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而后，中罹兵事，书传佚落。六朝以来诸儒于经注解音释，或得其遗以补亡脱，至唐始会为十二经；上自朝廷，下逮草野，皆有其书。经如丝复盛者，魏晋隋唐诸儒力也。……（上，十七）自《宋史》分“道学”“儒林”为两途，后人遂轻视汉魏以下的经师，以为他们未闻大道；而道统所寄，竟像真在那些得千圣不传之绝学的周程张朱诸人了。
费氏父子不认政治史上三代以后全是“势力把持，牵滞过日”，也不认学术史上孟子以后儒学遂无传人。
他们用历史事实来指出秦汉以下的传经诸儒皆是七十子的真正传人。但从历史上看来，汉儒尤为重要。他们说：
然汉儒，冢子也；后儒，叔季也。汉儒虽未事七十子，去古未远，初当君子五世之泽，一也。尚传闻先秦古书，故家遗俗，二也。未罹永嘉之乱，旧章[夫]散失，三也。（上，二十七）这不但代表费氏家学，并且代表清朝学者的“汉学运动”。这三层理由，其实只是一个理由，其实只是“去古未远”四个字。清代学者所以推崇汉儒，只是因为汉儒“去古未远”，比较后代的宋明臆说为更可信任。
这个态度是历史的态度。宋明儒者的毛病在于缺乏历史的态度。他们的思想富于自由创造的成分，确有古人所不曾道过的；但他们不认这是他们自己的创见，却偏要说这是古经的真义。
这并不是他们有心作伪欺人，只是缺乏历史的眼光，不知不觉地把他们自己的创见误认作千余年前孔子、孟子的真谛。
后来他们的经说既成了学术思想界的无上权威，后人无法可以推翻他们。只有从历史上立脚，指出宋明儒者生当千余年之后，万不能推翻那“去古未远”的汉儒的权威。
清代的汉学运动的真意义在此；上文引的费密主张汉儒所以最可崇信的三层理由，要算是这个运动的最明白的说明了。
人皆知汉学盛于清代，而很少人知道这个尊崇汉儒的运动在明朝中叶已很兴盛。费氏父子富于历史的兴趣，自言他们的主张乃是宋元明三朝学者屡次主张的。
在一处（上，二十二）他们列举宋朝司马光、欧阳修以下，直到明末的钱谦益等，凡一百○二人，都是主张汉唐诸儒可以继承七十子的。他引明朝的学者的话，更可以表示明朝中叶以后反理学、重汉学的倾向。如王鏊说：
汉初六经皆出秦火煨烬之末，孔壁剥蚀之余。然去古未远，尚遗孔门之旧。诸儒掇补葺，专门名家，各守其师之说。其后郑康成之徒笺注训释，不遗余力，其功不可诬也。
宋儒性理学行，汉儒之说尽废。其间有不可尽废者，今犹见之《十三经注疏》，惟闽中有板。闽本亡，汉儒之学或几乎息矣。
又引郑晓的话：
宋儒论汉儒驳杂，讥其训诂，恐未足以服汉儒之心。宋儒取资汉儒者，十之七八。宋诸经书传注尽有不及汉儒者。
又引归有光的话：
光钻研六经，溯其源本。秦火以后，儒者专门名家，确有指授。古圣贤之蕴奧未必久晦于汉唐，而乍辟于有宋。
又引新安黄洪宪的话：
经艺奥微，汉儒精通其旨。使非《注疏》先行于世。则扃鐍未启，宋儒之学未必能窥其堂奥。……矧汉去古未远，表章之后，遗书四出；诸儒校雠未必无据焉，可尽訾哉？这皆可表见尊崇汉儒的风气不起于明末清初。费密又叙他的直接渊源有四个人：
一、张朝瑞作《孔门传道录》，记七十子。二、朱睦楔作《授经图》，列汉儒。三、邓元锡作《学校志》，从七十子序及近代。四、王圻作《道统考》，取儒林世系，收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诸儒于宋之前，著论明其不可废。因为这四个人的书不大行于世，所以费经虞父子推广这个意思，“遵圣门定旨，辑为《中传正纪》”。
此书今不传了，但据《新繁志》及《贯道堂集》所称，“《中传正纪》一百二十卷，序儒者授受源流，为传八百余篇，儒林二千有奇”。
“中传”的意思即是我们在上文说过的“通诸四民之谓中”。他们自己又下定义道：
中者，圣人传道准绳也。不本中以修身，僻好而已：不本中以言治，偏党而已；不本中以明学，过不及而已。故谓之中传。（上，二十二）据《新繁志》载的书目，费密还有《中旨定论》一卷，《中旨正录》二卷，《中旨辨录》二卷，《中旨统论》二卷，《中旨申惑》二卷。这可见“中”字是费氏家学的一个中心观念。
《道脉谱》似是《中传正纪》的一种图表，“画图详其世次，述传授之宗系”。此谱亦不传。但章学诚引《贯道堂集》，说费密“自推其学出于子夏七十二传”，大概此谱必有许多牵强附会的地方，怪不得章氏要说他“妄诞不经”了。
《道脉谱论》的后半列举五种反对的议论，并举五种答覆。其第二辨云：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传。盖千四百年之后。乃得不传之学于遗经而承道统。
费密驳他道：
……既不敢自为传，云得之遗经，是遗经也，汉唐诸儒……兴之继之，初非一人力，非一代力获传此遗经也。……传此遗经以惠后世，使得因之以识圣门所述先王之遗，何一二儒生窜乱经文，悍然自是，皆黜削不以为传也？不亦太过乎？
其第三辨云：
汉唐传遗经，信矣；未得性命微旨，不闻道也。汉唐只可言传经，宋始传道。
这是“道学‘儒林’”分家的话。费密驳他道：
圣人之道，惟经存之。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凿空支蔓，儒无是也。归有光尝辟之云：“自周至于今，二千年间，先王教化不复见，赖孔氏书存，学者世守以为家法，讲明为天下国家之具。
汉儒谓之讲经，后世谓之讲道。能明于圣人之经，斯道明矣。世之论纷纷然异说者，皆起于讲道也。”有光真不为所惑哉？……即圣门果有性命突起之说，汉唐果未得，果至宋乃得之，亦不可废也。
……笾俎鼎铏，至文也，必先毛血；大烹酒醴，至美也，必重明水：示不忘其先也，圣人之至仁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传曰：“礼失而求诸野。”不贤也，野也，皆道所在，圣人不废。七十子与汉唐诸儒传遗经而道获存。不贤焉，野焉，亦可为毛血明水。遂尽削之，其合于圣人之仁否也？
这一段的议论最公平。宋儒凭藉汉唐的经学，加上佛家与道家的影响，参考的材料多了，他们对于古书的了解往往有确然超过汉唐之处。
但他们为中兴儒教起见，虽得力于佛老而不得不排斥佛老；又为自尊其说起见，虽得力于汉唐而不能不压倒汉唐。谁知他们的权威太大，终究要引起反宋学的运动，于是清儒虽皆得力于宋学而皆不能不充分排斥宋学。这真是“一报还一报”。
我们今日用纯粹历史的眼光看来，只看见古今一线相承，演化不息。汉儒去古未远，保存得不少的古训诂，有抱残守阙之功，而他们的见解实在鄙陋的可笑。
魏晋以后，经过低等民族的扰乱，印度宗教的侵入，造成一个黑暗的中古时代，这也是不可讳的。
在这个长期的中古时代里，儒家实在不曾产出一个出色的人才，不能不把一两个平凡的王通、韩愈来撑持门面。因为中古儒家没有出色的人物，所以后来儒者看不起中古时期，而有“孟子没而不得其传焉”的话头。但平心看去。魏晋六朝的经师确也有继续不断的努力；至唐始有大规模的结集，上结八代的经学，下开宋儒的经学。宋儒的理解能力来自中古的佛老哲理，而宋儒解经的基础工具仍然是汉唐的注疏。
不过宋儒生当禅宗大行之后，思想经过大解放，所以理解突过汉唐诸位学究先生，所以能有深刻的了悟，能组织伟大的系统。但这正是学问进化的自然现象，像堆柴一般，后来的应该在上面。
费密说汉唐诸儒不妨等于“毛血明水”，这是最公平的话。宋儒排斥汉唐，然而宋儒实在是毛公、郑玄、王弼、王肃的嫡派儿孙。清儒又排斥宋儒，然而顾炎武、戴震、钱大昕也实在是朱熹、黄震、王应麟的嫡传子孙（章学诚已能见及此）。
所以从历史上看来，宋学只是一种新汉学，而清代的汉学其实只是一种新宋学！
费氏父子说：
古经之旨未尝不传，学未尝绝也。（上，三十三）这真是历史的眼光。不过他们生当宋学的反动时期，不免一笔抹杀宋儒的贡献，不免过崇汉儒。这也正是费氏父子代表时代精神之处。
他们说的“舍经，无所谓圣人之道”，也和顾炎武说的“经学即理学”相同，也代表当日的学术界的一种大趋势。
三、费氏的实用主义
费氏著的书之中，最大的著作是《中传正纪》，而这书所代表的只是他们的新道统论，所以我们述他们的主张时也首先注重这一点。
费氏的历史的道统论既说明了，我们现在可以研究他们用历史眼光去观察儒家的学说所得的什么结论。我们除去细节，只提出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实用主义，一是他们尚论古人的态度。
《新繁志》的《费密传》曾述费密常对他的儿子说道：“我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志传又说他“凡与诸生论经术及古文诗辞，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
他的注重经验事实，他的注重实用，是他的学说的特别色彩。他们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深深地感觉宋明理学的空虚无用，所以主张一种实用主义。
《新繁志》说费密壮年时（1656）曾在静明寺和一班和尚学静坐。坐到半月余，心始定。他曾自言：
始半月视物疑为二，如履在床前，心中复有履。久之，心中见红圈渐大，至肌肤而散，颇觉畅美。一夕，闻城壕鸭声，与身隔一层，如在布袋；良久，忽通，鸭声与水流入身中，甚快。乃叹曰：“静坐，二氏之旨，吾儒实学当不在是。”
《弘道书》（下，二十）也说：
密壮时尝习静坐，先子深加呵禁。后在乡塾，考定古说，条晰辨论。盖密事先子多年，艰苦患难阅历久，见古注疏在后。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这两段都最可注意。宋儒轻视汉唐古注疏，只为汉唐儒者只做得名物训诂的工夫，不谈微言大义，所以宋儒嫌他们太浅陋了，笑他们未闻大道。
宋儒的理学所以能风行一世，也只为他们承禅宗的影响，居然也能谈玄说妙，一洗“儒门淡薄”之风。
现在当理学极绚烂之后，忽要回到那淡薄的古注疏，那是极困难的事；非经过一番大觉悟或大反动之后，那是不会实现的。
明末清初的学者，承王学极盛之后，所以能抛弃那玄妙的理学而回到那淡薄的经学。
正是因为明朝晚年的政治太腐败了，阉宦的横行太可耻了，流寇的祸乱太惨烈了，人民身受的痛苦太深切了，种种的原因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动，方才有那样的大觉悟，方才有那样的大决心。
况且乱世的人大概容易走向悲观消极的路上去。幸而那时正当古学复兴的时期，杨慎、焦竑、胡应麟、陈第等人已把门户打开，归有光、钱谦益诸人又极力提倡古注疏。（崇祯十二年吴凤苞新刻《十三经注疏》，钱谦益为作长序。费氏父子屡引此序。）所以费氏父子从患难里出来，不致于走入静坐遁世的堕落路上去，却在古注疏里寻出古代儒家所谓“道”，本无谈玄说妙的话，乃是治国平天下的实事实功。
所以费密说，“使历艰苦患难而不见古注疏，无以见道之源。”一方面，费氏父子若不经过那种痛苦的经验，也不容易甘心舍弃那神秘的主静主敬的理学，诚心地来提倡那“淡薄”的儒学。所以他说“使观古注疏而不历艰苦患难，无以见道之实。”
费氏父子从痛苦的经验里出来，主张实用主义。
他们对于“道”的见解，只是政治的，伦理的，实用的。一部《中庸》，在宋儒的眼里，成了一部高谈性命的根据；而费氏父子在那部书里只看出那“三重”“九经”几个政治的观念。
他们认定“儒贵能治天下”；“三重九经”之说虽极淡薄，却是一种整治社会国家的途径，比那性命玄谈是实用多多的了。
费氏父子最看不起空谈，常说事功为要，言说为下。他们常叹息：
其下立言，士之一端；立德立功，久置不讲。（下。二）他们也反对宋儒说“下学”为人事，“上达”为天理的话。他们说：
邵雍曰，“学以人事为大。”今之经典，古之人事也。盖天地以天道生万物而蕃，圣人以人道济群生而安。天道远而难知，论之易生纷恶，故圣人不言。人道实而可见，所以通伦常而错礼义，故圣人重之。（下，三）这是一种“存疑主义”的论调。他们因为要推开那宋儒的玄学，故轻轻地用“天道远而难知”一句话，把宋儒的宇宙玄学放在存而不论的地位。放开了那远而难知的，且来研究那实而易见的：这是实用主义者的存疑主义。四五十年前赫胥黎一班人提倡存疑主义的态度，要使人离开神学与玄学的圈套，来做科学的工夫。费氏父子的存疑主义也只是要大家离开那太极先天的圈子，来做实学的研究。
他们推开了那无用的道，主张那整治国家，实事实功的道。他们说：
圣人生平可考，《乡党》所记可征，弟子问答可据。后儒所论，惟深山独处，乃可行之；城居郭聚，有室有家，必不能也。盖自性命之说出，而先王之三物六行亡矣；《四书》之本行，而圣王之六经四科乱矣。
……果静极矣，活泼泼地会矣，坐忘矣，冲漠无朕至矣，心无不[在]腔子，性无不复，即物之理无不穷，本心之大无不立，而良知无不致矣，——亦止与达摩面壁，司马祯坐忘，天台止观，同一门庭，则沙门方士之能事耳。
何补于国？何益于家？何关于政事？何救于民生？安能与古经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合哉？（下，十九）拿家国民生作有用无用的标准，虽然颇近于狭义的实用主义，然而当时的虚空无稽的玄谈实在需要这样的一个严格的评判标准。费氏指出宋明的理学只是“深山独处”的自了汉的哲学，但不适用于“城居郭聚，有室有家”的生活。他们的“道”，是要能适用于一切社会阶级的：
帝王天命统道，为“首出庶物”之尊；公卿百僚，布道之人；师儒，讲道之人；生徒，守道之人；农工商贾给食成器，遵道之人；女妇织红酒浆，助道之人。
朝廷，政所从出，立道之源；有司公堂，行道之所；胶庠，言道之所；乡塾，学道之所；六经，载道之书；历代典章，续道之书；文章辞赋，彰道之书；冠婚丧祭，吉凶仪物，安道之用；军务边防，五刑百度，济道之用。——此圣门所谓道也，非后儒“宗旨”之谓也。
（下，二十）这种见地，初看去似乎是很浅近淡薄的，但仔细看来，却是几千年无人敢说，无人能说的大见识。
他的主旨只是要使思想与人生日用发生交涉；凡与人生日用没交涉的，凡与社会国家的生活没关系的，都只是自了汉的玄谈，都只是哲学家作茧自缚的把戏，算不得“道”。他们说：
圣人中正平实，广大无尽，国家是赖，本配天配地之学。后儒变立新说，化为各自一种囊风橐雾，或可有可无之经。（下，二十）凡经不起这个实用主义的标准的评判的，都只是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天下既治，无异于中材；天下已乱，无救于成败；上不足以急君父之难，下不足以拯生民之厄；浮言荒说，高自矜许，诬古人而惑后世。
（上，四十五）这叫做可有可无的“囊风橐雾”！费氏父子的实用主义，简单说来，只是教实以致用，学实以致用。（上，五十一）十个大字。说得更明白点，只是言必虑其所终，而行必稽其所蔽。（上，四十五）说的更明白点，只是修之有益于身，言之有益于人，行之有益于事，仕则有益于国，处则有益于家。（上，四十五）在教育方面的应用，只是用元先儒袁桷《国学旧议》，今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一切国家要务，皆平日细心讲求，使胸有本末定见，异日得施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