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当代散文鉴赏(中国经典名作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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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诗的春天春天的诗(3)

我不觉怀着深深的眷念,重温旧梦。原来《伐子都》是著名的累功戏,武功异常繁重,只有青春似火的演员才能胜任。我初看无名艺人演出的时候,他实际已经行近中年,演到后来,腾空翻扑就要检场的给他托腰了。过不了几年,衰态越来越显眼,行头也越来越陈旧,我看着看着,渐渐起了一种不忍卒睹的沉重感觉。最后已经看不到他演《伐子都》,只在有戏里充下手,甚至跑龙套了。但少年人不解世途的艰辛,我依然恋恋不舍地跑去看戏,幻想能再看到他的《伐子都》。有一天,这个草台班就在我们镇上演出,—这种戏班,照例有一只班船,载着全班演员,戏箱道具,浮家泛宅,沿着演出的村镇到处流浪。—我兴冲冲地到停泊班船的河边看热闹,欣喜地看到了这位无名艺人的庐山真面。我没有料到,在台上那样威风凛凛,似乎能够呼风唤雨的角色,在台下却完全像个朴实的庄稼人,披着一件黑色的旧短棉袄,和同伴一起,蹲在岸边,端着蓝花粗瓷饭碗,津津有味地吃饭。额头有了皱纹,只是那双眼睛,还不曾完全失去光彩。我失神似地看着他,他觉着了,似乎猜到了我是他的一个看客,朝我温和地笑笑,微微颔首,显得那样安闲自得,把我荡漾心头的一抹怅惘扫除净尽。岁月如流,人寿有限,我怕这位无名艺人,大概早已与草木同朽了,但这个片刻的印象,却和他精湛的艺术一起,雕镂般刻在我的记忆里,至今历历如画。

世人以无限的钦辞艳说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易卜生、关汉卿、王实甫、高则诚、汤显祖、程长庚、梅兰芳……他们是如何的文采绚烂,光芒万丈,如果没有这许多天才的卓越贡献,我们的艺术天宇将显得多么寥落暗淡,星月无光。世人又以无限的歆羡竞夸巴黎、伦敦、柏林、莫斯科、纽约、布宜诺斯艾利斯等等世界名城的著名剧院,是如何的壮丽华美,新颖奇巧,如果没有这些高贵的艺术之宫,那些红尘滚滚、人海滔滔的城市将显得多么浮嚣浅薄,枯燥无味。这当然是不争的事实。但我却愿以深挚的谢意,献给那难以数计的草台班和无名艺人。他们走遍山坞水涯,穷乡僻壤,把自己的艺术无偿地送给胼手胝足的芸芸众生,滋润大家的心灵:而自己则粗衣食,碌碌终生,默默无闻。他们自甘雪中送炭,不屑锦上添花。如果没有他们,广袤无垠的世界将减损多少色彩,成千上万的大地之子将经受多少难耐的精神饥渴!

“天涯何处无芳草”,无名氏,草台班,多么浩茫壮阔的生活舞台,多么平凡芳醇的人生戏剧!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三日写毕壬戌年元旦抄改。

[鉴赏]

柯灵(1909~2000),原名高季琳、生于广州,原籍浙江绍兴。著名报人、电影剧作家,也是一位学养深厚、眼识过人的随笔作家,常以富于历史感的理性精神打动读者。主要作品有散文集《香雪海》、《长相思》、《遥夜集》、《柯灵散文选》等。

《无名氏》这篇散文构思新颖,别具一格,全文以两条线索贯穿始终:一条以乡下草台班里的演员“无名氏”及作者联想到的人与事为线索;另一条以无名氏艺人表演的戏目《伐子都》及与之具有同样哲理的外国戏剧为线索。高明的作者并没把这两条线索分离开,而是把它们有机地融合起来。由草台班的演出写起,写到无名艺人卓绝的表演艺术,从而联想到《伐子都》与莎士比亚剧作的异曲同工之处,又写到解放后《伐子都》及演员的命运,由此怀念起无名艺人的平凡生命,最后写到草台班及无名艺人给中国贫瘠土地上洒下了甘霖。文章结尾抒发了对无名氏和草台班的无限热爱之情,与题目紧紧相联。全文虽有两条线索,作者写来却丝丝入扣,毫无游离之感。因为贯穿这两条线索的,是作者深邃的思想。

这思想表现在两代《伐子都》表演者的不同命运上。第一代是“无名氏”,虽然他没留下名字、时间也相隔了五、六十年,但其精湛的艺术,却令作者久久不能忘怀。

无名艺人的表演,把美带给了人民:《伐子都》戏目本身也把人性的丑恶揭示给人看。作者大胆地将中国的古老戏目与世界名剧《哈姆雷特》、《麦克佩斯》相比较,发见它们所揭示的共同内涵,赞美《伐子都》“完全可以与前剧骈肩而无愧”,作者没有滥加赞美之辞,而是将他们与著名的艺术家相媲美,这种笔法使文章回味无穷,作者的功力之深也可略见一斑了。

文章并末停留在对“无名氏”的赞美上,而是拓展开来在赞叹之中求索人生、考察世情,草台班无名艺人的朴实平凡,《伐子都》剧作者的湮没无闻,戏台上子都的志得意满与最终泯灭,现代超级公孙阏们演出的一出出鬼戏及其收场,构成了一幅幅光怪陆离的“世情图”。“舞台小世界,世界大舞台”,作者求助于历史,放眼于将来,揭示出“野心”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是向世人敲起的警钟。

柯灵散文的语言,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独树一帜的。他说过:“语言的锤炼对散文的创作有重要意义。”在《无名氏》中,柯灵对语言的锤炼真正是炉火纯青,正所谓信笔挥洒,佳句天成。如文章开篇写草台班演出的情景:“但梦里真真……只有顾恺之、吴道子、达·芬奇、伦勃朗那样大手笔才摹写得出来。”在不到二百字的篇幅里,作者写得灵动活泼、神采飞扬、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妙语珠联、可谓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作者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意境幽远、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风俗画,却又如此典雅优美,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古典文学的深厚素养。

《无名氏》可说是柯灵散文的代表作。从立意的结构艺术、语言风格,都足以体现柯灵散文的特色与风格。我们渎《无名氏》,不禁为其高远的立意、精妙的结构和典雅的语言所倾倒。

写在贝壳上的诗。

柯蓝。

人们对来自大海的贝壳,都充满一种异样的感情。这种现象并不奇怪,我甚至觉得每一种不同的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故事。

五十年代我在上海,接待过来自海洋国家的国际著名诗人聂鲁达。这位远涉重洋长途跋涉的艺术家,在他的行囊里,装了一箱各色各样、成千上万的贝壳。我看了他那些闪光的美丽的各种贝壳以后,笑着对他说:“你大概被这些贝壳上写的诗,和充满诗意的故事迷住了—”翻译同志把我的话,转告了他。他听了先还愣了一下,接着就连忙点头,热烈地和我握手。好像在他乡遇到了知音。

六十年代我遨游了祖国的东海岸之后,又到了南海。我对一位朋友表示了我对贝壳的爱好。第二天他来到我的住所,打开一个布口袋,哗啦哗啦地往我的桌上倒出了几百个黄的、红的、绿的、花色五彩的贝壳。我激动地抚摸着这些大的、小的、圆的、尖形的、卷筒形的光滑的贝壳,心想:这要多少时间,要经过多少人之手,才能收集到这么多珍贵的贝壳呵。他怎么魔术师似的一夜之间就将它们送来了呢。他微笑着说:

“这些贝壳是南海文工团歌唱队和舞蹈队的女演员们,几年来在外出演出过程中收集珍藏的。她们听说你来了,托我转赠给你。”

我又是惊喜,又是愧疚,竟责怪起我这位朋友来:

“咳!我又不认识这些年轻姑娘们。她们好容易收藏了这些美丽的贝壳,这里面说不定还有什么感情上的纪念品,你怎么这样粗暴,要她们送给我呢?—”接着,我就嚷着要他把这些美丽的贝壳给送回去。

朋友感到受委曲了。他说:

“你虽然不认识她们,可你到我们南海来了。她们是知道的。那天在会上,我只随便提到你喜爱贝壳,还说了你讲过: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她们听着都笑了。其它,我什么话也没有说。我知道,只有文工团的女演员们才藏有珍贵、稀奇的贝壳,一般的男演员们只能拣得到一般的贝壳。而女演员珍藏的贝壳,连看也舍不得给你看,还舍得拿出来送人吗?所以我压根就没往这方面去想,怎么会粗暴到要人家送来呢?—”

“那后来又怎么送这许多来了呢?”

朋友摇了摇头,表示不太明白:“恐怕是你那两句话,打动了姑娘们的心,她们才纷纷托我把这些美丽的贝壳转送给你。她们说,那个从东海到南海来寻找贝壳的人,对贝壳如此知心,那就把最好的贝壳交托给他珍藏吧—!”

听到这些话后,我先是愣住了,接着又连连点头,热烈地抓住我朋友的手,也好像是在他乡遇到了这么多的知音,感到异常激动。

从南海回来后,我把这些珍贵的贝壳,非常爱惜地装在一个漂亮的奶油色塑料盒里,同我的一些珍贵的生活照片放在一起。孩子们见了都抢着要拿去玩。我一个也不给,只准他们围在小桌边看一阵。从孩子们又黑又圆的眼睛里,看出他们也是对贝壳充满了幻想的。女孩子问:

“这些贝壳—都是活的吗?会动吗?—”

“它们过去都是活的!—”我怎么说呢?他们都还小,不懂得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或者是一个富有诗意的故事的话。至于有关贝类的自然科学知识,也要到她们长大上学之后,才能学到。我随手从一堆贝壳中,拣起一个长尖形的花螺,故意一扭一动地送到小女儿的鼻子跟前,吓得她又惊又喜地钻到我的怀里。

从此,玩赏这些贝壳,便成了我们家庭,以及来访的客人们的一种乐趣。

几年以后,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的“英雄”们把我的家抄了,这些贝壳和生活照片全部被抄走。照片当然是撕毁,这些贝壳也都不见了。起先,我觉得对不起南海的那些不认识的演员姑娘们,在感情上觉得很难过,但后来,我也变得麻木起来了。从此下决心,再不收藏贝壳了,当然更不说什么每一个贝壳都是一首诗这类的傻话了。正常生活都无法保证,还谈什么诗和故事?

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在收藏南海贝壳二十年以后的今年,我又在青岛拣起了一对红艳艳的贝壳,放在我的桌上。

那一天,一位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约我到青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去,认识了那里的一位研究员张福绥同志。这是一位身材高大、待人热情的海洋研究工作者。大概由于我对海洋的迷恋太深了、幻想太多了,所以一见面,就对他发生了好感。因为他做着我想做,而又不能做的工作。记得我刚来青岛,便连续几个早上和晚上,来到大海边,静静地坐在赤褐色的礁石上。我面对着脚下飞溅的浪花,一望无边的波涛,以及在天水之间闪闪发亮的星星点点,说不出是兴奋,还是沉醉,弄得我长久长久地不忍离去。先还以为这是我们生长在山区和平原的人,对海的一种特殊的眷恋。后来,我发现一些在舰队工作的水兵们,也是这么爱坐在礁石上,长久地凝视着如此广阔,如此千变万化的大海,难道他们还没有看够海吗?于是,我便觉得海始终是一个令人困惑的谜,而偏偏又如此诱惑着人们向她窥视,并产生一种强烈的要征服她的欲望。航空兵要征服的蓝天,是一个空间的海洋,云雾风雨的海洋;水兵们要征服的大海,却是一个很难说明的水的世界。

想起征服大海,我记起今年四月在广东时,汕头地委李书记陪我去饶平县,参观他们几年前搞的围海造田。小汽车沿着围堤跑了一天,看到了围下来的一百几十万亩稻田,看到一条全长五千多米,全部用石头垒起的防海大坝。雄伟的工程使人想到当年围海时的艰苦。据说,除了动员饶平和澄海两个县的几十万民工,还有几万解放军和干部参加了劳动,所用的石方,全靠广东农民兄弟用自行车驮运。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块重约三百来斤的石头,捆在车上的后轮货架上。广东同志骑车技术实在高超,驮这么重的石头,仍然可以骑在上面飞跑。在当时向海要粮的口号下,出现了许多英雄故事,我们听了,至今深为感动。但事隔几年之后来看围海造田的结果,到底如何!群众议论纷纷,毁誉不一。实际情况是围田中,只有十几万亩能种谷,另外几十万亩却没有围成,淤积着几米深的海水。而且围堤大大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沿海群众捕捉不到鱼、虾,反而减少了经济收入。看来,向海要粮这个口号是利少害多的。不按规律办事,主观上想征服海洋,结果却破坏了海洋。海洋研究所的同志们,包括张福绥同志,他们才是真正征服海洋的力量。所以我们才刚刚见面,便觉得很熟悉了。张福绥是研究贻贝的,目前侧重攻研贻贝(又名淡菜)的繁殖,和扇贝(俗名干贝)的试验配种。今年各地提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发展多种经营,发扬优势”的口号,在胶州湾沿海,开辟了大量养殖场,不少公社纷纷饲养经济价值很高的对虾,可惜缺乏喂养对虾的饲料。于是有人提出发展淡菜,用淡菜来喂养对虾。这一来,对张福绥他们研究淡菜大量繁殖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那天,张福绥邀请我们几个人参观了他们楼下的小小试验室。设备很简单,一个用水泥筑的小水池,只有半人高,大约四、五米长,这就是培殖小贻贝的地方。他们通常把一些橡胶绳子扎成一把,让贻贝的卵依附在绳子上,然后放在水里孵化、培育。等它生长出来,便放到海上养殖场去。孵养出来的小贻贝,有多大呢?密密麻麻地附着在胶绳上,只有西红柿里面的籽那么大小。张福绥说:

“你们要有兴趣,可以到我们海上养殖场去看看。”接着他又说,“现在有人提出开辟‘海上牧场’,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充满理想的海上养殖事业。当然实现起来还有一些条件要解决。但是海上牧场,却是对海洋最大限度的利用,每一亩水面都不会荒芜。如果选择像胶州湾这样的海面,出口小,养殖的海产不会外流,是很适宜的。”

他说的“海上牧场”,就是指在沿海划出相当的水面,辟为牧场。每年不只是消极地在沿海打捞、捕捉水产,而且积极地在水面养殖、放牧各种海产如海带、贻贝、扇贝和各种鱼虾。这样,使海水成为水产源源不竭的耕地。……像我这样的外行人,对他描画的海上牧场远景,当然还有许多地方不懂,不过,按照海洋出产的规律,订出科学的计划,进行细心的经营和管理,这样来向海要粮(这自然是海中之粮,不是陆地上的粮)才是真正的征服海洋呢。

这一天,阳光真是美好极了。张福绥同志和养殖场的张技师陪同我们来到了海水养殖场上。一片蓝天,一片绿水,我们几个坐在场里的小木船上,除了轻轻的摇橹声,四周是如此的静寂。水面上浮起的一个个排球大小的玻璃浮标圆球。一行一行像是运动场上跑道的划线,起码有五、六百米远。这是海带的繁殖架。眼下海带已经收割了,只看见埋在海水中的绳子。放眼看去,这广阔的养殖场大约有六七百亩水面。远处有两三只小木船,上面有三四个养殖场的女工正在往海里放一把把轮胎剪成的绳子。

“她们在胶绳上培殖牡蛎苗。”海水养殖场的张技师在向我们解释,“我们这个场过去只种殖海带。每年收获的海带,拿去做碘。现在用碘,不用进口了。我们在海带收割后,还养殖贻贝、牡蛎。”

我听他讲起牡蛎,便记起西欧许多小说中,描写的外国宴会上常有这一道名菜。我没有见过这种牡蛎苗,便想把小船摇过去看看。

“不行。现在的牡砺苗,小到用肉眼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