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孔不入的腐败一廉洁指数
2009年10月，世界腐败报告在喀麦隆企业家联合会杜阿拉总部向社会公布，在2009年报告中列出的最腐败的行业和机构中，司法行业被列在“极其腐败”行业之列，海关、税务、警察和宪兵也都榜上有名。警察和宪兵这些国家机器已经沦为腐败最严重的行业，这是时代的悲哀。在180个国家中，阿富汗和索马里被列为贪腐最严重的国家，而其他一些战乱国家的排名也普遍落后。清廉指数排名前2位的分别是新西兰、丹麦，新加坡和瑞典并列第三。亚洲清廉指数最高的是中国香港，名列第12位。
“透明国际”组织指出，虽然与贫穷国家相比，西方发达国家的贪腐情况相对较少，但其银行保密制度常常起到反作用。瑞士和排名14的卢森堡因银行系统保护性政策受到点名批评。
2004年“透明国际”公布的《年度全球腐败报告》最有意思，报告列举了世界各国10大腐败（前）领导人的“赫赫战绩”，腐败数字触目惊心。
报告按照腐败程度排出了拉丁美洲、非洲、中欧、东欧以及东亚国家的10大腐败（前）政治领导人。其中名列榜首的是印度尼西亚前总统苏哈托。根据报告提供的数据，他于1967至1998年在职期间，挪用公款150亿至350亿美元，而当时印尼人均生产总值仅为695美元；紧随其后的是挪用公款50亿至100亿美元的菲律宾前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刚果前总统蒙博托·塞塞·塞科因为被指控挪用50亿美元公款而名列第三位。此外，尼日利亚前国家元首萨尼·阿巴查、南联盟前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海地前总统让·克洛德·杜瓦利埃、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乌克兰前总理帕维尔·拉扎连科、尼加拉瓜前总统阿诺尔多·阿莱曼·拉卡约和菲律宾前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分别占据了腐败排行榜上第4至第10的位置。
2005年“透明国际”在其发表的《2005年全球腐败报告》中列出了世界范围内的6大“腐败纪念碑”，也是别具一格的创举，重点突出了大型工程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工程的腐败案例。
比如菲律宾巴丹半岛核电站工程，它投入的资金达20亿美元，其中有1700万美元以佣金的形式进入了前总统马科斯朋友们的腰包。而该电站被建在一个活跃的地质错层上，因而从来就没有运行过。此外，非洲南部的“莱索托丘陵地带水利工程”，德国的“科隆焚化工厂”，阿根廷--巴拉圭边境上的“亚基雷诺水电工程”，马来西亚的“巴贡大坝”和乌干达的“布加加里大坝”等，其贿赂金额据称也都达到数百万美元。
“透明国际”又名“廉政与反腐败国际”，成立于1993年5月，是一个由各方官员、有关专家和商人组成的志愿组织。“透明国际”根据7个独立研究机构作出的14次全球性调查结果，计算当年世界各地的“腐败洞察指数”。该指数范围从0到10，指数越低越腐败，越高越廉洁。但这些调查主要依据各国政府官员和政界人士的判断意见，且不包括对政治党派的秘密捐款、银行的非法洗钱和跨国公司的贿赂行为。
“透明国际”认为，“腐败”就是指公共部门中的官员（政治家或公务员）通过滥用被委托的权力，使自己或其亲信不正当地或非法地富裕起来的行为，共包括3个要素：“权力滥用、被委托的权力和私人利益”。“透明国际”在衡量腐败程度上主要用两种指标，即“清廉指数”和“行贿指数”。清廉指数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它以企业界、风险分析家、一般民众为调查对象，据其经验和感觉对各国进行由0到10的评分，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通过对大型企业、会计师事务所、商会、主要商业银行和法律事务所的高级主管，以及在跨国企业工作的外籍人士和高级主管进行访谈，获悉主要出口国贿赂高级公务员的情况。行贿指数主要反映一国（地区）的出口企业在国外行贿的意愿。行贿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清廉指数的一个重要补充。通过这两个指数，“透明国际”每年对各国的廉洁状况开展一次评估，并按得分多少进行排名，得出备受世界媒体关注的“腐败排行榜”。
反腐败历来是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在最近几年的民意调查中，反腐败都列在人们最关心问题的前三位，其中1999年名列第一，说明群众对腐败的问题深恶痛绝。1999年“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排名，我国被排在第50多位。而在它发布的2002年“行贿指数”中，中国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世界第二行贿严重国家。“外方认为大家都是市场经济，应该是可以采取一样的标准。
但是中方认为，中国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方法，透明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并不了解，在实际上很多地方容易引起误导，因而拒绝接受它们的标准和方式。”所以，用同样的标准来要求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可能并不科学。
“透明国际”指出，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现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南非，主要的腐败问题集中于政党的私人捐款。
在亚洲，贿选是主要的腐败问题之一。报告称，菲律宾在2002年进行的选举中，估计有大约300万选民获得了各种形式的“好处”；而在1996年的泰国大选中，30%的泰国家庭承认收过钱。
报告还称，腐败现象在拉美十分普遍，其中秘鲁的政党捐款制度尤其“特别”。秘鲁议会甚至驳回了一项可以使政党捐款透明化的议案，相反，他们起草了一项法律，使政党和议员的捐款活动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监督。
《2005年全球腐败报告》特别关注伊拉克。这个国家在萨达姆时期就卷入了联合国石油换食品计划丑闻之中，现在又将出现“历史上最大腐败丑闻”的危险。美国已指定180亿美元用于伊拉克重建，但该报告说：“由于缺乏制度性监督，甚至连简单的开支清单也没有，资金不受控制地流动，为大规模腐败活动打开了方便之门。用于伊拉克重建和帮助海啸幸存者的数十亿英镑的资金，面临着腐败官员和生意人的侵蚀。”在2005年的报告中，“透明国际”说，通过在争取资金时向政府行贿，当年全球有至少4000亿美元用到了不恰当的地方。
该报告指出，过去15年来，因质量低劣的建筑在地震中垮塌，导致25万人死亡，并将建筑质量低劣归咎于“腐败承包商和腐败质监官员的勾结”。该组织主席彼特·艾根警告说：“各捐助者在承诺为海啸受灾国重建提供巨额资金时，‘透明’两字应牢牢记住。”从新加坡的低腐败水平到墨西哥的高腐败水平，相当于将边贸税率提高了20%。而边贸税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国家所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额将下降大约5%。如果低分国家不尽快改变其商务活动中的腐败状况，无疑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极其不良的影响。
6.人们的选择和政府的选择一痛苦指数
台湾岛内，在陈水扁执政期间，一度经济困难，怨声载道，内外交困。当年报纸描述时用了这样一句话：“痛苦指数已达17。”什么是痛苦指数？如何算出这个指数？
这就涉及如何用宏观经济指标来衡量经济状况的问题。宏观经济指标有国内生产总值（GDP）、物价指数和失业率（在开放经济中还有国际收支和汇率）等。衡量宏观经济状况时所用的实际指标是失业率，名义指标是通货膨胀率。这两个指数结合起来就可以表示宏观经济所处的状态，二者结合的指标有痛苦指数、不受欢迎指数和稳定政策指数。
痛苦指数又称遗憾指数，是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即：
痛苦指数＝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例如，失业率为5%，通货膨胀率为5%，则痛苦指数为10%，或简称痛苦指数10。这个指数是1975年美国福特政府提出来的，后来被广泛运用。这个指数认为失业与通货膨胀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是相同的，失业率上升1%与通货膨胀率上升1%对人们构成同样程度的“痛苦”。通货膨胀率高，稳定物价越不成功，失业率越高，实现充分就业越不成功。痛苦指数越高，宏观经济状况越不好，政策越不成功。每个社会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痛苦指数安全线，高于这一安全线，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因此，痛苦指数也是决策者决策的依据之一。台湾的痛苦指数在陈水扁时代高达17，严重超出安全警戒线，无怪乎社会反对陈水扁的呼声越来越高。
不受欢迎指数是用来衡量选民对政府欢迎或不欢迎的程度的。它是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瑞·费尔研究宏观经济状况对选民行为的影响时所提出的。不受欢迎指数表明，选民在评价一个政府时，对失业的关注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要获得选民支持，减少失业率比降低通货膨胀率重要得多。这正是各届政府在面临总统大选时都采用扩张性政策的原因。
不受欢迎指数＝6×失业率+通货膨胀率作为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依据的另一个指数是稳定政策指数，它由美国经济学家托宾和泰勒提出。他们认为，经济稳定包括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两个指标，即：
稳定政策指数＝通货膨胀率+2×失业率这些指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宏观经济状况，适用于不同目的。陈水扁统治下，台湾的痛苦指数高、不受欢迎指数肯定也高，经济政策也不可能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政策不稳定，上层建筑能稳定吗？
你快乐吗？一幸福指数
目前，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幸福指数的计算是由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罗纳·英格哈特负责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公布的。这一指数是通过对被访问者调查结果进行处理后得出的。问题只有一个，而且非常简单：把所有的事情加在一起，你认为你现在是非常幸福、比较幸福、不很幸福、还是不幸福？调查结束后，将四种不同的回答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将每一种回答的人数和相应的分值相乘，然后求加权平均值，就得到了幸福指数：
幸福指数＝（非常幸福×人数+比较幸福×人数+不很幸福×人数+不幸福×人数）/总人数在该机构公布的2004年82个国家的幸福指数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名列第3名，美国只排到了第15名，而日本、中国和韩国分别排名为42、48和49，居中等水平，印度尼西亚位于参加调查的国家的最后一位。
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新经济基金”组织近日公布了2009年度《幸福星球报告》，哥斯达黎加荣膺世界最幸福、最环保的国家，拉丁美洲国家高居前10名的其中9席。中国内地排名第20位，中国香港则位列第84位，美国排在114位，幸福指数比伊拉克及伊朗都更低。哥斯达黎加的生活满意度为8.5分（最高10分，即85%的居民满意），幸福指数则达到76.1分，远远抛离第2名的多米尼加。越南排名第5位，是前10名内唯一的非拉美国家。
江苏卫视与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13家媒体于2010年3月31日，发布了历时3个多月调查的《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人幸福感指数得分69.84，位于“比较幸福”水平。
来自全国城镇、农村的15801份调查问卷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令人有些意外的是，北方人小数字大写给比南方人幸福，男人比女人幸福，70后、80后“房奴”们的幸福感并不少；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和房地产从业者幸福感位居前两位，与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的结果也是极其吻合的。
以往幸福感调查都是城市之间比较，这是首次将农民工群体纳入调查范围。本次调查覆盖了22个省、5大自治区和4个直辖市。城市居民7859人，农村居民7942人，大部分在25~54岁之间。幸福指数涉及身心、经济、工作、家庭、婚恋、性爱、交际、娱乐、社会幸福感等9大部分。如今，“钱”让中国老百姓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生存状态，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同时人们还意识到人要幸福，还有重要的三项指标：身体健康、家庭温馨、婚姻美满。
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月收入在12001-15000元则是幸福指数的一个拐点。当月收入超过15000元时，幸福感不升反降，这是因为拐点之上的人群在交际、娱乐、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使幸福指数受到影响，大打折扣。
盖洛普从1994年起开始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消费者调查。
数据说明，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相当于“幸福指数”）自1994年到2004年也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按100分为满分，1994年的“幸福指数”为69分；1997年最高，达到71分；10年后的2004年，指数却降到了67分。
人们不禁要问：这10年来我国的GDP在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而我们的“幸福指数”为什么却“先升后降”呢？我们经济增长的目的何在呢？为什么钱袋越来越鼓，幸福的感觉却越来越低呢？
还是俗话说得好：“穷有穷开心，富有富伤心”。用经济学的话语来说：收入的增加所造成的幸福感的边际产出，在超过一定的临界点之后，很可能是递减的。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非收入因素的更多投入，可能是增加个人甚至是整个人群的幸福感产出更重要的手段。
2004年，芝加哥大学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与《嘹望东方周刊》合作，对中国6大城市也进行了一次幸福指数测试。本次幸福感测试在中国还处于较早水平。测试者在北京、上海、杭州、武汉、西安、成都6大城市的闹市，采取随机访问的方式进行，意图了解每个城市当前、未来和预期下一代的幸福度。每个城市选取了近200个样本，样本人群主要在20~50岁。分析的时候，把非城市当地居民和没有收入的居民排除，留下当地居民的数据进行分析。下面是此次测试的结果及简要的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