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职场是工作的地方，但是闷着头苦干实干并不一定能够在职场中出类拔萃，想在众多的职场人中脱颖而出，你需要建立良好的职场人际关系，还需要掌握特殊的办公室生存策略。你要学会用力，巧借力。自己有力的时候，要将力用到极致，而自己如果没有力，也要想办法去借助他人的力。会用自己的力，巧借他人的力，方能成为职场中的中坚分子。
1.官场无父子，夺门之变惊人心
宗吾曰：俗语说：“赌场无父子”。殊不知，官场更无父子。
权力之争是非常残酷的，即使亲密如父子，也难免生死相搏。封建官场绝对不存在平等的竞争，权大势足者必然占据优势地位，甚至根本就不让你竞争，因此，在封建官场上很难谈到什么亲情友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什么天理人伦都可灭绝，什么神圣正义都可踏在脚下。“夺门之变”就是竞争残酷的生动写照。
“夺门之变”是明代中期皇族权臣内部的一场由来已久的权力之争，要说明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英宗时期的宦官专权说起。
公元1435年（宣德十四年）三十八岁的宣宗朱瞻基因病而一命呜呼，九岁的儿子朱祁镇继承了帝位，是为英宗皇帝。还是在英宗当太子的时候，有个名叫王振的太监在东宫陪他读书。王振为人狡黠，巧于逢迎，因而博得了朱祁镇的欢心。朱祁镇做了皇帝后，王振也顺理成章地被提升为司礼监太监，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首开明朝宦官专权的先例。
这时，被明朝赶往北方两地的蒙古瓦剌部落兴起，北方的许多部落又统一起来也先做了首领。公元1449年（正统十四年）春，瓦剌派贡使两千多人到北京来献马，为了多领赏物，竟冒称三千人，以致所献马匹的价值不抵赏品的价值。王振本来就与瓦剌有勾结，接受了也先的贿赂，所以对瓦剌的冒领多有庇护，无人敢予告发。
这一次王振却让礼部按实有人数颁赏，并大幅度地削减了马价，这样一来，瓦剌使者心怀不满，就把这些情况汇报给了也先。也先大怒，联络其他部落，兵分四路，向明朝进攻。也先亲率主力，进犯大同。
边关急报迭传，在王振的怂恿下，英宗命弟弟成王朱祁钰留守北京，自己带着王振和文武百官，率领五十万大军，御驾亲征。也先布好形势，在土来堡将明军重重包围。土木堡地高，掘地数丈不见泉水，周围河流又都被瓦剌军堵死，明军饥渴难耐，军心涣散，了无斗志。也先派人讲和，王振提出要移营取水，也先答应了。正当大军移营混乱之时，也先突然铁骑出动，猛冲明军，结果明军大乱，被瓦剌军所杀及自相残杀的竟达二十万，英宗被俘。这次惨败，史称“土木堡之变”。
也先当即写信给明廷，要明廷以大量珠宝来赎英宗。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得知英宗被俘的消息，极为恐慌，马上搜罗了皇宫的金银珠宝，装驮于八匹马之上，送往也先军中。也先当然不会就这么轻易地放还英宗，而是把他挟随军中，带到了大同。
国不可一日无君，皇太后见英宗归期难定，便下诏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英宗之弟朱祁钰监国，总理国政。朱祁钰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商议战守之策。有人主张南迁，但多数人表示坚决反对，尤其是兵部侍郎于谦，出班厉声道：“主张南迁者当斩！京师是根本重地，京师一动，全国动摇，难道不见宋朝南渡的教训吗？”于谦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朝臣及朱祁钰的赞同。
不久，于谦受命防守京师，阻击那瓦剌。
当时朝廷急需做两件事，一是除内奸，二是立新君。在群臣的强烈要求下，朱祁钰令人抄没了王振的家产，杀掉了他的爪牙，宫廷为之一肃。至于另立新君，那是刻不容缓之事。但立谁呢？太子幼小，立了不足以威服众人，率众抗敌，议来议去，觉得朱祁钰较为合适，虽然弟继兄位，于正统观念未免有悖，但在非常时期，也顾不了许多了。朱祁钰自然少不了假意推辞了一番，就坐上了龙椅，是为景帝。
景帝即位没有几天，也先就挟持英宗，从大同出发，大举进攻北京城。于谦智勇双全、威德兼备，给也先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在德胜门大战中，也先大败，死伤甚众，不得不仓皇退去。于谦趁势率众追击，俘获了不少人马财物。
也先见自己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就又生一计，宣称要送还英宗。于谦识破了也先的这一计谋，通告各地守将，要加意防守，不要送财物给也先，并指出也先送还英宗是假，勒索财物是真。这样一来，也先的计策又成泡影。但于谦从此也为自己种下了祸根，英宗因此深深地恨上了于谦。英宗复位以后，终于找个理由把于谦杀害了。
但这回，也先是真的要放还英宗了。景帝听到这一消息后，十分惊慌，生怕他回来后会危及自己的皇位，但这理由又说不出口，其实众大臣也都心里明白。众臣商议了一下，觉得必须迎还英宗，否则于大义不通，但景帝的皇位可以不动。在群臣的劝说和保证下，景帝被迫派礼部侍郎李实前去联络。朱祁镇见到李实等人，说：“你回去告诉景帝和朝臣们，要他们派人接我回去。我回去后愿意去看守祖宗陵寝，哪怕是去做一个普通百姓也好。我只求回去，决无再当皇帝的心思。”
英宗归来后，先参拜了景帝，便被送进了南宫（今北京南池子），派人服侍，其实是监视起来。虽然如此，景帝有两大不安，一是英宗此前已做过十多年的皇帝，朝内朝外有许多亲信，可以说根深蒂固，而景帝自己才做了一年多的皇帝，根基不稳。二是太子仍是英宗的儿子沂王朱见深，将来皇位还会落入别人之手。景帝对这两件事都采取了措施：对于英宗，景帝派专人监视，连南宫四周的树都砍掉了，不准朝臣前去拜望，不准和外人交往；至于太子，他策划了一场“易储”活剧，废了太子朱见深，立自己的亲生儿子朱见济为太子。可惜朱见济仅做了一年太子，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
不久，景帝病倒。群臣见他病势沉重，便要立储，以防不测。景帝看到奏章上多是请求立朱见深为太子，就不同意，并说自己病势轻微，等愈后再议。但罪臣石亨见景帝虚弱，不能理事，有可能一病不起，就串通徐有祯，想让英宗复位。这样一来，既可以免掉自己所犯的罪过，又可博得高官厚禄。
石亨借边关警报调动了一千多军马，守卫皇宫，夜深以后，他带兵奔向南宫。其时南宫的门已被锁上，石亨就令人爬入墙内，里应外合，用大木撞倒了围墙。石亨、徐有祯找到英宗，说要让他复位，英宗当然大喜过望。于是，石亨等人把英宗扶上车驾，往皇宫而来，守宫的卫士见有人来，便加阻拦，英宗呵斥道：“我是太上皇，谁敢阻拦。”
卫士见状，只好放行。于是，石亨、徐有祯一面布置好兵马，一面收缴各种印玺符绶，把住各个衙门，又紧闭四门，以防外兵入城。一切妥帖以后，就让英宗坐上龙椅，石亨、徐有祯率领手下官员士兵，先跪下拜贺，造成既成事实。紧接着，天已黎明，百官在外等候早朝，徐有祯高呼一声：“英宗复位了！”就宣告了英宗的复辟、景帝的退位。不久，英宗就把景帝活活勒死。
现代厚黑经
在权力的诱惑下，再没有兄弟亲情。景帝如此，英宗又何尝不是？所谓“成者王侯败者寇”，你成功了，你就是英雄；你失败了，你就是孬种。谁也不跟你讲更多的道理，谁也不跟你论什么规则。你成功了，你的嘴就是规则。虽然现代职场竞争没有这样血光四溅、性命攸关的程度，暗地里较劲儿的心机却是一点儿不差。竞争是残酷的，权力之争更是诱人的，职场危机四伏，谁都不能懈怠。
成功学大师如是说
卡耐基说：“那些在某方面表现良好的人，并不需要想办法去排挤别人；他们早已做到这点。反倒是些自觉是输家，或实际上处于劣势的人，比较容易想用不公平的手法与人竞争。他们所要找的只是一个能击败他人的神奇办法，而非真的想出人头地（虽然他们口头上会宣称，这是他们采用这个方法的目的）。”
2.曾国藩把公事当成自己的事情做
宗吾曰：我是众人中之一分子，众人得利，我当然得利，不言私利而私利自在其中。
三人为众，“众”得到利，人人都得到利，李宗吾的话就是这个意思。从字面意思看，“公”和“私”都有“ㄙ”，公的一部分是私，私的一部分是公。所以，人在谋取私利的时候，最好的方法是借助“公”的力量，即在一个团队中实现自我。
曾国藩与左宗棠是清朝末年的两位全倾朝野的重臣。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很大。曾国藩待己以严，待人以宽，直爽的性情经过官场多年磨砺之后有了几分柔韧。而左宗棠则性情狷介，不合时宜，经常偏激，有时候还会拿曾国藩开过火的玩笑。有一次，左宗棠给内人洗脚，刚好被曾国藩撞见，曾国藩就开玩笑说：“替如夫人洗足。”左宗棠马上应之：“赐同进士出身。”拿曾国藩进士及第出身说事儿，唇枪舌剑，锋芒毕露。
即便如此，曾国藩还是不遗余力地提拔左宗棠。左宗棠科举不第，年近四十还一文不名，一度心灰意冷想终老山林。正是曾国藩慧眼识才，向清廷大举保荐他。走上仕途的左宗棠因性格暴躁，遭人弹劾，处境艰难，只好向曾国藩求助，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还上奏替他说好话：“左宗棠刚强英明，吃苦耐劳，通晓军机。当现在正需用人之际，或饬令他为湖南团防，或选拔做藩司臬司等官，让他管理地方，使能安心任事，定能感激涕零，报效朝廷，有益于时局。”
后来，左宗棠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就替他向上面邀功。三年之中，左宗棠由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士子，大踏步地成为湘军将领、浙江巡抚、江浙总督，一跃而为疆吏大臣。二人同殿称臣，配合得相得益彰。清廷是满人的天下，汉族官员权力越大越危险。曾国藩和左宗棠只有相互扶持、相互借力，才能在如履薄冰的情况下相互保全。
曾国藩和左宗棠相互抨击又相互吹捧，脸皮不可谓不厚；他们久经沙场斩人无数，心肠不可谓不黑。可是，他们平息叛乱、推动洋务运动的进程，为中国近代史立下大功，你说他们的“厚黑”究竟是好还是坏，是正还是邪？
现代厚黑经
在一个组织里，汇集了许多不同的成员，他们占据不同的位置，他们各司其职相互补充，才能从团队活动中收益。合作才有成果，有团队才有自我。在社会上打拼的人要不断增强自己的团队意识，单枪匹马得不了天下，必须跟“兄弟连”一同战斗，才有好前程。
成功学大师如是说
拿破仑·希尔说：“团队合作是一种为达到既定目标所显现出来的自愿合作和协同努力的精神。若团队合作是出于自愿性的意愿时，则必将产生一股强大而且持久的力量。”
3.张良屡次为人穿鞋，换来盖世奇功
宗吾曰：刘邦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圯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圯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
张良出身于贵族世家，祖父张开地，连任战国时韩国三朝的宰相。父亲张平，亦继任韩国二朝的宰相。至张良时代，韩国已逐渐衰落，后来被秦国所灭。张良失去了继承父亲事业的机会，丧失了显赫荣耀的地位，所以他心存亡国亡家之恨，并把这种仇恨集中于一点一反秦。他曾经收买勇士刺杀秦始皇，没有得手，于是埋名隐姓，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睢宁北），静候风声。
一天，张良闲步沂水圯桥头，遇一穿着粗布短袍的老翁，这个老翁的秘走到张良的身边时，故意把鞋脱落桥下，然后傲慢地差使张良道：“小子，下去给我捡鞋！”
张良愕然，但还是强忍心中的不满，违心地替他取了鞋上来。随后，老人又跷起脚来，命张良给他穿上。此时的张良真想挥拳揍他，但因张良已久历人间沧桑，饱经漂泊生活的种种磨难，深知“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而强压怒火，膝跪于前，小心翼翼地帮老人穿好鞋。老人非但不谢，反而仰面长笑而去。张良呆视良久，只见那老翁走出里许之地，又返回桥上，对张良赞叹道：“孺子可教矣。”并约张良5日后的凌晨再到桥头相会。张良不知何意，但还是恭敬地跪地应诺。
5天后，鸡鸣时分，张良急匆匆地赶到桥上。谁知老人故意提前来到桥上，此刻已等在桥头，见张良来到，愤愤地斥责道：“与老人约，为何误时？5日后再来！”说罢离去。结果第二次张良再次晚老人一步。第三次，张良索性半夜就到桥上等候。他经受住了考验，其至诚和隐忍精神感动了老者，于是老者送给他一本书，说：“读此书则可为王者师，10年后，天下大乱，你可用此书兴邦立国；13年后再来见我。”说罢，扬长而去。这位老人就是传说中的神秘人物：隐身岩穴的高士黄石公，亦称“圯上老人”。
张良惊喜异常，天亮时分，捧书一看，乃《太公兵法》。从此，张良日夜研习兵书，俯仰天下大事，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文武兼备、足智多谋的“智囊”。
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举兵反秦。紧接着，各地反秦武装风起云涌。矢志抗秦的张良也聚集了100多人，扯起了反秦的大旗。后因自感身单势孤，难以立足，只好率众往投景驹（自立为楚假王的农民军领袖），途中正好遇上刘邦率领义军在下邳一带发展势力。两人一见倾心，张良多次以《太公兵法》进说刘邦，刘邦多能领悟，并常常采纳张良的谋略。于是，张良果断地改变了投奔景驹的主意，决定跟从刘邦。作为士人，深通韬略固然重要，但施展谋略的前提则是要有善于纳谏的明主。这次不期而遇，张良“转舵”明主，反映了他在纷纭复杂的形势中清醒的头脑和独到的眼光。从此，张良深受刘邦的器重和信赖，他的聪明才智也有机会得以充分地发挥。
现代厚黑经
李宗吾说，张良几次给老头儿捡鞋穿鞋，老头儿就是在磨炼他的“厚脸皮”，这固然有点儿调侃的意思，道理却很正确。假设张良脸皮薄，不干这“伺候人”的差事，或是接下来的几天屡次迟到，经不住老头的骂，不理他，张良就拿不到那本《太公兵法》，日后更成为不了刘邦手下屡建奇功的大功臣。说来说去，为了得到真传，脸皮厚一些还是必要的。在职场中也是这样，很多新人初入社会，受不了前辈、师傅的责骂和惩罚，殊不知，骂你其实是为你好，受点委屈却能得到真本事，值得。
成功学大师如是说
陈安之说：“成功最重要诀，就是要用已经证明有效的成功方法。你必须向成功者学习，做成功者所做的事情，了解成功者的思考模式，加以运用到自己的身上，然后再以自己的风格，创出一套自己的成功哲学和理论。”
4.李莲英计整李鸿章
宗吾曰：“力”是什么？是势、是权、是一切，人只要有了“力”，并将力上升到量，就可以让天地翻覆，河流改道。古往今来，凡是能成就大事者，无不是在“力”字上煞费苦心，做尽了文章。
李莲英仗着受慈禧太后的宠爱，狐假虎威，人称“九千岁”，连一帮朝廷重臣都惧他三分。掌管总理衙门的李鸿章认为自己位高权重，整日趾高气扬，不把李莲英这个“不男不女的家伙”放在眼里。李莲英心想：这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得给他点颜色看看，让他老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