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吸收并创造有其民族特色的佛教艺术文化。在原西夏控制的地区内遗留下了许多壁画、彩绘木板画、木刻画、纸和布帛画等绘画作品。
西夏壁画主要保存在敦煌莫高窟和安西榆林窟的80多个西夏妆銮洞窟中，另外在原西夏统治范围内的其他地区也发现了少量的壁画。西夏石窟寺壁画的内容以佛教为主，除了描绘各种净土变、说法图、千佛和供养菩萨外，还出现了十六罗汉、儒童本生、炽盛光佛、水月观音、曼荼罗五方佛等新的壁画题材。在榆林窟西夏壁画中还有3幅《唐僧取经图》，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有关唐僧西天取经的绘画。西夏早、中期的佛教壁画继承晚唐、五代和北宋的画风，晚期佛教壁画则具有自己的特点，多以大面积的石绿作底色，呈现着清丽的色调，使土红色线条勾出的轮廓更加明显。
榆林窟第3窟西夏壁画中，有以山水为主的画面，真实地描绘了西北地区山岭树疏高旷的风貌，反映出西夏山水画的一些特点。
西夏石窟寺壁画中，还有大量的供养人像，刻画了国王、官吏、命妇、武士、平民、侍从和不同的少数民族形象。壁画中的供养人像以党项人为主体，其特点是体形较高，脸型长圆且上窄下宽，直鼻。
除了壁画外，木板画也是西夏绘画的一大重点。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彩绘木板画，共有30幅，均为小幅画面。最大一幅为墓主人的肖像，长28厘米，宽10．5厘米。木板画主要描绘现实生活中的人物，有墓主人、男女侍从、武士、牵马童等，也绘有龙、金鸡、狗、猪、日、星等图像。画法较精细，设色淡雅，基本上采用平涂法，重要部位如脸部，则施用晕染法，然后用墨线勾勒，外廓线较粗，衣纹线条用折芦描，起笔重，转折陡直，给人以劲挺的感觉。2号墓出土的木板画中的墓主人像，生动地描绘了被称为“蒿里老人”的墓主人的老态特征。《童子驭马图》以奔动的气势再现了童子执鞭驭马飞奔的情景，是西夏绘画中的杰作。出土木板画的两座墓有天庆元年(1194)至八年的年号题记，应为西夏晚期作品。
在西夏的佛经中，有些也印有精美的木刻画。莫高窟附近的元代塔墓中出土了3部西夏文佛经，上面刻有佛教故事画。其中有一部完整的佛经，经文在下，与经文相应的画面在上，共有60多幅情节前后连贯的佛教故事画，是中国早期连环画中的珍品。西夏木刻画中有的作品构图复杂繁丽，应是壁画的缩本。如西夏文《现在贤劫干佛名经》中的《西夏译经图》等木刻画，人物众多，场面浩大，刻法流畅，显示出精湛的木刻技艺。
另外，西夏绘画在别的载体上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就。1909年，在居延黑水城西的塔墓中，发现了绘画作品约300件，多是画在亚麻布、绢帛和纸上的佛像。这些佛画主要继承晚唐、北宋以来的绘画传统，少量佛画受到印度画风的影响。
西夏的绘画艺术融合了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是中华民族绘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名医张元素
张元素，字洁古，金代易州(今属河北省)人，中医易水学派创始人，生 卒年不详。其作品有《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药注难经》、《医方》、《洁古本草》、《洁古家珍》以及《珍珠囊》等。其中《医 学启源》与《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最能反映其学术观点。
张元素在《内经》脏腑理论的启示下，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床经验，总结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以言病机的学说，将脏腑的生理、病理、治疗各成系统，较前又有所提高，使脏腑辨证说由此而渐被众多医家所重视，脏腑病机理论也被不少医家所研究。至清代，脏腑辨证理论趋于完善，现已成为中医辨证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可见，张元素的脏腑辨证说对中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除心包络之外，对于每一脏腑，张元素均从生理、病理、演变、预后以及治疗药方等方面进行阐述，各成体系，较为系统。此外，张氏还对药物学研究颇有发挥，尤其在药物学的理论认识和临床脏腑用药方面，更为突出。张氏根据《内经》的理论，强调药物的四气五味之厚薄，是影响药物作用的重要方面。正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厚薄的不同，因此药物作用才会出现升降浮沉的区别。因此，对于每一药物功用的解释，他强调首先应明确其气味厚薄，然后再进一步阐发其功效，使中药学的理论与其临床效用紧密结合起来，推动了中药学理论的发展。
此外，张元素也非常重视药物归经理论。他认为，不同的药物对于不同脏腑的效用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其各归于某一经的缘故。因此，了解药物的归经，就可以掌握其药效特点。如同为泻火药，黄连泻心火；黄芩泻肺火和大肠火；白芍泻肝火；知母泻肾火；木通泻小肠火；石膏则泻胃火；柴胡泻三焦火，必佐以黄芩；用柴胡泻肝火，必佐之以黄连，泻胆火亦同。之所以都是泻火药而药效不同，就是由于它们的归经各不相同。如果归经不确，无的放矢，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归经理论的发明，是对中药学理论的重大发展。它既是对临床经验的很好总结，又为辨症施治、遣药处方提供了中药效用的理论依据，推动了中药学的发展。张氏在归经学说理论的启示下，进而又提出引经报使之说，如羌活为手足太阳引经药，升麻为手足阳明引经药，柴胡为少阳、厥阴引经药，独活为足少阴引经药等。认为将以上这些药物配伍于方剂之中，可以引诸药归于某经某脏腑，以加强方剂的效用。张氏提出的引经报使理论，现已被广泛应用于方剂学，对临床有着积极的意义。
张元素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有着比较系统、完整的方法。他将脾胃病的治疗总结为土实泻之，土虚补之，本湿除之，标湿渗之，胃实泻之，胃虚补之，本热寒之，标热解之等具体治疗原则。土实泻之，包括泻子、涌吐、泻下。土虚补之，包括补母、补气、补血。本湿除之，包括燥中宫、洁净府。标湿渗之，包括开鬼门。胃实泻之，包括泻湿热，消饮食。胃虚补之，包括补胃气以化湿热、散寒湿。本热寒之，主要是降火。标热解之，主要是解肌等等。他根据脾喜温运，胃宜润降的生理特点，分别确定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等治则，为后世进一步完善与深化脾胃病辨治纲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此外，张元素还创制了治疗脾胃病的代表方剂——枳术丸。该方具有治痞、消食、强胃的功效。用白术二两，枳实麸炒黄色去穰一两，研为极细末，用荷叶裹烧饭为丸，如梧桐子大，每次服五十丸。多用白汤送下，不拘时日。这一药方系从《金匮要略》中的枳术汤演变而来。《金匮要略》此方是枳实用量重于白术，以消化水饮为主，兼顾脾胃。张元素改汤为丸，白术用量多于枳实，则以补养脾胃为主，兼治痞消食。配荷叶芬芳升清，以之裹烧。又用米饭为丸，与术协力，则更能增强其养胃气的作用。于此可见，张氏对于脾胃病的治疗，其主导思想，乃是以扶养后天之本为先，而辅之以治痞消食，这就是张元素所谓“养正积自除”的治疗观点。
张元素以研究脏腑病机为中心，成为一派医家的开山。对于脾胃病的治疗方法成为易水学派师弟相传的家法，其弟子李东垣、王好古均为中国医学史上青史留名的人物。张元素对药物学的贡献很大，其所撰《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一文，探讨药物功效及临床应用，后被李时珍收入《本草纲目》之中，可见其学术影响之一斑。
火药与火器
火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与应用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火药在近现代常用于军事领域，但火药的发明源头却要追溯到炼丹术。
炼丹术的起源很久远，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为追求长生不老药而进行的炼丹活动。后代帝王对于长生不老的希冀也刺激了炼丹事业的发展。虽然长生不老药一直没能从炼丹炉里横空出世，但炼丹术所采用的一些具体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显示了化学的原始形态，而且在瞎打瞎撞中，炼丹家们还是折腾出了一些的东西。
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与火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所谓“火法炼丹”大约是一种无水的加热方法，晋代葛洪在其大作《抱朴子》中对火法有所记载，火法大致包括：煅(长时间高温加热)、炼(干燥物质的加热)、灸(局部烘烤)、熔(熔化)、抽(蒸馏)、飞(又叫升，就是升华)、优(加热使物质变性)。这些方法实际上也都是最基本的化学方法，这也是炼丹术这种与科学宗旨不沾边的方法能够产生的基础。炼丹家们在寻找长生不老药的过程中屡战屡败但又屡败屡战，反复实验和寻找新的方法。这样就为火药的发明创造了条件。在发明火药之前，炼丹术已经合成了一些化学物质，如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伴随着炼丹家们的误打误撞，到了唐代，炼丹家们已经掌握了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将硫、硝、碳三种物质混合后，可以构成一种极易燃烧的药，这种药被称为“着火的药”，即火药。不过这种药并不能带来长生不老的神效，最多治治疮癣、杀杀虫、辟辟湿气而且还容易着火，于是没多久，炼丹家们对于火药的热情就消退了，但是火药却在很多其他领域找到了自己的用处。
宋代，人们将火药应用于烟火杂技之类的娱乐项目，同时也用火药表演幻术，如喷出烟火云雾以遁人、变物等，以收神奇迷离之效。
当然火药这种容易燃烧的东西自然也被应用到了军事上。人们最初对火药的应用仅仅是将火药用来代替其他的易燃品，用来火烧敌军。宋初发明了一种火箭，这种东西是在箭杆前端缚上一个火药筒，点燃后利用火药燃烧向后喷出的气体的反作用力把箭镞射出，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喷射火器。
宋代成书的《武经总要》中记录的早期火药兵器，还没有脱离传统火攻中纵火兵器的范畴。随着火药和火药武器的发展，逐步过渡到利用火药的爆炸性能。
北宋末年爆炸威力比较强的火器如“霹雳炮”、“震天雷”之类的也出现了。这类火器主要是用于攻坚或守城。公元1126年，李纲守开封时，就是用霹雳炮击退金兵的围攻。这类火器的原理是将火药装在一些相对密闭的容器内，当火药燃烧时能产生大量的气体(氮气、二氧化碳)和热量，原来体积很小的固体火药，体积会突然膨胀，猛增至几千倍，这时容器就会爆炸，而爆炸产生的威力就会杀伤周围的敌军。
火器的发展有赖于火药的研究和生产。《武经总要》中记录了三个火药配方。唐代火药硫、硝的含量是1比1，宋代为l比2，甚至接近1比3。已与后世黑火药中硝占四分之三的配方相近。火药中加入少量辅助性配料，是为了达到易燃、易爆、放毒和制造烟幕等效果。
南宋时出现了管状火器，首先出现的是“火枪”。这种武器是先把火药装在竹竿内，作战时点燃火药喷向敌军。而稍后出现的“突火枪”名声更大，影响也更大。突火枪是用粗竹筒做的，这种管状火器与火枪不同的是，火枪只能喷射火焰烧人，而突火枪内装有“子巢”，火药点燃后产生强大的气体压力，把“子巢”射出去。“子巢”就是原始的子弹。突火枪开创了管状火器发射弹丸的先声。现代枪炮就是由管状火器逐步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状火器的发明是武器史上的又一大飞跃。
火药及其用法后来逐渐流传到中东及欧洲，并在那些地方得到了改进和进一步的应用，并对其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但应当注意的是，我们上面所说的火药都没有离开黑火药的范畴，而近现代战争中所应用的大威力火药都是18、19世纪西方科学家的发明，与黑火药的差别还是很巨大的。
磁石与才自南针
指南针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是一种用来判别方位的简单仪器，常用于航海、大地测量、旅行及军事等方面。
与中国很多其他的发明相似，指南针的发明是我国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劳动实践的产物。在生产劳动中，人们接触了磁铁矿，开始了对磁性质的了解。人们首先发现的是磁石能够吸引铁的性质。后来又发现了磁石的指向性。通过漫长的实验和研究，终于制成了可以实用的指南针。
早在先秦时代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认识，他们在探寻铁矿时常会遇到磁铁矿，即磁石(主要成分是四氧化三铁)。这些特殊经历被记载下来了。《管子》中最早记载了这些发现：“山上有磁石者，其下有金铜。”其他古籍如《山海经》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关于磁石吸铁的特征，古人也多有记述，《吕氏春秋》：“慈招铁，或引之也。”那时的人称“磁”为“慈”，他们把磁石吸引铁看作慈母对子女的吸引。磁石在汉代前也被写作慈石。另外民间传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咸阳附近修阿房宫，宫中有一座门就是用磁石做成，如果有人身穿盔甲，暗藏兵器，入宫行刺，就会被磁石门吸住。可见古代劳动人民很早就掌握了一些磁学知识。
汉代，人们虽然不知道磁体有两个极：N极和s极；也不知道同性极相互排斥，异性极相互吸引这些科学原理，但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现象却是被观察到了。汉武帝时有个叫栾大的方士，利用磁石的这个性质做了两个棋子般的东西，通过调整两个棋子极性的相互位置，让两个棋子有时相互吸引，有时相互排斥。并把这个新奇的玩意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很高兴，栾大也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指南针是利用了磁针在地磁场作用下能保持在磁子午线的切线方向上，磁针的北极指向地理的南极这一特性制作的指示方向的仪器。指南针的雏形最早大约出现在战国时期，它是用天然磁石制成的，样子像一把汤勺，圆底，可以放在平滑的“地盘”上并保持平衡且可以自由旋转。当它静止的时候，勺柄就会指向南方。古人称它为“司南”。
春秋时代，人们已经能够将硬度5度至7度的软玉和硬玉琢磨成各种形状的器具，因此也能将硬度只有5．5度至6．5度的天然磁石制成司南。东汉时的王充在他的著作《论衡》中对司南的形状和用法做了明确的记录。司南是用整块天然磁石经过琢磨制成勺型，勺柄指南极，并使整个勺的重心恰好落到勺底的正中，勺置于光滑的地盘之中，地盘外方内圆，四周刻有干支四维，合成二十四向。这样的设计是古人认真观察了许多自然界有关磁的现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经过长期的研究才完成的。司南的出现是人们对磁体指极性认识的实际应用。但司南也有许多缺陷，天然磁体不易找到，在加工时容易因打击、受热而失磁。所以司南的磁性比较弱，而且它与地盘的接触处要非常光滑，否则会因转动摩擦阻力过大，而难于旋转，无法达到预期的指南效果。而且司南有一定的体积和重量，携带很不方便，这些可能是司南长期未得到广泛应用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