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位可能是今天美国最富有的个人，在积累个人财富的能力上旗鼓相当，但在捐赠的倾向和手法上却大相径庭。
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曾被《财富》杂志列为美国的第一号富人；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俄亥俄州一家服装连锁企业的拥有者莱斯利·韦克斯纳（Leslie Wexner）；国际金融家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他们当中，巴菲特和盖茨的财产，据最近（1996年）的估算，各有80多亿美元；索罗斯的财产与他们相近，而且以每年约10亿美元的数额增加；韦克斯纳拥有的财富已超过20亿美元，仍在急速增长。
巴菲特曾表示过对某一两方面作慈善赞助的兴趣，但直到如今年过六旬，他在这些领域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盖茨还不到40岁，最近才结婚，正全神贯注地发展他已经规模庞大的微软公司。他希望最后能把自己的大部分财富捐给公益事业，但现在，公益事业尚未排进他的议事日程。
韦克斯纳已有50多岁，单身无子女。从30年前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一家服装店起步，发展到今天的服装连锁企业，他在全国已拥有3900家商店，外加一个目录邮购商行。
很难说巴菲特是否会成为一个慷慨的或热心的捐赠者。盖茨还很年轻，并全力投入他的公司的建设之中，但有朝一日，他可能会成为公益事业中的新闻人物。
相比之下，韦克斯纳已经有了非同一般的表现。当他的财富一开始积累，他的慈善活动也就开始了，现已成为美国最大、最有成效，也最活跃的捐赠者之一。然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能与索罗斯的成就相提并论。索罗斯在公益事业中的创造性、勇气和奉献精神，使他成为这个领域里一位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
这四个人之间的对照十分强烈，又发人深省。
沃伦·巴菲特
沃伦·巴菲特是美国投资经理人中的偶像，他的持续成功非同凡响。如果一个投资者在1950年通过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投资1万美元，到1994年，其价值即已增至6500万美元。难怪那些受益者都那么尊重他了。巴菲特还经常对各种各样公众关心的问题发表尖锐而率直的评论，因而又被认为是一个激进冒险的英雄人物。
但是，不看赚钱而看捐钱的话，巴菲特的地位就不那么重要了。他在慈善事业上的主要创举是：规定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每位股东需在每一股中捐出一定数额给公益事业；凡愿意捐出自己年收入的一小部分的持股人，可以自行选择捐赠的对象。
沃伦和苏珊·巴菲特夫妇每年固定拨给他们的基金会大约500万美元，由基金会作为捐赠发放出去。据《财富》杂志估计，在过去23年里，巴菲特每年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之所得为其资本总额的29%，如今他的资产超过80亿美元。如果这个数字准确，那么他每年的收入约为23亿美元。每年捐赠500万美元，就只占到他从伯克希尔·哈撒韦一家公司所获年收入的025%。由此就可以衡量出这位国内最有钱的人对于慈善捐款是何等的吝啬!
对于沃伦·巴菲特没有大量投入公益事业的理由，他的一位发言人辩解说：巴菲特认为把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股份卖出去或捐出去，都会“严重地削弱他管理和发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能力”。事实上，作为他个人的行事方针，巴菲特拒绝跨出步子来增大他的捐赠规模，例如加赠现金或股份给他的基金会等。在被问及巴菲特为什么不对公益事业投入更多的注意和精力时，那位发言人说：“他非常乐于做自己在做的事，无暇顾及其他。”
从广泛的国家角度来看，巴菲特这种小气的做法向美国的富人阶层（他们都很佩服巴菲特先生的投资本领）传递了某种信息。这让那些最有钱的人认为，在自己精力还旺盛的时候，根本不需要急于优先考虑兴办什么公益事业。在慈善事业中，这样的“带头”作用是我们不希望见到的。
巴菲特先生采取这种态度令人费解，他还曾再三宣布自己公益事业的主要目标，是想为世界人口爆炸的问题做点事情。作为一个投资策略大师，巴菲特想必十分清楚指数曲线的作用。他应该十分清楚地意识到，现在的世界人口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急剧上升的指数曲线上。他启动自己公益事业的时刻拖得越久，世界人口问题就会变得越加严重而不可逆转；他未来的公益事业越落后于这个曲线，它的影响力就越低。
如果沃伦·巴菲特仍然乐观地设想他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精力也旺盛，等有足够的时间再去认真开展公益事业，而建立一个执行他的计划、实现他的目标的基金会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那么，他就是在与命运作轻率的赌博——因为如果从商业角度来判断，他自己也肯定会说这是鲁莽和愚蠢的。
比尔·盖茨
另一位美国的超级富人、有朝一日可能会成为公益事业中特大重量级的人物就是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的威廉·H.盖茨三世（William H.Gates Ⅲ），不过目前他仍全身心地致力于自己公司的发展。
盖茨曾是哈佛大学的辍学生，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软件公司——微软公司的创建者、首席执行官和最大的股东。作为仅次于沃伦·巴菲特的美国第二号富人，他的财产有80亿美元，而且还在急剧增加着。
盖茨现年30多岁，刚结婚不久。1994年，他对《花花公子》杂志前来采访的记者坦率地谈到自己对金钱的态度，以及最后将怎样利用自己的财富。他不奢华浪费，期望自己至少还可以积极地在公司干10年。到50岁以后，他希望能把自己财产的95%捐赠给公益事业和科学事业。“要捐这么多的钱是要花时间的。”他对记者说。
当被问及继承人的问题时，盖茨说：“如果我有孩子，我也不想让太多的财富成为他们的负担。他们会有足够的钱，会过得很舒服。”
接下来是这样一段对话：
记者：也许，你只给他们10亿美元？
盖茨：不，不！真是开玩笑!没那么回事儿。这个数目的百分之一……
记者：那你是希望他们像你本人一样自我成才喽!
盖茨：不，这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荒唐数目的钱财会把人搞昏头……我很脚踏实地，这是因为我有父母、我的工作和我的信念。譬如，有些人问我为什么不买一架飞机。为什么不呢？因为你会习惯用这类的玩意儿，那是很糟糕的，它会使你脱离正常的生活方式，使你衰退。所以我有意识地控制着诸如此类的事。我的交通工具和别人一样，我在巴士上的座位也和别人一样……
记者：特权会使人腐化吗？
盖茨：会的。人很容易被一些东西宠坏，使你忘却最重要的事情。
如果比尔·盖茨能够抗拒不被他的财富所宠坏，不忘却那些重要的事情；如果他在公益事业中也能发挥他在商业中显示出来的创造性；如果他不要拖得太久才开始——他可能成为21世纪美国新的伟大慈善家之一。
莱斯利·韦克斯纳
莱斯利·韦克斯纳从作为移民的父母那里很早就懂得了人要行善。当他的财富开始增长时，他也开始了赠予活动，首先是捐钱给家乡哥伦布市和俄亥俄州。
颇具特色的是，韦克斯纳不只是捐钱，还帮助筹款。他在一些公益事业的董事会任职，帮助非营利机构制定策略。譬如，他帮助哥伦布市的联合基金会推行一项有创意的计划，使近年来对这一机构的捐赠额增长了4倍。
韦克斯纳也是哥伦布市一位活跃的公民领袖，他为改进机场和市中心商业区的建设都作出了许多努力。他和母亲贝拉（Bella)一起，于1973年创建了韦克斯纳基金会。通过这个基金会，他捐出2500万美元，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建立了一个前卫艺术中心；又捐出600万美元在该州建成一个地方性的科学中心系统。他拿出一大笔钱来增强哥伦布儿童医院的科研能力，并贷款数百万美元去建设供犹太退休者居住的韦克斯纳民俗文化村（Wexner Heritage Village)。
在全国范围内，韦克斯纳先后大量捐款给犹太联合捐募协会（UJA)、联合黑人大学基金（UNCF）、哈佛大学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1991年，韦克斯纳开创了另一新领域，创建了俄亥俄高等教育信托基金。他捐出了25亿美元给这个提供捐款的基金会。这一动作使他进入了全国的捐赠巨子之列，而这大概是他的第一项重要创举。
韦克斯纳的捐赠风格已经很与众不同了。那些在非营利机构与他共过事的人称他为“一个有远见、有智慧的捐赠者”，“一个能激发别人的人”。他从不寻求名望或要求公开褒扬他的捐赠，实际上他总是尽力避免这些事。“私下捐钱是非常自在的，公开捐钱就觉得有点尴尬。”他曾这样说过，“但是，当你公开捐赠是为了给别人作出榜样，相信共享自己的经验能对别人起到正面的作用，那我认为也是很恰当的。”
在韦克斯纳看来，“人类最美好的性格就是能去关心你所不认识的人们”。他不赞成“要在钱多得难受的时候再捐钱”。他衡量捐赠成功与否的标准是：“当我捐出一笔钱时，我是否真正感到兴高采烈？如果不觉得，那我就知道捐得还不够。”
在他这样的年龄，拥有这样的资产，韦克斯纳的公益事业大概才刚刚开始。他说，他的目标是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有效地使用自己的财富。他说：“当你考虑赠予时，你永远不知道你的责任何时到期。我喜欢感到自己总是在履行对个人和对社会的义务。我愿只带着10分钱死去，只要我还活着的时候能看到办成一些好事。”
乔治·索罗斯
也许当今世界上最为大胆、最有想象力的重要捐赠者，就是匈牙利出生的国际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了。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因躲避屠犹暴行从匈牙利逃到英国，之后成为了美国公民，并把自己的总部设在纽约。
在过去的20年中，索罗斯变得极其富有，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创造性的慈善活动。在此期间，他通过公益事业办成的一件大事，就是把一度封闭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门户打开，让外部世界的新思潮和新科技自由涌入。
10多年前，作为他的首批项目之一，索罗斯推行了一系列计划，让故土匈牙利的有为男女青年接触到文化和科学的自由空气。他还促使政府接受一些他捐赠的附加条件。
不久，索罗斯又把他的赞助重点，转向帮助那些艰难挣扎中的社会。这一历史性计划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投入上亿美元开展一项跨国活动，从可能发生的社会和经济崩溃的情况下，拯救东欧的科学传统和优秀的科学家们。
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索罗斯在22个国家，包括19个前社会主义国家中投资设立基金会。他的捐赠活动包括：
每年600万美元给匈牙利索罗斯基金会，用于开展教育和文化活动；
每年2700万美元给苏联的一些共和国进行教育改革，训练公共行政官员和推进研究机构的私有化；
5年中赠予2500万美元给1991年建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
5000万美元给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索罗斯人道主义基金会，救援波黑战争中的受害者；
3年中共赠予1500万美元给开放社会基金会（OSF）；
2年中共赠予1亿美元给他新建的国际科学基金会，支持苏联地区的科学研究。索罗斯希望这个基金会像诺亚方舟一样，至少能保存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部分科学传统。这些传统现在正受到当地经济困境的威胁；
赠予1500万美元给布拉格一所新的研究院，去分析研究东欧各国和原苏联地区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问题，并为这些地区培训新闻记者和政策分析家。
由于眼界的开阔、贡献的巨大，以及在开拓事业上的勇气和创造性，索罗斯已立足于美国历来产生的伟大慈善家之林。他在国际范围的努力已经开创了公益事业史上一个史诗般的新篇章。自洛克菲勒和卡内基以来，在捐赠者行列里还未曾见过如此的活力。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他在东欧的巨额捐赠以及这些国家在变革中的混乱局面，索罗斯与这些国家的政府首脑及其他政治要人的接触已越来越多。事实证明，他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插手正当的公益事业以外的事务——如积极支持在巴尔干建立一个新的“马其顿”之类。如果他过于刚愎自用，使自己的公益事业截至目前的光辉纪录暗淡下来，那将是一大悲剧。
四巨富VS.三巨人
将公益事业舞台上的四个后起之秀同三个历史巨人洛克菲勒、卡内基、罗森沃尔德摆放在一起，对其公益事业的态度和潜在影响方面作些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也有一些惊人的不同。
三个早期的巨人，全都在自己还很活跃的年纪就开始了他们的公益事业。而在后起之秀的四巨富中，只有索罗斯和韦克斯纳这样做。
三个老一代的巨人，都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们的兴趣范围是全国性甚至世界性的。洛克菲勒是一个大胆而有远见的新计划和新机构的创造者，其中某些项目范围遍及全球。卡内基在创建新机构方面同样是大手笔。他对于促进世界和平和支持当时刚刚诞生的国际联盟，更有强烈的兴趣。罗森沃尔德的公益事业具有开创意义，范围限于国内，但他对国际范围犹太社区的福利非常关心。但因为他不支持犹太复国主义，他所倡导的一些项目招致非议。
而四巨富中的巴菲特和盖茨还都只是潜在的大捐赠者，他们尚未定型，活动也不多。今后他们的公益事业能有多大规模、能有多少突破和影响力，尚需拭目以待。
另两位正在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巨富中，韦克斯纳略有罗森沃尔德的风格。他对自己的公益事业十分投入，特别热衷于建设自己的故乡和为犹太人谋福利。除此之外，他对高等教育事业的兴趣，大于对种族关系和救贫济穷的兴趣。不过他的公益事业还在不断发展之中，目前尚无法预测最终走向。
索罗斯则更多地像一个洛克菲勒式的捐赠者——大胆、有企业家的胆略，而且目标是全球性的。在捐赠的数量、目标的宏伟、项目的大胆和创意等方面，他已可以同以往最伟大的捐赠者并肩而立。他热情地致力于实现一个理想：把欧洲建成一个开放的、民主的社会，“不受任何国家或特定的意识形态的控制。那里，没有人能垄断真理，少数社群和他们的意见同样受到尊重”。他也致力于促进欧洲的一体化。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善于选择和利用历史时机的智慧。他在西欧和东欧都已经提供了一系列惊人的巨额捐赠。
从某些方面来看，索罗斯超越了他的伟大前辈们。洛克菲勒是世界范围的卓越的工业企业家，但他的公益事业与他的企业活动是分离的，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相互影响。卡内基也是一样，他的企业除了为他的公益事业提供经费以外，两者也没有别的关系。索罗斯则不同。在欧洲的政治经济一体化与民主模式的决策过程中，他积极参与的一些经济的，甚至政治性的活动已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商业方面，他能够把握时机以大动作来“左右市场”。他能够并已经使得欧洲货币重新估价，与中央银行的政策对抗，对欧洲共同体（后发展为欧盟）的统一或分裂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很清楚这一切，曾经坦率地说过：由于他的公益事业和金融活动的相互影响，为他提供了大量的投资机会，但同时也使他受到制约，并加重了责任。参阅乔治·索罗斯著：《欧洲解体之展望》（The Prospects for European Disintegration)，载于阿斯彭研究所季刊，1994年夏季。
洛克菲勒的国际经济活动虽然规模庞大，但与他的公益事业没有明显的关联。安德鲁·卡内基除了自己参与促进世界和平的公益事业之外，还与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频繁通信寻求他们的支持。但是看不出他对重大事件有什么影响，他只是一个可敬的公民，而不是一个能以其经济威力左右国际事务的人物。
而乔治·索罗斯却既有慈善家的使命感，又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够在国际事务的进程中真正发挥作用。如果他能把这些优势发挥得更加有效、更富建设性，其成就是完全可能超越他最伟大的前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