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胡适的北大哲学课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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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理学时期(2)

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谓继之者善也,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烦人力之为也。(生而善。)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

这一段话真是矛盾百出。前面说气禀有善恶,善亦是性,恶亦是性,是说性有善恶。次说性善只是“继之者善也”。此乃张载所谓“成性”之说。

此是说,性无善无不善,性善须靠继之之功。次又用水譬性,用水浊比恶。水浊明是外加之物,只是习,不是性。又说浊亦是性,岂非大错。下文接着说:

如此,则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其清也则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

如此说来,则元初水是本来清的;性善只是“复其初”。既曰浊是水,既曰恶亦是性,又曰清是元初水,性善是水之清,岂非矛盾?怪不得后人引申其说,演为理气二元论;气禀也是性,而不是真性;真性乃是理。

理无不善,此言实与程子“善恶皆天理”的话根本上不相容,而气禀有恶,澄治之功只是去掉气禀的污染。这虽不是程子的本意,但程子也实在不能自圆其说,以致引起误会。他也曾说:

二气五行,刚柔万殊。圣人所由惟一理,人须要复其初。

三、仁

天地之间只有一理,理无不在,人与物皆具此理。所以人生的最高理想是感觉人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这种境界,叫做仁。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若夫至仁,则天地为一身,而天地之间品物万形为四肢百体。夫人岂有视四肢百体而不爱者哉?

这是一种“泛神论”,自道家得来的。这种泛神论不知不觉地承认天地万物皆有天理流行,皆有一种盎然的生意。故他的诗有:

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他常说:

静后见万物皆有春意。切脉最可体仁。观鸡雏可以观仁。

医书言手足疟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

不仁是不能感觉,仁只是感觉宇宙间的挚意。只是感觉宇宙的脉息。

他说:

四、定,敬,静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质美者明得尽,渣滓便浑化,却与天地同体。其次惟在庄敬持养。及其至,则一也。

1.天理

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己何与焉?至于言“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都只是天理自然当如此。人几时与?与则便是私意。……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来更怎生说得存亡加减?是他原无少欠,百理具备。(得这个天理,是谓大人;以其道变通无穷,故谓之圣。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须默而识之处,故谓之神。)“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天理云者,百理具备,元无少欠。故反身而诚,只是言得已上更不可道甚道。

2.天理有对

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斯理也,推之其远乎!人只要知此耳。

质必有文。自然之理必有对待,生生之本也。天下善恶皆天理。谓之恶者,非本恶,但或过或不及,便如此。如杨墨之类。

事有善有恶,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须有美恶。盖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3.天理是什么

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体则谓之易,其理则谓之道,其用则谓之神,其命于人则谓之性,率性则谓之道,修道则谓之教。

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个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长。万物皆有春意,便是。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万物自成其性始得。

命之曰易,便有理。若安排定,则更有甚理。天地阴阳之变,便如二扇磨,升降,盈亏,刚柔,初未尝停息。阳常盈,阴常亏,故便不齐。譬如磨既行,齿都不齐;既不齐,便生出万变。

4.仁

医书言手足瘘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

医家以不认痛痒谓之不仁。人以不知觉不认义理为不仁,譬最近。

切脉最可体仁。观鸡雏可以观仁。

所谓万物一体者,皆有此理。只为从那里来。生生之谓易。生则一时生,皆完此理。……放这身来,都在万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释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厌恶,要去得尽根尘,为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没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若心懈,则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须穷索,存久,自明,安待穷索?此道与物无对,大不足以明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

孟子言万物皆备于我,须反身而诚,乃为大乐。若反身未诚,则犹是二物有对,以己合彼,终未有之,又安得乐?《订顽》(《西铭》)意思乃备言此体。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

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

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自私则不能如有为为应迹;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

今以恶外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鉴而索照也。……与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两忘也,两忘则澄然无事矣。无事则定,定则明,明则尚何应物之为累哉?

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是则圣人岂不应于物哉?乌得以从外者为非,而更求在内者为是也?(《定性书》)

程颐

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

一、敬

学者莫若且理会得敬。能敬,则自知此矣。或曰,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

……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于一事则他事更不能入者,事为之主也。事为之主,尚无思虑纷扰之患。若主于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

闲邪则诚自存。……闲邪更著甚工夫?惟是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则既不之东,又不之西,如是则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则只是内。存此则自然天理明。学者须是将“敬以直内”涵养此意。直内是本。

闲邪则固一矣。然主一则不消言闲邪。有以一为难见,不可下功夫,如何?一者无他,只是整齐严肃,则心便一,一则自是无非僻之干。此意但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

严威俨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须自此入。

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学者须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则难久。

二、致知

1.知与行

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是光照。问忠信进德之事固可勉强。然致知甚难。曰,子以诚敬为可勉强,且恁地说。

到底须是知了,方能行事。若不知,只是觑了尧学他行事,无尧许多聪明睿知,怎生得如他动容周旋中礼?有诸中必形诸外,安可妄学?……未致知怎生得行?勉强行者,安能持久?除非烛理明,自然乐循理。……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将去也。

如眼前诸人要特立独行,煞不难得。只是要一个知见难。人只被知见不通透。人谓要力行,亦只是浅近语。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当为,不待着意做。

2.真知

知有多少般数,煞有浅深。向亲见一人曾为虎所伤,因言及虎,神色便变。旁有数人见他说虎,非不知虎之猛可畏,然不如他说了有畏惧之色。盖真知虎者也。学者深知亦如此。

且如脍炙,贵公子与野人莫不知其美,然贵人闻着便有欲嗜脍炙之色,野人则不然。学者须是真知,才知得,便是泰然行将去也。

某年二十时解释经义与今无异,然思今日觉得意味与少时自别。人苟有“朝闻道夕死可矣”之志,则不肯一日安其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须臾不能,如曾子易箦,须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为不见实理。实理得之于心自别。若耳闻口道者,心实不见。若见得,必不肯安于所不安。

人之一身尽有所不肯为。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虽杀之使为穿窬,必不为。其他事未必然。……蹈水火则人皆避之,是实见得。须有“见不善如探汤”之心,则自然别。得之于心,是谓有得,不待勉强。然学者则须勉强。为常人言,才知得非礼不可为,须用勉强。至于知穿窬不可为,则不待勉强。是知亦有浅深也。学者好语高,正如贫子说金,说黄色,坚,软。道他不是又不可,只是好笑。不曾见富人说金如此。

朱子

一、《朱子语类》的历史

朱子死在庆元六年(1200)。嘉定八年乙亥(1215),李道传(贯之)在池州,搜辑朱子语录,得潘时举、叶贺孙、黄幹诸人的助力,刻成四十二卷,共三十三家。此刻有乙亥十月朔黄幹的序。

《池录》所收,以廖德明记癸巳(隆兴九年,1173)所闻为最早,其时朱子四十四岁。其次为这些:

金去伪证乙未所闻(淳熙二年,1175)。李季札记丙申所闻(淳熙三年,1176)。余大雅记戊戌(淳熙五年,1178)以后所闻。

《池录》初编时,似没有编年之意,但卷廿四以后,到卷四十三,都依记录的年岁为次第。

《池录》三十三家,其卅五卷所收为朱子答陈埴书,不是语录,故后来《语类》不收此卷。余三十二家之中,其占一卷以上的,共有这些:

叶贺孙五卷,辛亥(绍熙二年,1191)以后所闻。

杨道夫二卷,己酉(淳熙十六年,1189)以后。徐寓二卷,庚戌(绍熙元年,1190)以后。黄义刚二卷,癸丑(绍熙四年,1193)以后。

沈四卷,戊午(庆元四年,1198)以后。以上记池州的语录,省称《池录》。后来李道传的弟弟性传继续搜访,从宝庆二年丙戌(1226)到嘉熙二年戊戌(1238),又收到四十一家,“率多初本,去其重复,正其讹舛,第其岁月,刻之鄱阳学宫。复考《池录》所余,多可传者,因取以附其末”。这是饶州刊刻的《朱子语续录》四十六卷。李性传有后序,说语录的重要性,很有历史见解。他说:

先生《家礼》成于乾道庚寅(1190),《通鉴纲目》、《西铭解义》成于壬辰(1172),《太极通书义》成于癸巳(1173),《论语注问》、《诗集传》成于淳熙丁酉(1177),《易本义启蒙》成于乙巳丙年之间(淳熙十二到十三年,1184~1185)。

《大学中庸章句或问》成书虽久,至乙酉(淳熙十六年,1189)乃始序而传之。《楚辞集注》、《韩文考异》成于庆元乙卯(元年,1195)。《礼书》虽有纲目,脱稿者仅二十有三篇。其著书岁月次第可考也。

《家礼》编成而逸,既殁而其书出,与晚岁之说不合。先生盖未尝为学者道也。

《语》、《孟》、《中庸》、《大学》四书,后多更定。今《大学?诚意章》,盖未易箦前一夕所改也。是四书者,覃思最多,训释最精,明道传世,无复遗蕴。至其他书,盖未及有所笔削,独见于疑难答问之际,多所异同。而《易》书为甚。……故遇谓《语录》与《四书》异者,当以《书》为正。而论难往复,《书》所未及者,当以《语》为助。与《诗》、《易》诸书异者,在成书之前,亦当以《书》为主。而在成书之后者,当以《语》为是。学者类而求之,斯得之矣。

《饶录》是曾“第其岁月”的,其第一卷记录是黄幹,黄幹(直卿)见朱子最早,又是他的女婿,故他记朱子语,虽不题岁月,当然可以包括早年与晚年的记录。其次为何镐(叔高),何镐死于淳熙二年乙未,故此录题“乙未(1175)以前”。

以下各卷,自程端蒙以下,都依年岁先后编次,最早的为淳熙六年己亥(1179),到朱子死之前一年(庆元五年,1199)。这里各家占一卷以上的,共有这些:

周谟二卷,己亥(1179)以后。黄笛二卷,戊申(1188)以后。

陈淳二卷,庚戌(1190)及己未(1199)所记。吕焘与吕焕二卷,己未(1199)所记。

同舍共记四卷,己未(1199)所记。这里面陈淳(安卿)两次的记录最小心,最用功,最能表现朱子说话的神气,是最可宝贵的史料。

《饶录》最后四卷,不依年岁的先后。其四十三至四十五卷,为吴焘昌、杨长孺、吴琮,所校记云:“以上三家非底本,览者详之”。此可见其余各家记录都用“底本”。

最末的四十六卷收的廖德明、潘时举等人,都是“《池录》所余”,故附在后。

以上记饶州刻的《朱子语续录》,省称《饶录》。淳祐戊申(八年,1248)己酉(1249)之间,朱子门人建安蔡抗收得杨方、包扬诸家的记录,编为二十六卷,是为饶州刻的《朱子语后录》,省称《饶后录》。

《后录》收的二十三家,其中二十家是池本与饶本所无。编者蔡抗有后序,提及“先师又有亲自删定与先大父西山讲论之语”,可见他是蔡沈之子,元定之孙。

过了十多年,天台吴坚又在建安刊刻《朱子语别录》,其后序年月是“咸淳初元嘉平三月”(1265)。他说:

……《池录》三十有三家。鄱本《续录》四十有二家,其三十四家,池本所未有也,再见者两家,录余凡六家。又《后录》二十三家,其二十家,亦池本所未有也,再见者三家。合三录为八十七家。

坚末学生晚。嘉定癸未甲申间(1223~1224),侍先君子官长沙,师西山真先生倅、弘斋李先生(燔)常进之函丈;又事长沙舒先生,列岳麓诸生。果斋李先生(方子)过潭,又获侍讲席焉。果斋,先君子畏友也,尝介以登朱子之门。

坚繇是多见未行语录,手抄盈箧,凡六十五家。今四十年矣,晚得池、鄱本参考,刊者固已多,……若李壮祖、张洽、郭逍遥所录,亦未有也。朅来闽中,重加会粹,以三录所余者二十九家,及增入未刊者四家,自为别集,以附《续录》、《后集》之末。……以上记四部语录。

分类的朱子语类,起源很早。不等到饶州两集刊刻出来,剑南已有黄士毅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刻出来了。

黄士毅,字子洪,自序的第二篇题“门人蒲田黄士毅”。但魏了翁作《朱子语类序》,末尾说:

子洪名士毅,姑苏人,尝类《文公集》百五十卷,今藏之策府;又类注《仪礼》,未成书。

也许他是莆田人,原籍苏州。

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是用池州语录作底本,但他加上了三十八家。他说:

右《语录》总成七十家。除李侯贯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家(适按,《池录》本有三十三家,黄氏删去陈埴一家,故只存三十二家了)。或病诸家所记互有重复,乃类分而考之。盖有一时之所同闻,退各抄录。见有等差,则领其意者,斯有详略。或能尽得于言,而语脉间断,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家之最详者,而它皆附于下。至于一条之内,无一字之不同者,必抄录之际尝相参校,不则非其(所)闻而得于传录,则亦惟存一家,而注“与其人同”尔。

既以类分,遂可缮写,而略为义例以为后先之次第。……以太极天地为始,乃及于人物性命之原,与夫古学之定序。次之以群经,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传此理者也。乃继之以斥异端。异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统之责也。然后自我朝及历代君臣、法度、人物、议论亦略具焉。此即理之行于天地设位之后,而著于治乱兴衰者也。

凡不可以类分者,则杂次之,而以作文终焉。……深明夫文为末而理为本也。

然始焉妄易分类之意惟欲考其重复。及今而观之,则夫理一而名殊,问同而答异者,浅深详略,一目在前,互相发明,思已过半。

至于群经,则又足以起《或问》之所未及,校《本义》之所未定,补《书说》之所未成。而《大学章句》所谓“高入虚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为近似所滔溺矣。诚非小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