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的眸子
2013100000020

第20章 松林喋血(5)

“吃下去罢--病便好了。”

小栓撮起这黑东西,看了一会,似乎拿自己的性命一般,心里说不出的奇怪。十分小心的拗开了,焦皮里窜出一道白气,白气散了,是两半个白面的馒头。--不多功夫,已经全在肚里了,却全忘了是什么味,面前只剩下一张空盘。他的旁边。一面立着他的父亲,一面立着他的母亲,两人的眼光,都仿佛要在他身里注进什么又要取出什么似的;便禁不住心跳起来,按着胸膛,又是一阵咳嗽。

“‘睡一会罢--便好了。”

小栓依他母亲的话,咳着睡了。华大妈候他喘气平静,才轻轻的给他盖上了满幅补钉的夹被……

“老栓只是忙。要是他的儿子……”驼背五少爷还未说完,突然闯进了一个满脸横肉的人,披一件玄色布衫,散着纽扣,用很宽的玄色腰带,胡乱捆在腰间。刚进门,便对老栓嚷道:

“吃了么?好了么?老栓,就是运气了你!你运气呵,要不是我信息灵……”

老栓一手提了茶壶,一手恭恭敬敬的垂着,笑嘻嘻的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的听。华大妈也黑着眼眶,笑嘻嘻的送出茶碗茶叶来,加上一个橄榄,老栓便去冲了水。

“这是包好!这是与众不同的。你想,趁热的拿来,趁热吃下。”横肉的人只是嚷。

“真的呢,要没有康大叔照顾,怎么会这样……”华大妈也很感激的谢他。

“包好,包好!这样的趁热吃下,这样的人血馒头,什么痨病都包好!”

华大妈听到“痨病”这两个字,变了一点脸色,似乎有些不高兴;但又立刻堆上笑,搭讪着走开了。这康大叔却没有察觉,仍然提高了喉咙只是嚷,嚷得在里面睡着的小栓又合伙咳嗽起来。

“原来你家小栓碰到这样的好运气了。这病自然一定好转,怪不得老栓整天笑着呢。”花白胡子一面说,一面走到康大叔面前,低声下气地问道:“康大叔,听说今天结果的一个坏人,便是夏家的孩子,那是谁的孩子?究竟是什么事?”

“谁的?不就是夏四奶奶的儿子麽?那个小家伙!”康大叔见众人都耸起耳朵听,便格外高兴,横肉块块饱绽,越发大声说:“这小东西不要命,不要就是了。我可是这一回一点没有得到好处;连剩下来的衣服,都给管牢的红眼睛阿义拿去了。--第一,要算我们栓叔运气;第二,是夏三爷赏了二十五两银子,独自落腰包,一文不花……”

……这一年的清明,分外寒冷;杨柳才吐出半粒米大的新芽。天明未久,华大妈已在右边的一座新坟前面,排出四碟菜,一碗饭,哭了一场。化过纸,呆呆的坐在地上,仿佛等候什么似的,但自己也说不出等候什么……

小路上又来了一个女人,也是半白头发,褴楼的衣裙;提一个破旧的朱漆圆篮,外挂一串纸绽,三步一歇的走。忽然见华大妈坐在地上看她,便有些踌躇,惨白的脸上,现出些羞愧的颜色,但终于硬着头皮,走到左边的一座坟前,放下了篮子。

那坟与小栓的坟,一字儿排着,中间只隔一条小路。华大妈看他排好四碟菜,一碗饭,立着哭了一通,化过纸锭;心里暗暗想,“这坟里的也是儿子了。”那老女人徘徊观望了一回,忽然手脚有些发抖,跄跄踉踉退下几步,瞪着眼只是发怔……

“瑜儿,他们都冤枉了你,你还是忘不了,伤心不过,今天特意显点灵,要我知道吆?”她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便接着说,“我知道了。--瑜儿,可怜他们坑了你,他们将来总有报应,天都知道;你闭了眼睛就是了--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

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

--摘自鲁迅先生短篇小说《药》

本节将会是冗长的,且又似乎是枝旁叶蔓,但这决不是多余的一节。

《药》发表于1919年《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五号上。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代的孩子,都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读过这篇小说;一届届的老师们,也都大同小异地分析它的题旨:要疗救中国,必须唤醒民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饱经了磨难,历尽了忧患。若是一块石头,在重重磨难里也会睁开眼睛,若是一锭钢铁,在层层忧患中也要发出呻吟。中国人应该被唤醒了,老栓叔、华大妈、康大叔、驼背五少爷、红眼睛阿义一类人物,应该早就遁入了历史的陈迹。

可当李九莲、钟海源被囚、被杀之时,作为她们的同代人的我,在干什么呢?

1975年,我发表了这样的“诗句”--

学文的,相信什么“灵感”,在“世界名著”中进行文学“修养”;

学工的,以“萤窗书万卷”自勉,关门搞设计,黑板上开机床;

学农的,远离中国远离地球啊,大谈西伯利亚的马和月球土壤……

高墙之内多么荒谬啊,

然而,多少年多少人习以为常……

在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日子里,风光绚丽的校园啊,风雷激荡!

我们懂得了:挂着社会主义牌子的大学,

培养的精神贵族却高踞人民之上;

我们明白了:校园里还有孔丘、凯洛夫的幽灵,他们说着古代的语言穿着现代的服装;

我们清楚了:校园的空气里还有火药味啊,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着反复的较量!

从此,北疆有“朝农”火焰般的高粱,南国有“共大”金海般的稻浪;

攀登珠峰的征途有“北大”的汗水,

远涉重洋的巨轮有“复旦”的合金钢;

批林批孔的战场有“清华”的檄文,百花正开的文坛有“七·二一”大学的诗章……

天有多大校园有多大啊,八亿神州,处处是沸腾的课堂……

这“诗”题为《校园抒情》。仅看这题目,读者就会以为我当时是一个春风得意的工农兵大学生。其实当时,我人在远离省城八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县城里,只是一家农机厂里神情困顿、衣衫褴褛的小工人。

在我的周围,可以说,没有比我更向往上大学的了。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这年5月在报升学志愿时,我报了文科,第一志愿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根据前几年高等院校录取新生的杠杠,我报武汉大学巳经有些“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意味。

我的父亲,前大学教授,1957年被打成“右派”;我的六十岁还扭动一双小脚、挑担粪桶下地的祖母,约有几亩菜地,“土改”时被划为地主。此时,虽然都摘了帽,但帽子摘了,并不等于那帽子就烧了;而且,一代人有问题,填在政审表格上,那视觉效果已经有些扎眼,两代人的问题这么摞在一起,若神经不够坚强,真够动魄惊心了!

让我决心一闯此志愿,并最终得到班主任老师首肯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我从小酷爱文学。小学五年级时,居然涂鸦了一个“电影剧本”。在中学,刘白羽、杨朔的《红玛瑙集》、《东风第一枝》,让我如痴如醉,吟抄不倦;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令我热血沸腾,意气若虹……我的作文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坐在台下,听老师洋洋洒洒地向全班同学讲评自己的作文,那心里蜜甜的滋味,对于从小向往出人头地、而命运多舛又难出人头地的我来说,远甚于今天在哪张报纸上,看到有关自己作品的评论。我自信自己是块搞文学的料子,而且,连着人学的文学,应该少些文学圈外蝗虫一般飞着的势利眼,会接纳我这个破落户子弟的……

二是我在当年的3月,即报考志愿前的两个月,加入了共青团。那枚金光闪闪的团徽来之太不易了,此时我的入团介绍人已是中共预备党员,此时全班的51名同学里,49个同学是共青团员。为了获得它,我热情高涨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写下了一本本学习心得笔记,这些笔记,若是毛主席看了,他老人家也会感动……我每天总是提前刻把钟来到教室,掸灰,抹讲台,擦黑板,心里装着雷锋这尊做好事不留名的英雄,耳朵里,却期待能听到有向教室走来的脚步声。为了获得它,我希望团支部书记,或是哪个团支部委员,能每星期听我汇报一次思想,若他们顾盼自雄时,我却极其谦恭,可心里总冒起葡萄架下一只狐狸的声音:你们有什么了不起呢,不过是有一个好爸爸!

我极少回家,有时一个月才回去一次,为的是领取生活费。我尽量少跟父亲说话,我怕他流露出什么来,会经不住阶级斗争观点的分析;我更怕他若真流露出了什么,我是儿子、更是决心跟着党走的青年,将陷于批判、还是保持沉默的两难境地……姗姗来迟,总算是来了,我将团徽一天十八小时地别在胸前,我琢磨着,它的闪闪金光,能多少遮掩住一些我额头的那个“红字”。

上大学,登临苍郁的珞珈山,犹如节日的晴空里气球般缤纷五彩的梦,被“文化大革命”击射得粉碎,可气球破了,那落在心里的一星星碎皮还在。当七年过去,大学又开始招生时,一星星碎皮便在那里蠢蠢欲动,但梦终究升不起来了:过去是考试,政治上低人家一等,却还能在分数上争一争;现在是推荐,招收的是工农兵学员,那响当当的称号,犹如泡在老酒里的虎骨,浸透了政治意味。我就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大学也要关我在校门外喝西北风!

我应该留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的旧高校,鄙薄北疆冒出了个张铁生的“朝农”,本省几年后终于偃旗息鼓、沉下西山的“共大”。我至少也应该像伊索寓言里的那只狐狸,吃不到架上的葡萄,便嚷葡萄酸。我却用《校园抒情》改写了伊索寓言,吃不到葡萄的狐狸还说葡萄甜……

是从头发到脚趾头,都得到了彻底地改造?抑或,是痛苦地蒙上眼睛,也蒙上灵魂说着假话?

1976年5月,即李九莲因为坚持反林彪无罪和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入狱后两年,我参加了在婺源县珍珠山垦殖场举行的江西省诗歌创作学习班。为响应从中央到省里歌颂“文化大革命”十周年的号召,学习班集体创作了长诗《炮声颂》。我是该诗的主要执笔者之一,在我的笔下,出现了这样的诗句--

啊,“炮打司令部”烽火里落地的儿童,

今天挂上了

鲜红的领巾;

串连途中,在韶山采下的松枝,

扎根在天南地北,

今日是何等峥嵘……

十年了,

文化大革命的

第十个春天

春水--

在我们心中荡漾,

炮声--

在我们胸中滚动……

当我们在红色日历上,

看到金色的“五·一六”

当我们战斗的笔,

就要写完《炮声颂》,

诗行在跳跃啊,

热血在沸腾!

我们情不自禁

要奔上珠峰,

让豪情

在这万仞之上,

随热风

在大地上奔涌!

遥望吧--

祖国钢铸铁打,

群山云蒸霞蔚,

大江滔滔向东……

敌人破灭了

一次次幻梦,

革命树立了

一个个丰功,

“造反有理”的大旗,

裹着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土地,

在宇宙中显得一片通红!

我们的阵营

如搭箭的怒弓,

我们的气魄

似扶摇的鲲鹏!

把珠峰作炮台,

让炮口云天擎,

“八亿人口,

不斗行吗?”

我们准备轰个

千年,万年,

我们还要掀起

一次次红色暴风!

炮声隆隆传万代啊,

千秋万代炮声隆……

在技艺上,似乎比上一年有了长进。若要说这便是诗的话,又与中国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大相迳庭。毛主席大气磅礴、酣畅淋漓的诗风,曾深深地折服了我,这是一位造反者叛逆性格和巨人意识的自然、鲜明的流露。而此诗里的“我们”,不过是巨人的模仿者,靠的是垫肩、衬胸,还有特高跟的鞋子。诗行里几乎处处透射出的咄咄逼人的霸气,唯有靠着当年那种流行政治理论的支撑……

在“一次次红色暴风”里,我是一位百万富翁,还是沦落于街头的一名瑟缩乞丐呢?

我和弟妹们童年失去母亲。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一个月,在同一所高校工作的母亲,即被下放山区垦殖场。1960年,父亲也被下放至一块湖洲上养鸭、放牛。一家人分为三处,在南昌的只有正上初中一年级的我一人。那时,最大的欲望在饭桌上,最好的梦也在饭桌上,每到上午第四节课,还有下了晚自习时,我头昏眼花,肚子里打起了“两伊战争”。我与几个住校的同学一起,去火车站货运仓库外,拾过被踩进烂泥里的碎糠饼,到学校附近的农民菜地里偷过卷心菜。架上几块砖,一大棵卷心菜在又洗脸、又洗脚的盆子里一煮,没有油,只有一点盐,此种吃法,大概今天的猪都会不屑一顾……

就为了孩子们至少在节日里有一顿饱饭,第二年端午节前,母亲搞了一点鱼、猪肉和黄豆,冒着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在两天内匆匆转了三处。待回到自己所在的水产养殖场,进房间只喝了一口冷开水,便倒下了。这一倒下,便再也没能起来,连骨骸,也没能回到故土,她享年不过四十岁……

1968年“三查”。我被牵涉进江西省著名的“四·二一”假案。据当年省革委会保卫部卜明副部长在大会上说:这是一批省里的大叛徒、大特务、大走资派躲在幕后,指使一班娃娃们在前台搞反革命活动,上面与王力、关锋、戚本禹有联系,外面与台湾挂了钩……作为“右派”子弟的我,本来无“资格”混迹于其中。只因班上有一个高干子弟被人咬为“司令”,和他同过战斗队的五、六个同学,包括我,也就顺手牵羊地被划为他的“麾下”。我此生从未当过“长”,唯一一次当的,便是这“反共救国军”的“参谋长”了。

我被三天一小审,五天一大审,最长的一次连续五天五夜,从当年的9月2日至9月7日。那几天,窗外欢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载歌载舞声,不绝于耳;革命群众的革命豪情,在作大面积退潮前的最后一回直冲云霄。我亦在林林总总的刑法里舞蹈、歌唱,“舞蹈”的结果,是衣服与血肉结成了一层铠甲,脱不下来。“歌唱”的结果,是引来一蓬蓬苍蝇在双腿已流脓血的膝盖处嘤嘤伴唱……

我向专案人员请求:

“要不,你们就马上枪毙我。若不打算枪毙我,就让我去治腿,腿若烂断了,日后开批斗会要人扶上台,进了劳改农场又不能自食其力,这影响不好,国家也吃亏……”

终于,我像一条死狗,被扔进了一间密封的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