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眼看身处的世界
开眼的人会明白人世间各种各样的苦难，能够辨别社会中的各种奸诈和险恶，看淡人生中的荣辱得失，分清世界形势走向……明白了这些道理，懂了这些道理，他们不管遇到何种苦难、何种的困惑都能坦然面对；他们也不管遇到何种荣耀，都能淡然置之，他们会理智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双慧眼看清这个世界，我们的心胸就会像大海一样深广，永远与自骄、自傲、自满隔绝。明明白白地活在人世间，就没有真正值得我们牵挂的悲伤和欢乐，也没有值得我们扬颂的荣耀和记恨的耻辱，留给自己的是人的血性和不屈于俗流的积极的人生追求。
看历史上的伟大以及杰出的人物，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开眼看世界，在清醒中挑战命运的坎坷和虐待。开眼人总是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世界找到生命的支点，他们及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坚韧地面对生活的艰辛，在血雨腥风的岁月中安然走过，在灯红酒绿中洁身自好，在这物欲横流的世界努力克服困难，最终使他们脱离了贫穷困难，脱离平凡，造就着卓越与伟大。
众所周知，在上个世纪初，中国的思想、政治、军事均处于混乱状态，守旧者希望退回到封建主义的老路，却得不到民众的广泛支持；激进者想闯出一条新路，却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孙中山率先打出“三民主义”的旗号，为人们指明了一条值得尝试的道路。虽然他无枪、无粮、无饷，实力还不及一位小军阀。虽然他没有像历代开国统治者一样“马上打天下”，却被公众推为理所当然的领袖。因为在当时没有人比他更清楚路该怎么走。他的眼光成就了他的伟大。
明朝的李自成看不清当时的状况，把唾手可得的江山毁于一旦，更留下千古笑柄。
李自成于崇祯十七年兵至京师，颠覆明室。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仅42天便退出北京，李自成的失败是归于缺乏眼光的流寇的本性，而不仅仅是个“腐败”问题，更不是个“骄傲”问题，是因为李自成缺乏看世界的眼光。
当初大顺军之暴虐与匪无异，这史实证明了李自成的“山大王”特质。“山大王”总是目光短浅的，使他不具有政治眼光，他看不到民众心里的期望，所以比比可见的则是寇者气象。
大顺军进京前，京城民众“每言流贼到门，我即开门请进。不独私有其意，而且公有其言。”可见民众其初对大顺何等拥戴。那知前门驱虎后门进狼，这群饿狼比虎更贪婪残暴。因此，当初的“顺民”们驱杀大顺官兵亦是情理中事。大顺的残暴首先在民众中产生“今不如昔”的怀旧思想。生活在明朝暴政之下的民众，也曾寄希望大顺救民于倒悬。李自成不是一个开眼人，他看不出这一点。
李自成败退北京城后，“纵其下大肆淫掠，无一家得免者”；并将所掠的物资装载在车上，据说装掠夺来的财物车马长有十多里。当时的人们需要什么，历史的趋势是什么，闯王可能从来没有想过。李自成在武英殿演了自己最后一幕闹剧后，又一次践履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古训。
在眼下，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劣根：对强过自己的人和事我们更多想了解的是负面新闻，而对一些弱者，则故意夸大其不堪。由于绝大多数信息都是从媒体中得来，同一信息不同的媒体，这就使得长期人为造成了我们误读了这个世界。我们经常可以用多种手段获取不同的信息，但感觉这样的误读在自己身上还是有点根深蒂固。不论你怎么有心理准备和远见卓识，都还是会有一种被媒体长期愚弄的不快。媒体转载世界各种的信息时，往往只从自己中意的角度进行选择。同一组报道，不同的媒体会有不同的反映，但多数媒体的做法并不是选择各个不同的意见一同刊发，而是将其中一点合自己意的意见单独挑出来进行大肆渲染，这样会误导我们自己去判断这个世界。
在眼下，只有认识自己，正视现实，才会正确评价世界，自己才会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无法正视世界，自己就无法反省和改正，结果将是固步自封，你就会与发达的文明渐行渐远。
品悟人生
明明白白地活在人世间，就没有真正值得我们牵挂的悲伤和欢乐，也没有值得我们扬颂的荣耀和记恨的耻辱，留给自己的是人的血性和不屈于俗流的积极的人生追求。
学会顺应时势
在一个特定的现实条件下，当事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必然趋势时，总会有那么一个人成为推动事情发展的主角。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一定会出现的，只要是有胆识，有眼光，有实力，有魄力……不管他是谁，顺应时势都有可能成为做成这件事的英雄。
拿破仑的那个时代里，法国人民反叛情绪的积累、还有外国势力的侵略威胁、人民对当局政策的不满情绪，这一切都注定将有新的更具威慑力的强硬政府来带领法兰西走上强大。所以，拿破仑就横空出世了。在时势中，即在历史发展的趋势里，她在孕育着英雄，顺应时势就必然会造就英雄的出现。
林则徐嘉庆九年中举，十六年中进士，也曾与当时一些有志之士一道提倡经世致用之学。他先后外任浙江杭嘉湖道、盐运使，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等职。在任上他积极整顿盐务、兴办河工、筹划海运，做一些造福国民的事。他还采用劝平粜、禁囤积、放赈济贫等措施救灾抚民。升任河东河道总督，他还亲自实地查验山东运河、河南黄河沿岸工程，提出改黄河水道根治水患的治河方案。他还为克服银荒和利于货币流通，反对一概禁用洋钱，提出自铸银币的主张，为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
他升任湖广总督时，是时鸦片已成为严重弊害，林则徐提出六条禁烟方案，并率先在湖广实施。他上奏朝廷：“历年禁烟失败在于不能严禁”，表达禁烟的重要性和禁烟办法。于是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省禁烟。抵达广州后，他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传讯洋商，令外国烟贩限期交出鸦片，并收缴英国趸船上的全部鸦片，于四月二十二日起在虎门海滩销烟。在此期间，林则徐还注意了解外国情况，组织翻译西文书报，供制定外交对策。所译资料成为中国近代最早介绍外国的文献。林则徐还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备战，购置外国大炮加强炮台，搜集外国船炮图样准备仿制。
面对强大的封建保守势力，林则徐为官时的一言一行之所以成为亮点，是因为他顺应了当时国家的局势和国人的那种民族精神。不掌握大环境，你纵是有济世之才，你也会默默无闻，甚至还会身败名裂。中国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做事要顺人情，顺时事，顺天理。顺势了，你为人做事顺水又顺风；不知时事，你会举步维艰。
郭嵩焘20岁时考中举人，经过几年游幕生涯，终于在1847年考中进士并正式步入仕途。由于曾国藩的举荐，1856年到京城任翰林编修，深得咸丰帝赏识。咸丰帝派他到天津前线随僧格林沁帮办防务，因为他的刚直，与曾格林沁积怨很深，终遭排挤，黯然归乡隐居。
“马嘉理案”发生后，清政府只得答应英国的种种要求，其中一条是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清廷决定派郭嵩焘担此重任，因为当时只有他懂得洋务。
中国派驻出使大臣的消息，在国内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其他国家都是蛮夷之邦的“藩属”，是定期要派“贡使”来中国朝拜的，决无中国派使“驻外”之说。中国虽然屡遭列强侵略，但这种对外交观念并无改变，认为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所以，郭嵩焘的亲朋好友都认为此行而担心，为他出洋“有辱名节”也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无异。有人编出一副对联骂道：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当时守旧氛围最浓的要数湖南一群绅士，他们群情激愤，认为此行大丢湖南人的脸面，要开除他的省籍，甚至扬言要砸毁郭家宅院。郭嵩焘在强大压力下，曾几次以病向朝廷推脱，但都未获得批准，终在1876年12月从上海登船赴英。到达伦敦后，他立即将自己的一言一行仔细地记为《使西纪程》寄回总署。将途经十数国的政治风情、宗教信仰，富民策略全都作了介绍。但总理衙门刚将此书刊行，立即引来顽固守旧者的口诛笔伐。有人以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为理由提出弹劾他。由于找不到合适人选，清廷也没能将他召回，但最终下令将书毁版，禁止了这本书的流传。
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也不断向清政府打着“小报告”，列出郭嵩焘的种种“罪状”。巴西国王访问英国，郭嵩焘应邀参加巴西使馆举行的茶会，当巴西国王进场时，郭嵩焘也随大家一同起立。这本是最起码的礼节礼貌，但刘锡鸿却将这件事说成是大失国体之举，因为“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国主致敬”！更严重的罪状是说郭嵩焘向英国人诋毁朝政，向英国人妥协等等。
郭嵩焘回国后，心力交瘁，不久就请假回到乡里。不想回到故乡长沙时，等待他的却是全城人的指责，指责他“勾通洋人”的卖国贼。就这样，他在一片辱骂声中离开了政治舞台，终不再被朝廷起用，于1891年在孤寂中病逝。
在今天看来，郭嵩焘的做法可谓是开眼看了世界，但他忽视了他置身的是一个迂腐而又固步自封的大环境下，自己的力量又是多么的渺小，想做一些超前的事是没有人赞同的。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做人的要熟知做人之道；做事的要遵循做事的规则，要懂得“入乡随俗”。这样，在眼下你活在这个世上才会游刃有余。
品悟人生
只要是有胆识，有眼光，有实力，有魄力……不管他是谁，顺应时势都有可能成为做成这件事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