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中国的眸子
2013100000017

第17章 松林喋血(2)

有一年,在北京开全国武警系统创作座谈会,来了几位地方上的老作家,听说我来自守监部队,两只脚,一只踩在光明中,一只踩在黑暗里,个人又有一段很独特的经历,指名叫我去他们房间里谈谈。我又详细谈了这事。愈谈,他们的眼神愈是专注,似乎随岁月风尘的渐渐剥落,出现在他们目前的是一具蛮荒时代的恐龙化石;同时已愈显严厉,我几乎能感觉到,有一锋冷冽的刀片,在嗖嗖地划过灵魂……我不回避他们的目光。在心里说:审视吧,解剖吧,就是翻皮溅血地将我这个人犁上一遍。我也必须顶住!

说毕,众人沉默了好一会,每个人脸上都堆满了晦暗。一位老作家沉沉地叹了一口气,大家都觉得该说点什么,于是,一位接一位地叹气,表示了一种模糊语言。终于,一位递了一支烟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支,随海草般轻轻漾开的蓝色烟雾,他吐出了一句指向明确的话来:

“这事,真得写写。你来写吧,你年轻,感觉事物敏锐,又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文学有两种。一种是轻轻松松地写,也让人轻轻松松地读。另一种,则与我们民族经历过的苦难、忧患一样沉重,支撑它的,除了笔杆之外,还得要有与笔杆一般直的脊梁骨。

我缺乏钙,他们也缺乏钙……

1978年4月的一天,不知怎的,天还冷得厉害。那天中午,我正睡午觉,连部通讯员突然跑来班里,叫醒我,“快起来,营部来电话找你!”

顾不得穿衣服,被子一掀,军大衣一裹,我跑去了排长房里,拿起话筒一听,是黄副营长那粗大的嗓门:“你是二班长吗?”

“是。”

“今天下午操课时间,你来营部接受任务!”

我疑惑了。按惯例,过去有个什么任务,都是由连队下达的,怎么这次由营里直接下到我这个刚上任的小班长头上呢?仗着自己是全营数得着的几个技术尖子之一,在干部、战士里有些小名气,我不禁问了句:

“副营长,是个什么任务,能不能给先透个信?”

对方似犹豫了一会,还是说了:

“枪毙一个犯人。”

下午,我准时去了位于省劳改局对面的营部。黄副营长在自己房里,房间里还坐着我们连五班的一个战士小游。

我和小游1977年初同期入伍,又同分在连里的尖子班--五班,俩人的关系挺不错。他来自福建松溪县农村,一身的农民味儿,朴实,本份,平时话不多,似乎话也得像钱一样积攒起来。除了买牙膏、肥皂,啥也不买,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一串弟弟、妹妹。干活却舍得力气,南方的酷暑苦夏,大伙儿都在房里睡午觉,他却挑担粪桶,来回出入营房,裤腿高卷,脚步噔噔,班里的一大块菜地,他一个人料理了多半……

那时,我常熬夜写点反映部队生活的新闻稿,一篇稿子连采访带写作,往往要搭上几包烟,光每月的烟钱,六元钱的津贴费就不够开销。也是军人的父亲,要求我挺严格。我是从一个公社的水泥厂入伍的,入伍前夕,厂里刚好分红,我分到400元,父亲一个子儿不让留,全拿走了,临别还撸掉了我手腕上的一块“上海”表,说是:“当战士哪有带表的?”

就凭这,我也不会向家里要钱。这样一到月尾,便只能戒烟了。可我是瘾君子,与其戒烟,不如戒饭。而且“经济基础”没有了,“上层建筑”也出不来,稿纸上我搔首弄腮,长吁短叹,怎么都坐不自在。小游见了,动了恻隐之心,领着几个战士,趁夜深人静时,潜入各班的宿舍,在地上摸香烟屁股。摸到了,还管拆开,晒了晒太阳再给我,就差没给我卷成一支支喇叭烟了……

两人朝夕相处近一年,直到不久前,我调去二班当班长,我们才分手的。这一分手,便连彼此的影儿都见不着了,我们这个连一向分成两拨人马,五班所在的一拨,是看守省第一监狱,二班所在的这拨,则是看守一家劳改工厂。半个月不见,小游一见到我,便站了起来,我也扑过去,谁都想亲热亲热。

黄副营长未等我们说上一句话,便一手搂一个,命令道:

“你们都坐下,给我好好听着!”

他也正欲坐下,见门未关,便去先关紧了门,那样子颇为神秘。“咱们XX医院住了一个XX场站的飞行员,他父亲是XX军区的原副司令,本人患了肾功能衰竭。现在的情况很危险,一个肾已完全丧失功能,另一个肾也正在坏死,XX医院查阅了大量的中外资料,准备搞移植手术。这种手术难度很大。在国外移植后能活上三个月,便算成功了,在国内,做得最成功的,也只能活上二十天。现在医院的同志们有信心打破这一纪录,飞行员的父母也签了字。肾从何来,甭说,你们也该知道,唯一的途径只有死囚。据医学上讲,女肾的功能比男肾的功能好,尤其是年轻女人的肾更好些,为了保证手术的成功,还得找个年轻女犯……”

黄副营长停顿了一下。目光轮番在我与小游的脸上扫了一会。他是在审视自已这番犹如说书人般娓娓道来的效果,显然,他对我们两个脸上听得呆呆的神情表示了满意,他的自我感觉因之十分良好。

“XX医院到处寻觅合适人选。正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你们连看守的省第一监狱里就有一个。不过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还牵涉一个问题。法院方面在行刑之后,要验明尸体,要拍照,要证实犯人一定是死了方可罢休;而医院方面,需要的是一个活人的肾,取肾一定得在断气之前进行。要兼顾两方面,做起来挺麻烦哩!XX医院打听到执刑的将是咱们部队,与有关领导部门联系了,上级指示我们得全力配合医院,完成好这次取肾任务。这事目前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也由咱们三个人行刑,你们得保密!”小游问:“什么时候执行?”

“明天。”

黄副营长又转向我:

“今天你就别回去了,宿在连部吧,晚上还有个会。”

我问了一句;“谁开枪?”

“临时再定,反正是咱们三个人里的一个。不过,不管到时是谁开枪,绝对不能打左胸,左胸部位是心脏,一打当即就毙命了,千万得记住!”

晚上,连部会议室坐了不少人。我们三个,副指导员,五班的全班战士,还有省第一监狱管教科的王科长等几位管教干部,他们带来了不少材料。按黄副营长的说法是:“今天开这个会,为的是激发一下同志们的无产阶级义愤。”

王科长开始介绍死囚的案情--

“此案与赣州地区的李九莲一案有关。也许你们听说过了,这李九莲可是个风云人物。‘文革’中,她是赣州地区造反派的司令,‘三结合’时,进了地区革委会,当了个副主任,是个典型的帮派头头。她被捕后,关在赣州的省第二监狱,一时间,她当年的那些狐朋狗党,如丧考妣,为她鸣冤叫屈,大字报从赣州贴到省里,又贴去北京不说,竟还想劫狱!但真要谁来牵头,没有人敢牵,明天的这个枪下鬼却站出来了。她叫钟海源,是李九莲的中学同学,李当司令时,她又是秘书,以后分在赣州市广播站当播音员。她这面黑旗子一挥,后面还真集合起不少人,光天化日之下,先冲了第二监狱,李九莲早被我们秘密转移了。凶焰难消,一回头,又冲了地区公安局,妄图抄走李九莲的案卷……”

“势态一闹大,赣州地区立即报告省里,省里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钟海源咎由自取,锒当入狱。竟又有一班家伙想劫走她,因此,在入狱的当晚,她便秘密押来了我们一监。刑期是六年,应该算是宽大的,到现在,这六年也快满了。可这女人,茅坑里的石头一块,又臭又硬,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在狱中学习马列著作为名,写下了几本反动笔记,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胡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冒牌货,尤其是有一篇文章,竟得出一个反动透顶的结论:‘华国锋的上台,是一次成功了的反革命政变。’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华主席办事,毛主席放心,全党放心,全国人民开心,钟海源却发出了绝望的悲鸣。可以说,她是自己跳上断头台的,对于这样十恶不赦的反动分子,无产阶级专政决不会心慈手软!”

王科长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材料:

“来。大家看看吧,这些就是钟海源的罪证。”

也许是对待这类东西,犹如对待甲肝病菌一样,人们唯恐避之不及;也许,是王科长的这一大段介绍,已经弥漫出浓浓的火药味,人们头脑里的那根弦也已绷得紧紧的,战士们正襟危坐,没有谁去动它们。唯有我不合时宜,抽了其中一迭来翻翻,那是两本马列著作的小册子和一本笔记。

小册子里,几乎不见空隙,不是划满红杠杠、蓝杠杠,就是写满挺娟秀的蝇头小字,乍看上去,恍似满页涌动成排的各色蚂蚁。笔记本也匆匆翻了几页,好几处见到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不是为他们张目,而是抨击他们的极左之说,被点到的就有《论无产阶级必须全面专政》。我注意看了看时间,它们都写于1976年10月之前……

心里,一个疑惑,海鳗一样升起来,“她不是反极左吗?怎么又会反对华主席呢?”不过片刻,它又潜没了下去,“也许政治犯们都是这般复杂、深奥,要不怎叫政治犯呢?”

这天晚上,从不失眠的我,失眠了……

首先是因为兴奋。我是新兵里破格提拔当班长的两个人中的一个,这表明了领导对我的器重。眼下又准备发展我入党,这次任务交下来,也一定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和关心。听说前些年由建设兵团看管犯人时,枪毙一个犯人给一个三等功。武警部队接手时,上了刑场,一人一个嘉奖。平时给一个嘉奖并不容易,得要一年里埋头干出很多工作才行,而若能有资格上刑场,这嘉奖,扳机一扣,就来了,我自然得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其次,也因为紧张。

在部队里,凡有上刑场经历的,身上都好像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在家里杀只鸡都不那么容易,何况叫你去杀个活蹦乱跳的人?新兵们总爱问他们:“你们怕不怕?”他们回答得大大落落,眉飞色舞:“我怕个逑?端起枪来,嘎崩生脆一枪,就将那王八蛋结果了。下了刑场,法院摆一桌压惊酒,十到十二个大菜,我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可痛快了……”新兵们常常咂舌不已,敬佩的目光里,仿佛他们是一批穿了军装的水泊梁山好汉。

可敬佩归敬佩,真要轮上了自己,心里又难免不发憷、发虚一阵。老兵们在炫耀之时,也会告戒新兵:开枪一定要快,要准,一定要一枪结果了。若犯人欲断气未断气之时,看了眼你的模样,便像一张底片似的嵌在了他的瞳孔里。犯人家属来收尸,便能在眼睛里看出你,若要报仇,也许是十天,也许是十年,你在明处,他在暗处,那就麻烦了……

据说,一次在一个煤矿枪毙八个犯人。到了刑场,一字排开,跪在地上,由三米远处作抵近射击。第一个开枪的,是位班长,一枪犯人便倒了。第二个是名新兵,一枪过去,那个五花大绑的犯人竟然站了起来,转过身,一双眼睛瞪得牛眼般大,像是要走过来说点什么,新兵惊得大喊一声:“啊!”枪也掉在了地上。班长见状,马上将枪口一转,连发了一梭子,犯人虽似门板一样咚地一声倒地了,可胸部打成马蜂窝状的弹孔里,一下窜出几尺高的血柱,喷淋得班长和那个新兵一脸一身,这可是最忌讳的事……

当兵就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若我也碰上了这档子事,不但在百十号人里被人瞧不起,十有八九,来部队后一个良好的开端也就由此断送了。我不由得翻来覆去地默记上刑场后的几个动作要领,提醒自己可能会有的疏忽,自然,那目标便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悠来晃去,我又不禁去拼凑目标的模样,说实话,我真希望那死囚长得丑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连队包围了第一监狱,五班分站两列,荷枪实弹警卫监狱大门,据说是担心有人来劫法场。我和小游,随黄副营长进了监狱,一进去,碰到一个我熟悉的管教干部。我悄悄问他:“那死囚怎么样?”

他在我耳边嘀咕道:

“那个女的不得了!向她宣读完死刑判决书时,要她签字,她未加思索便签了,然后把笔一甩,扭头就走。法院的人喝住她,问她:有没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她回答:‘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一昂头,又走了。在监狱这么多年,我还没见过死到临头了比这更硬气的……”

我们去了关押钟海源的死囚小号。没有窗,全封闭,又狭又矮,颇似一个小闷罐。地下是一床草席,一卷被子。钟海源穿一件上面印有“劳改”两字的黑囚衣,坐在草席上,正吃她最后的早餐。四个馒头,一碗粥,一碟小菜。像是在剔净鱼骨上的肉,她吃得很有耐心,喝口粥,掰片馒头,再咬一小口咸菜,也没有谁催她。她有着一副鹅蛋型的脸,皮肤白皙,如画的柳叶眉下,一双大眼睛水灵灵的,像是两颗马奶子葡萄,即使在这生与死的临界处,也看不出里面有几丝阴翳……

她全部吃完了,便站起来,穿上一件约有八成新的花格呢短大衣,抻了抻两袖和后襟,又拿出一把梳子,对着嵌在墙壁凹陷处的一块镜子残片,慢慢梳理几乎齐腰的长辫,然后将它们在脑后盘成两圈发髻,那安详的神情,颇像一位居家的少妇,在一整清晨的慵倦之后,将要提篮上街采买……

我突然想起了江姐。在电影里,歌剧里,她临刑前不也是这样从从容容,干干净净?如果说刚才那位管教干部的话,已经使我的心里有点乱;那么,现在更像是扔进去一堆鸡毛,心里堵得厉害。

目睹并参与美的毁灭,总是残酷的,何况它又让我想到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我只有拼命调动起“无产阶级义愤”来,我这样分析她,她肯定是在做戏,抑或,她根本是在表示无声的不服。而我,是绝对得相信无产阶级专政的,世上人海茫茫,不抓别人,就逮你进这死囚号子,会凭白无故?又像是我在做戏,突然,一股热力窜上来,我牙床咬得“格噔”一声,五指也攥得紧紧的,我在心里喊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是军人,面对丑陋的精生白骨要打,面对化妆成美女的毒蛇更要打!

几个公安押钟海源去监狱礼堂开公判大会。我和小游赶紧出来。去监狱门口看囚车的位置。一看,囚车上站了一个穿白大褂、戴副大口罩的军人,脸上几乎只露出了一对眼睛。

我问:“你是XX医院的?”

“嘿”,他点了点头。

“有没有什么事?”

“我是来给死囚打针的。这针,是进口的,昨晚从上海空运来。为了保肾,必须在死囚行刑前注射三针,可这种针剂打下去特别痛,等下你们得特别小心,不能让她乱喊,更不能让她挣扎。”

我跳下车厢,黄副营长也刚巧从前面驾驶室里出来,他半卷双袖,右手拎着一支半自动步枪。我不禁问道:“副营长,上了刑场到底谁开枪?”

“我!”

他这干脆利落一声,将我的心敲得挺复杂的。既像是卸下了什么重负,又像是压上了什么遗憾。既松松的,又痒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