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无言以对，许以苗、刘二人高位，但两人却不肯罢休：“请太后听政，陛下退位，禅位皇太子，道君皇帝已有先例。”
宰相朱胜非劝慰无效，只好秉奏高宗。高宗沉吟了好半天，心想：“不答应的话，这批人杀入宫来，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如先解除目前的危险，再另想办法处理。”打定主意后，就对朱胜非说：“我应当退避，不过须有太后手诏，方可禅位。”
在万般无奈之下，高宗让出了自己的皇位，由太后听政，国家大事都由宰相朱胜非处理。朱胜非每日引苗、刘二人上殿，以免二人对他产生怀疑。
半个月后，平江留守张浚等联络众将，一起发兵讨逆，向杭州进发。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苗、刘二将慌作一团，只好去和朱胜非商议。朱胜非说：“我替你们着想，只有迅速改正，否则各路大军将到城下，二公将置身何地？”苗、刘就听从了朱胜非的建议，请高宗复位。高宗在危急时刻退了位，看起来好像吃亏了，可是时间不长，又回到了王位上，自然不会饶过苗傅、刘正彦，没过多久就把他们杀了。
现代厚黑经
在形势十分险恶的危机之时，高宗暂作退避，禅位于太子，保全了自家性命，最后在时机成熟时又重新登上了皇位，并杀了逼自己退位之人，可说是“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典型。一个平日里掌管大权的管理者，忽然落入微弱、困难的境地，是最容易受到打击和欺侮的。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抗争力最差，如果能避开大劫也算很幸运了。假如此时面对他人过分的“待遇”时，最好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先忍下一时之气，立足于“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用“以退为进，他日凌驾”的策略作为忍耐与发奋的动力。
成功学大师如是说
学习型组织之父，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一彼得·圣吉说：“聪明的管理者懂得下属也是需要‘讨好’的。人是一个团队中最能动的因素，下属的利益也是需要实现与尊重的。如果能够不断地‘讨好’下属，则会激发下属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6.曾国藩主动求变立功勋
宗吾曰：直线、抛物线、双曲线、椭圆、同心圆，这几种线的轨道，是随时可以改变的，只看各人心理如何罢了。
曾国藩的友人欧阳兆熊曾经对他一生的变化轨迹做了一下归纳，他总结道，曾国藩一生共有三次巨大变化：“文正一生有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即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又在京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办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着《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致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
欧阳兆熊是曾国藩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这里所说的，都是他亲身接触曾国藩后的真实感受，是最可信的。他把曾国藩一生变化分为书法、学问、为官三个方面，认为都有三个阶段的不同。书法，初学柳公权，中学黄庭坚，后学李邕、刘墉；学问，初为词赋，中为与唐鉴学理学，后随刘传莹学训诂小学；为官，在当京官时，宗法二程兄弟和朱熹一派，办练湘军时，又转而信奉申不害、韩非的法、术、势理论，最后又学老、庄之学。这一归纳不仅合乎事实，而且非常精当，它反映了曾国藩与时推移、识时务、善于不断更新自我的非凡素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用民国年间学者何贻馄所说，是生活环境的改变推动了曾国藩去求变，求变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与环境”。
在京城为官期间，曾国藩对理学情有独钟。由于清廷最重理学，许多名臣也都是理学大家，如果想在众多读书人中脱颖而出，只有在这方面有突出表现。因此曾国藩在数年的翰苑生涯中，除了广为交际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研读理学。他和邵懿辰、吴廷栋、何绍基、陈源兖等求学于当时最负盛名的理学大师唐鉴门下。
清朝帝王的素质是最高的。纵观诸位帝王，除同治帝以外，几乎每一位都有深厚的学问修养。皇帝尚且如此，对大臣的要求更不用说。清朝对贪污腐败大臣的惩处十分严厉，许多大臣都因一时疏忽而不得善终。虽然大多数当官的习惯于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但在皇帝面前，无不表现出一副清廉的样子来。而皇帝用人，看重的正是他是否清正廉明。曾国藩靠程朱理学的修养获得了超乎常人的成功，正是适应当时形势需要使然。
但当曾国藩奉命组织团练、围剿太平军以后，思想上、手段上发生了截然不同的变化，由推重程朱理学转而采用申韩之术。申韩之术的关键就是权术，是利用自身条件取得最大利益的手段，由于其以求利为最终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因而受到儒家的批评。以曾国藩这样一位一度梦想成为“天地完人”的正宗儒家信徒，竟然一下子成了申不害、韩非的学生，岂非不可思议？这正是他的不凡之处。
曾国藩出山办团练后，一直推行严刑峻法。他开创了就地正法的先例，开设刑堂，一日杀人数十。他以团练大臣的身份命各地下属可以直接捕杀造反的百姓或有嫌疑的人。他还嫌地方官办案不严，自行设立“审案局”，对案犯重则立即处死，轻则毙之杖下，几个月间杀人数百近千。留下了“曾剃头”“曾屠户”的骂名。不久，曾国藩就尝到了苦头，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因为以京官身份而办理地方事务，在官场中，曾国藩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和矛盾。开始时，他仍然采用刚硬手段，虽然收到一定效果，但根本上却难以行得通。他在与其弟曾国荃的信中痛陈自己多方受制，饱受压抑的苦闷。1858年正值父亲去世，他索性推掉一切差使，回家守孝三年。他初意是想以此来要挟朝廷给予他更大的权力，但朝廷竟顺水推舟地批准他在家守制，更使他有苦难言。而他不顾大局，借口守孝，而将军政大事推得一干二净的做法，也引起了许多正直之士的愤怒。当时左宗棠正在湖南巡抚骆秉璋幕府中充任师爷，此时已是一位能操纵舆论的名人，他对曾国藩的表现极为不满，大肆攻击，一时骂声一片，人人喊打。
此时的曾国藩四面楚歌，既有亡亲之痛，又被朝廷抛弃，再加上朝野非议，事事碰壁，忧郁难解，导致了失眠之症。在守孝的一年半中，他仔细地考量了自身处境，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开始了宦海生涯中的第三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求变。
这第三次求变，是曾国藩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欧阳兆熊说，此番变化，是曾国藩最终能取得平定太平天国这一“巨功”的重要条件。从曾国藩的多次自我坦白来看，这一总结是极为正确的。
曾国藩一生三变，使自己由一个迂阔的儒家信徒变为治繁理乱、再造盛世的英雄，实现了由“内圣”到“外王”，由“修身”到“平天下”的重大跨越。他主动求变，在变化中适应环境的需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充分验证了“识时务者为俊杰”这条人生戒律。
现代厚黑经
李宗吾曾把人的心理轨迹比喻成直线、抛物线、双曲线、椭圆和同心圆这几种线，认为它们是随时可以改变的。这种变，指的是在变幻不定的形势下，以变化的眼光去审时度势，并且能迅速适应变化的素质。善于求变会使自身始终在社会变局中处于主动地位，掌握有利时机，实现最大利益。我们常说“居安思危”，就是要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时刻保持高度机警的心态准备“变”。身为管理者，不但要管理下属，更要在战略角度统揽全局，适时调整自身的位置和企业的走向。如果把握不住这一点，用僵化、教条的方法去管理，迟早要陷入不可自拔的泥潭。
成功学大师如是说
成功学的奠基人奥利森·马登说：“要想从你的思想中获得丰收，你必须付出努力和投入各项准备工作，这些工作的安排和实行就是正确思考的结果。”
7.马云“非典”时期转“危”为“机”
宗吾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只有这样才可在厚黑行世时立于不败之地。
变化是永恒的，天地日月，自然万物，无时无刻不在运动变化。利益在变，人性在变，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所以，管理企业，也必须顺应此变，不能食古不化，冥顽不灵。特别是企业遭遇突发事件和危机的时候，管理者更要采取必要措施安抚人心、顺应局势，方可转“危”为“机”。
2003年5月，阿里巴巴一位员工到南方参加广交会，不幸染上SARS。电话打到了马云家里，马云当时刚从桐庐回来，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意识到“危机来了”。当天晚上与染上SARS的那位员工同一楼层的人员全部被隔离，第二天，马云做出了决定，让余下的员工在家里办公。家里有电脑的就去装上宽带，没有电脑的把办公室的电脑搬去，公司网络部门帮助大家迅速地跟电信部门联系把每户人家的电脑装起来，这些费用由公司出。马云宣布如果不出任何意外，一个礼拜后恢复正常上班，如果情况不好，在家办公可能无限期延长，必须在确保每个人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保证网络畅通无阻。
对于这场危机，马云非常坦诚地说自己当时压力是非常大的。他最怕别人恐慌，投资者也很好奇，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杭州城里面总共才四个“非典”，其中一个“非典”就是“阿里巴巴”的，如果谣言四起，那就全乱了。
“非典”时期刚好是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时期，安排好了员工在家工作的事情之后，公司员工的恐慌情绪因工作繁忙而消减不少。他们的工作依然正常有序，阿里巴巴的客户并没有感觉到阿里巴巴出现了“非典”。一位阿里巴巴的领导人这样描述当时情况：“当时技术被我们利用到这样一个程度，为了消除单身员工独处时的心理问题，我们甚至利用网络举行过好几次公司范围内的卡拉OK大奖赛。而彼此之间利用电子邮件和网络聊天工具的交流甚至比平时办公室里还要多。”马云也极其重视这种交流，并参与到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