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成本偏高可能导致对国际人才吸引力下降。调查结果显示,在上海虹桥、浦东新区等较好地段租赁一套80~120平方米的公寓,月租金高达3500美元,在徐汇、静安等顶级地段租赁同类公寓的月租金更是高达6400美元,这一数据也接近香港、东京水平,超过纽约。美世咨询(上海)有限公司总经理陆强表示,这些调查数据反映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生活成本偏高,对于外籍人士而言,选择高档公寓、高档消费品的价格较高,但是可供其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这也说明上海的国际化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为外籍人士提供的服务仍需完善。这个结果不仅对上海具有警示作用,而且对我国其他发达城市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美世咨询公司的安娜说,影响城市排名结果的因素很多。从排名结果看,位居前10的城市生活成本指数上下相差非常有限。
200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从38位的雅加达到11位的上海,生活成本指数攀升的幅度也只是80.0~98.4,所跨幅度只有18.4。
因此,美世认为城市与城市之间虽排名有一定距离,但显示指数仍然比较接近,从这点看不应该对城市产生较大影响。但是城市排名可能对商业机会产生影响。尽管排名结果本身不会直接影响到这些城市的商业,世界各地的生活开支差别也已越来越小,最昂贵与最低廉城市之间的差别也在日益缩小。即使在最昂贵的城市中,廉价的国际商品也越来越多,但毫无疑问,一个城市商业运作的成本是任何一家公司必然会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特别是当公司决定在什么地方设立办事处或计划开设分公司、分工厂时,在其他条件相当的情况下,城市生活成本将成为非常重要的决策因素。
尤其应该引起人们注意的是,生活成本指数高反映的情况也不一定就不好。因为不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可使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费用大幅度下降。在阿根廷货币大幅贬值后,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以往消费最昂贵城市排名榜上的第21位跌至第130位。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等一些城市的生活费用也在大幅度下跌。加拉加斯生活费用下跌的直接原因是针对总统查维斯接受重新选举的罢工运动时断时续,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与经济的繁荣。世界各大洲城市整体排名中反映出的生活成本指数,北美洲略高于欧洲,欧洲又高于亚洲的平均指数,然而亚洲的指数又明显高出非洲一大段。全球指数最低的是非洲和中东地区,因为这些地区除了政治形势最不稳定外,在文化方面与其他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外国人受到穿着、食物、饮料等方面的许多限制。此外还有非常恶劣的气候环境也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生活成本指数的直接因素。
中国的大城市因中国经济的繁荣,生活成本排名普遍跃进。
中国大都市迅速进入排名榜并且名列前茅,尤其是大都市居民可供花费部分的收入增长速度更快,普遍高于全国的平均增长率。
随着购买力不断提高,都市居民对物品质量需求程度也同时大幅提高,所有这些都在推高消费指数的攀升。推高消费指数的原因还有进口高档消费品数量增多、国际化人员常驻中国大都市的数量大幅增加等。
长此以往,还有哪个大城市更适合我们生存?
你的钱是增多了还是减少了?一物价指数
物价指数是用来反映报告期所销售(或购进)的全部商品价格总水平比基期价格水平升降变动程度的一个相对数,通常以百分数表示。目前国家统计部门编制的物价指数包括: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工业品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8个指数,物价指数是上述各种指数的总指数。
我国物价指数编制研究开始于20世纪的20年代。当时,政府还没有设置国家统计局,所以这个指数也不是由官方主持编制的,而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的经济研究所创始人何廉主持编制的。何廉于1926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之后,旋即被南开大学商学院聘请为财政学与统计学教授。当时何廉自费聘用助手,计算分析了上海和广州1912年以来的物价指数,于1927年夏完成并发表。接下来他又着手编纂“天津物价和生活指数”。
1934年创刊的《南开指数》杂志受到国内外普遍关注。当时“南开大学物价指数”是非常权威的,对全国的物价研究都起着指导性的作用。直到现在,研究经济史“南开大学物价指数”也是必须研究的内容。
西方国家目前所编制的物价指数还有批发物价指数和国民生产总值折算价格指数等,其中批发价格指数是反映物品批发价格变动情况的一个指数。西方国家最早以官方名义出面组织编制的物价指数就是这个指数。
物价指数根据其涵盖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单项商品价格指数或个体物价指数、商品类别价格指数或物价类指数以及物价总指数。反映某种单一商品的平均价格水平变动程度的指数叫做单项商品价格指数,比如“红塔山香烟价格指数”就属于此类;反映某一类商品价格水平变动程度的指数叫物价类指数,比如“香烟价格指数”就属于此类;反映全部商品价格总水平变动程度的指数叫物价总指数,比如2005年“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就属于此类。
为了使人们对这些指数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下面对这些指数作一个简单的介绍: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是反映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变动趋势的一种相对数。商品在流通过程中最后一个环节的价格就是零售价格,它是工业、商业、餐饮业和其他零售企业向城乡居民、机关团体出售生活消费品和办公用品的价格。统计这个指数的目的就在于掌握最终商品价格的变动趋势,为国家宏观调控和国民经济核算提供参考依据。同时,还可以在此基础上编制其他派生价格指数。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时间变动的相对数,它反映了居民家庭购买消费品及服务价格水平的变动情况,是宏观经济分析和决策、价格总水平监测和调控以及国民经济核算的重要指标。其按年度计算的变动率通常被用来作为反映通货膨胀(或紧缩)程度的指标。
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城市职工及其家庭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编制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分析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城市职工货币工资的影响,可以作为研究职工生活和确定工资政策的依据。
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反映农村居民家庭所购买的生活消费品的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用它可以观察农村消费品的零售价格和服务项目价格变动对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支出的影响,直接反映农民生活水平的实际变化情况,为分析和研究农村居民生活问题,制定农村政策提供依据。
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是反映国有商业、集体商业、个体商业、外贸部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各种经济类型的商业企业和有关部门收购农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农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可以观察和研究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农民货币收入的影响,作为制定和检查农产品价格政策的依据。
工业品价格指数,工业生产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工业部门是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比较高的物质生产部门,其发展速度、生产规模、经济效益以及生产结构的调整直接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工业品价格包括工业品第一次出售时的出厂价格和企业作为中间投入的原材料、燃料、动力的购进价格。工业品价格调查的目的在于及时、准确、科学地反映全国及各地区、各工业行业产品价格水平和各种工业产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及幅度,为国民经济核算、计算工业发展速度、宏观经济分析和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依据。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额价格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相对数。固定资产投资额是由建筑安装工程投资完成额,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完成额和其他费用投资完成额三部分组成的。编制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可以准确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中涉及的各类商品的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幅度,消除按现价计算的固定资产投资指标中的价格变动因素,真实地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速度、结构和效益,为国家科学地制订、检查固定资产投资计划并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为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提供科学可靠的依据。
虽然世界各国每年为各种名目繁多的指数投入了极大的财力和物力,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然而经济学大师马歇尔在其专著《货币、信用与商业》中却为此提出警告:“人们当前往往非常大胆地利用指数作一些极为重要的估算和计算”,如果将物价指数用于不适当的目的,“我们从可靠的指数中获得的东西,也许比仅仅根据常识,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获得的东西更不可靠。”如今看来,这句在一个世纪以前提出的忠告仍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
其实,真正能够反映经济全貌的物价指数只存在于概念之中,各种各样的指数对经济运行情况的反映并不真实,并不是经济运行的“真值”。指数中人为的“痕迹”太明显,使这些指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些梳理不清的问题始终在困扰着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们。
首先,指数统计过程中存在着样本与总体之间的矛盾。考虑到采集样本的成本,任何指数的编制都只能采用抽样的办法,就是用少量的商品来代表所有的商品。在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中,统计的工业部门只有37大门类,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仅统计其中的9个类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于2001年进行了修订,扩充了统计范围,将与人们生活关系越来越密切的服务类费用也计入价格指数,共统计8大类13小类的商品和服务项目,统计的范围从原来的325种商品增加到550种商品和消费。这是两种统计范围最大、应用范围最广的价格指数的统计,但是也仅是成千上万种商品的一小部分而已。以如此之小的样本来代表浩如烟海的商品总体,其准确程度可想而知。
其次,新商品层出不穷也是物价指数研究中遇到的另一个难题。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消费者需求偏好的千差万别,在物价指数的报告期统计的商品,基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基期存在的商品,有一些在报告期则退出市场。新商品的出现与原有商品的退出,使基期和报告期的商品种类、商品价格出现“真空”,导致物价指数统计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以手机为例:
2000年我国手机消费热潮尚未启动,因而手机价格的因素并未列入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统计之中。历经10年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手机生产和消费大国,而且,手机的种类与功能较2000年而言也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手机价格因素却仍然被排除在消费者价格指数统计之外,这就难免有失偏颇了。
再次,商品消费结构变化也导致物价指数统计的困难。商品消费结构的变化有两个方面:一是供给方面,如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真实成本的改变,这也包括由于扩展新的市场带来的规模效应使成本降低;二是需求方面,消费者收入或者偏好的改变、因从众行为而导致“流行趋势”的变化、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等都可能影响商品消费结构的变化。商品消费结构的变化使得不同商品在支出中的比例发生改变,而统计过程中的权数却不能随之进行及时的调整。这一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随着收入的提高,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食物在人们消费支出中的比例不断减少,粮食价格水平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力也相应下降。
从2001年我国采用国际通用做法,逐月编制并公布以2000年价格水平为基期的居民消费价格算起,2000~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49.1%下降至43%,城市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39.4%下降至37%,降幅分别达到12.4%和6.1%,总体上已经进入小康居民消费阶段。在商品结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结构的变化对物价指数的影响也是极大的。
最后,物价指数加总问题的理论基石并不牢固。加总问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遇到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难题。所谓的“加总问题”是指从微观经济个体(如厂商、个人等)行为结果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方法得出宏观经济总量。而新古典经济学已经证明,无法得出一个标准的同质总量进行加总。讨论这个问题将涉及极为复杂而深奥的经济学理论,在此笔者用一个简单的例子予以说明。比如,一个普通的修鞋工1小时可以修5双鞋,赚20元钱,而一个电影明星拍1小时的代言广告可以获得高达7位数的收益,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商品和劳务简单地相加,势必得到一个含混不清的综合体,其实际意义并不显著。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物价指数无论在统计过程中还是在使用过程中都存在着很多无法解决的难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物价指数无比热衷,往往忽略了编制物价指数遇到的这些困扰,仍然津津乐道地将其为我所用。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反映经济运行的“真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只能勉为其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