精灵儿”三十二年绵绵的眷念。
［鉴赏］
舒婷（1952~），原名龚佩瑜，福建厦门人。当代诗人。主要作品集《双桅船》、《舒婷顾城抒情诗选》等。
舒婷很会写诗，她的诗读起来很有韵味，舒婷也能写散文，她的散文读起来同样也颇有味道。如果说她的诗具有散文的理性。那么她的散文则具有诗的意境。
《到石码去》是她的思乡之作。文章一开始便把人带入一种神秘的氤氲氛围中：阳光强烈的渔镇中，偏有一间只有几线光亮的小屋，妈妈将临产了，爸爸偏又出差，蜡烛本是自在地燃着，偏会在火河一般热的午时有一阵莫名的凉风吹来，几令熄灭，一个黑糊糊的影子会隔着蚊帐撞向妈妈的怀里，于是引动了“精灵儿”—作者，来到世上。这些描绘具有某种神秘之感，它使文章充溢着一种朦胧迷幻的氛围，直接诉诸读者以情感，从而产生发人遐想的诗意。
文中的石码，是作者眷恋的热土，有那么多的回忆，那么多的人、事情都交融在作者的热爱中：掴她屁股蛋的蒲扇大手，固然令她不忘；街角卖鱼丸汤老头的碗匙敲击声，那随鱼丸汤的热气一同溢出的胡椒味、葱花香也是“顶熟悉”而不能忘怀的；更有那沿海吹出的螺号，沁凉的晨雾，热烈的阳光……然而—细心的读者大概都会在这里用上一个“然而”—这些她都是怎么知道的？她是在出生一个月后就离开了石码，再也未曾回去过的呀，莫非作者真是“精灵儿”？让我们来搜寻答案吧：“我在我自己的热爱中，吮吸爸爸妈妈的回想，丰满了我出生的那一块热土”—原来如此，我们于是不能不佩服作者细腻而丰富的想象。这几近诗的想象能力，几乎哄瞒了粗心的读者，以为她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老石码”呢！这也使读者感受到了作者对出生地的深沉而又热烈、执著而又罗曼蒂克的眷恋与热爱。
舒婷散文的语言同样也有诗的韵味：“我的石码镇白天有慷慨热烈的阳光，存在石缝，流在海滩，到了晚上就发酵成浓浓的酒香。清冷的月牙儿像一弯快镰，收割一簇一簇浪花，波涛吃吃笑着，纠缠着苍白的石阶，码头边泊着小小的渔船，透过船篷是红红的灯，看得见古铜色的脊梁护卫着一窝甜甜的梦……”说阳光用“存”、“流”、“发酵”，那阳光的浓烈，就被这动态的词渲染得好美；写清冷的月牙儿似镰刀，本是常有的比喻，但用它来收割“一簇一簇”的浪花，却就漂亮得令人叫绝了；夜间的波涛柔柔地，似少女在痴笑，毫无热情的石阶却一任其纠缠，撒娇，正襟危坐，这一动一静搭配得实在妙。这是诗的语言，诗的想象，诗的意境。
《到石码去》很像一首热烈又蕴藉、潇洒又有韵味的诗，她对石码的感情也尽情地挥洒在这诗意盎然的文中。舒婷的诗具有散文的理性；散文则具有诗的意境。读她的诗，颇耐琢磨；读她的散文，颇得美感。
我的大院，我昔日的梦。
—协和大院故事。
韩小蕙。
小的时候，家住在北京东单附近。
稍微熟悉北京地理环境的人都知道，东单距天安门仅一箭之遥，过去有牌楼两座，是进入皇城的标志，因此得名东单牌楼。解放前，东单牌楼一带居住的多为有钱、有身份的人，房舍地貌因而得以俨然些。若从高空腑瞰下望，紫禁城那一大片黄瓦红墙的宫殿外围，便是横平竖直街道上的四合院群落。这些四合院，一般都是硬山式建筑，青砖灰瓦，大屋顶的檐下盘着座爬满青青叶的葡萄架。高级一点儿的，还有一扇红漆绿楣的大木门。门里是迎面一座石影壁，门外蹲着两只把门的小石狮，这小石狮子似狮而又非狮，头部、四腿、爪子、尾巴等等全部嵌进石中，造型之洗练，令人想起远古的墓刻。
然而我住的那座院子，却是一个迥然的例外。
那是座深宅大院，深到占据了两条胡同之中的全部空间，大到差不多有天安门广场那般大。院内没有大雄宝殿一类的大屋顶庙宇，也没有飞梁画栋的中国式楼阁亭台，更看不见假山、影壁、小桥流水的东方风光。而是一个典型的欧洲小世界—绿草如茵，中间高耸着巨型花坛。树影婆娑之间，是一条翠柏簇拥着的石板路，通往若隐若现的一座座二层小楼。小楼全部为哥特式建筑，平台尖顶，米黄色大落地门窗，楼内诸陈设如壁炉、吊灯、百叶窗等全部来自欧美，墙外爬满茂盛的爬墙虎……
在东单牌楼一片宁静的四合院群落中，突然出现了这么一座西方园林，不由令人想起黄山的“飞来峰”。那是大自然的造化，这一个却是人工玉成。都如此说，大院是美国人1917年始造，属协和医院建筑群落的一部分，连各个小楼的编号也是与整个协和楼群排在一起的。也有人说，这是用清政府丧权辱国的“庚子赔款”建造起来的；不过查史书记载则不是，那上面的文字写着用的是洛克菲勒财团的慈善投资。还有庶民说，解放以前，这个院叫“两旗杆大院”，说是门口常年飘着中国和美国两杆国旗，里面住的都是洋人和高级知识分子。这一说未免带了点“洋奴”的嫌疑，我因此想考证是否确凿。按说年代并不久远，本应不难考，可是因了老人们的缄默，我也就至今没有弄清究竟。
不过住高级知识分子一说是不错的。解放前，能够跻身大院并住进小洋楼的华人，全部为协和医院的专家教授。我国著名的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就住在第41号楼，我小时听说他是英国皇家医学会在中国的唯一会员。还有我国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大夫，住在第28号楼。有故事，说是解放前，凡有病人找到林府上，即使是衣衫褴褛的穷人，林大夫也一律不让门卫挡驾，而是免费诊治，有时还施以钱财，致使京城遍传林巧稚美名。
大概是因为这些因素，老北京的平民百姓，过去从这院门口走过时，都是怀了敬畏之心的。久而久之，百姓们的嘴上便约定俗成了对它的称谓—“协和大院”。
这称谓一直沿袭到现今。
解放后，黄、林二位仍住在这里，其他教授们也仍住在他们各自的小楼中。那时的等级依然是森严的，正教授，即一二三级教授者，可以住一座一座的带有木顶凉台的独楼，这样的独楼共有七座。副教授，即四五六级教授者，则只能住连成一片的有凉台而无木顶的联楼，虽然叫联楼其实也是各个独自成一统的小楼，不过外在的建筑结构连在一起罢了。
我有幸住进这样一座大院中，托福于我父亲。那时我父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所在的部队恰巧是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管协和医院的部队。1955年，这批军队干部全部脱下军装，留在了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系统。
当时的这批干部们也逐渐变得拖家带口，住房成了问题。但这支纪律严明的部队于教授们的洋楼秋毫无犯，只在大院后边辟出一片荒地，盖了一座四层的宿舍楼和三排平房。这些砖木结构的新建筑自然远远比不上泰国优种稻米灌浆、菲律宾上等木板铺地的小洋楼舒适高级，但军队干部们从军政委到小排长，没有一人抢占教授小楼，这种状况差不多一直保持至“文化大革命”。
我家住的是三排平房中的两间，门前也盘了一个葡萄架。父亲那时在做医科院的组织人事工作，经常出入各个小楼的教授家门，我有时也跟着，便得以窥见小洋楼内的高级陈设。其实小楼们对父亲来说并不陌生，解放前夕，父亲和他的共产党员同学们，就曾接受地下党的指派，以进步学生身份进入一座座小楼内，做教授们的争取工作。有一回，他当年的一位同学来家，还感慨地说起某次到××教授家去，教授请他们吃草莓冰淇淋的情景。我的父亲却从未说起过那段辉煌的历史，他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
他的迁居大院的部队战友们也都始终对教授们彬彬有礼。虽然他们之中有的人文化水平不算高，但他们都用严明的纪律约束着自己和家属，尽量遵从着这座学者大院的文明传统。我还清楚地记得，一次从幼儿园归来，我和小朋友们站在林巧稚大夫家门前的花圃看花，有一个小女孩忍不住想去掐一朵极美丽的蔷薇，恰巧被林大夫看到。一生酷爱鲜花的林大夫生气地制止了她，我代那个小女孩认了错。那一年，我也就六岁，以后，我们一群孩子再没有伤过大院的一花一叶。
我上小学那一年，我们家突然成为全院最瞩目的家庭。那是1961年，我哥哥以优异成绩考取了在北京排第一的男四中，这在大院众多的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这很使我父亲光彩了一阵子，后来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大院里有十个男孩女孩与我同班，我的成绩总是稳稳地排在前一二名之位，令那些教授的孩子们自叹弗如。我的小心眼儿里便也存一个愿望，希望到我考中学时，能考入在北京排第一的女校师大女附中，使我们家再度光彩一次。可惜后来碰上了“文革”，使那愿望成了泡影。
不过坦白地说，我那时可真不用功，只知道疯玩。
大院的花草树木最令我着迷。每年春天，阳历三月中旬开始，我们一群孩子便天天跑到大院门口去盼望杏花。那里有一棵一抱粗的老杏树，不知是地气还是天光缘故，年年都是它最早抖擞起密密匝匝的花骨朵，在寒风中便绽出淡粉色的小花。每年每年，当我们一连企盼数日，终于发现老杏树的花枝上出现一朵、两朵小花时，便一个个惊喜得大叫大跳，在大院里飞奔开，告诉每一个碰见的大人和小孩：
“老杏树花开啦，春天罗！”
记得每个大人，不管是教授们还是干部们，全都冲我们点头微笑，仿佛我们就是那杏花，就是那春天。等如今我已长大成人，重新揣度从前那大人们的心态时，益发体味出成人的那种对不曾留意的春天猛然莅临的欣喜。
那棵老杏树，一定是协和大院众花树的精神领袖。从它的花朵绽开之日起，我们大院便一年鲜花不断了。第二棵开花的是黄家驷教授楼前的那棵“中年”杏树，而第三棵则必定是29号楼旁边的那棵“青年”杏树。这三棵杏树罢了，就是雪白的梨花了。大院里只有一棵梨树，每年结不结梨印象不深了，那随风飘曳的冰清玉洁的梨花，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