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三教九流全知道(超值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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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通三教九流—— 洞明生存般若智慧(7)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前二者讲“微言大义”,试图阐述清楚作者的本意,部分内容有牵强附会之嫌。《左传》以大量翔实丰富的史实弥补了《春秋》的不足,其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以后,《春秋》被尊为孔子编撰的经典,在政治上和学术上都处于很高的地位。

⊙ 《四书》——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的总称,分别体现了早期儒家四圣贤孔子、孟子、子思、曾参的思想。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优秀的《四书》读本。

1190年,南宋大儒朱熹编辑并刊刻《四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可以说,汉唐是《五经》的时代,宋后是《四书》时代。后来,明代科举考试将《四书》作为科目,更使得《四书》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

《四书》读法

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说:“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书,内容以社会伦理问题为主,涉及哲学、政治、教育等有关问题,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书籍。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在思想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论语》也随之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孟子》是孟子的言论汇编。书中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提出了仁政主张和“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记载了孟子游说诸侯以推行仁政的事迹。文章感情激越、气势磅礴,且浅近如话、明白晓畅,对后代散文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学》着重阐述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修养目标,遵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步骤。其中修身是根本,前四个是方法和途径,后三个则是将会达到的必然结果。

《中庸》提出道德行为的最高准则是“中庸”,其核心观念则是“诚”。“诚”是“天”的本性,是天地万物赖以存在的根本。“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认识方法。

《四书》精义

《四书》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并通过各种途径影响世道人心。

《四书》根本上是教人如何做人的。其中很多内容告诉人们做人的尊严、人格的力量、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是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即便乡间不识字的劳动者,也会通过口耳相传、说书唱戏等形式,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的做人道理。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是两千年国人思想的总源泉。它支配着中国人的内外生活,其中一部分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早已在全社会形成共同意识。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中国文化,是塑造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重要精神资源。

■ 儒教信徒的人格修养 ■

人格问题是儒学的核心,是所有儒家人物和典籍讨论的焦点。孔子言必及圣贤,孟子语必涉王霸,程朱等理学家则满口仁义道德……整部儒学史就是不断地建构和阐释人格的历史。所以,了解了儒家倡导的人格,即几近了解了儒家。

⊙圣人与王者——儒家的最高追求

儒学即圣贤之学。圣人在儒学中居于突出地位,是儒家的最高理想,是人间的道德、文化、政治、社会生活的导师,也是历代儒生克诚克谨追求的终极目标。

儒家的圣人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远古时代的帝王,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二是指博大完美、至能至善的理想人物。两种圣人实质相同,一为具体,一为抽象。

圣人身上,凝聚着光辉灿烂的道德品质,散发着震撼人心的人格魅力。圣人要高度智慧,“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材;中知人,能安乐之”,不仅具有对天地人整体意义的全面觉解;还要有权威,能博施济众,修己而安百姓。

中国人对圣人的最大期待就是施行仁政、泽被天下、恩加四海,使人民安居乐业。为了实现这一功用,圣人必然被政治化,闪烁出王者气象,因为一介布衣实在无法担当此任。周公、孔子被称为圣人,就是因其功劳、德望不输于王者。

圣人光被四表

圣人品德高尚、躬行仁义、造福百姓。如尧帝文采内秀,温良外达,待人慈厚,亲切和蔼;舜帝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克尽孝道;大禹治水十载,三过家门而不入,公而忘私,勤勤恳恳;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替天行道,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开一世太平;周公亲事农桑,善良恭谨,制礼作乐,敬德保民。

圣人是古代人民对帝王的期待与约束,就像一面光洁的镜子,时刻以其睿智和道德之光鉴照着帝王的言行。圣人德性充盈无漏,完满无瑕疵,道德修养极高,能仁能义能善能孝……孟子认为圣人是修养之果,朱熹则说圣人有天赋之性。

圣人应当有人类知识的总括,怀抱创造的玄机,文章恢弘巨制,道言垂范后世。孔子裁订《六经》,朱熹注《四书》,学识渊博,文章载道,都是圣人,而庄周、苏轼固然文采斐然,但文章中没有道的贯穿,怎能称得上是圣人?

王者威加海内,保有国家,统御百姓,也是儒家人格设计的重点。在君主政体下,王者的言论即国家法律,王者的行为即万众楷模。“桀纣以不仁失天下,汤武以积德有海土。”王者品德的好坏、人格的高下,决定着国家兴亡、百姓祸福。

在儒家传统中,人们对帝王人格总的期待就是“圣贤”,就是这一政治权威能具有道德的最高境界,像古代先王尧舜禹汤那样,即孟子所说的做“圣王”。

圣王躬行仁政

圣王应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修身贵德,谨言行,正威仪,孝感天下,信昭四方;应勤勉政务、推恩施惠,也要敬下纳谏、闻过防骄、任人唯贤。他们居高位而不自傲,能体恤臣下、尊重臣下;不觉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能开放言路从谏如流;居安思危,得意恐骄,广纳群言,闻过则喜;选贤任能、知人用士。

圣王还要格物致知,明道术、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明达人伦天理、王道霸术、忠贤奸佞、德刑义利、人心向背等,要通晓圣学和人间奥秘。

儒家虽提出了圣王的人格要义,但历史上的圣王并不多。刘备、李世民向来较受儒家推崇,但他们也只是具备了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等部分圣德,还算不上圣王。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儒家始终是在寻寻觅觅之中。

⊙仁者和君子——民众的理想人格

圣人与圣王,其品格固然高贵,但又太高太峻,令人难以企及。况且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居于九五之尊的帝王只有一个,想修圣王之德本身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对普通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儒家倡导的人格是做仁者、为君子。

仁者和君子,一体两用,密切联系。仁者侧重个体在社会交往中的品格,君子侧重个体在自我修养中的品格。君子是仁者的前提,人的自我修养达到君子层面才能成为仁者,否则道德规范未被内化,在与他人相处时就表现不出仁德。

仁者人格的核心是“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也就是对人充满慈爱、同情、怜悯,能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救助别人。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者由有所不忍达于有所忍,由有所不为达于有所为。所以,仁者见孺子将入井而悚惕,不忍杀掉一头哆嗦发抖的老牛。

君子与小人

君子与义,小人与利。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君子好誉,小人好毁。君子思兴,小人思坏。君子好生,小人好杀。君子多让,小人多争。君子敦厚,小人浮薄。君子诚实,小人奸诈。君子节俭,小人汰侈。君子之言惟以达意,小人之言务求可人。君子临义,慷慨当前,惟虑国家;小人临义,观望顾忌,先虑妻子。

中国历史上的仁者很多,如东汉南阳太守刘宽,为人宽厚,吏民犯错他只用蒲草做的鞭子象征性地责罚一番;晋朝名将祖逖,爱兵如子,常亲自安葬那些死于战火的士兵。仁者作为儒家倡导的一种人格理想,给社会带来许多温情。

君子的人格是圣人的翻版,只是他比圣人更具体些、现实些。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追求道德的精神的价值,有着超物质功利性的崇高品质。孟子认为,君子是有气节的大丈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同乎流俗、不合乎污世,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有很强的个性和原则性。

要做君子,首先要正心、修身、致良知,要弘扬本心善性,培养忠孝节义,使言行合于人伦,处事同乎法度;其次,要通经史,解民情,晓六艺,辨是非,气度儒雅,文章风流;再次,要严于律己,时时自省自讼思过改过,永远见贤思齐上进不止;最后,要力行用世、成就功名,未仕则吟经诵典作道德文章,出仕则辅弼帝王救治百姓,努力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大展身手,做社会中坚。

君子五德

君子五德,温良恭俭让。具备这五德的人,温和善良、恭敬节俭,为人谦虚,文质彬彬而端庄礼貌,己所不欲亦不施于人,有很强的个人尊严和他人尊严感。

总之,君子在相当程度上达到了内圣外王,是感召世人奋发向上的旗帜。在这面大旗下,涌现出了大批忧国忧民、积极有为的仁人志士,如岳飞、范仲淹、文天祥等,他们精诚报国、心忧天下、舍生取义,其德可昭日月。

儒家的君子,除了作为整体的人格理想外,更侧重于道德人格理想,这个意义上的君子是同小人对立的。可以说,成为正人君子,是儒家的主要修身目标。

⊙忠臣与孝子——当好人臣和人子

历史上,家庭和朝廷是两种最主要的社会组织,人臣和人子是人的最普通的两种社会角色。针对如何当好人臣和人子,儒家设计出了忠臣和孝子的理想人格。

忠臣是在与帝王、国家、社稷的关系中实现的,一个忠臣应具备如下品格。

第一,精明干练,魄力非凡;能察存亡之机、得失之要;能见成败、转祸福、匡救过失;能处理好国家经济、军事、外交等各项事务,为君王解忧,让生民受惠。这类忠臣最受崇敬,但也最难做到,史上只有伊尹、周公、诸葛亮等少数人做到了。

第二,敢于不避重罪,言主之过,为民请命。敢于直言强谏的大臣,向来为儒家所推崇,如商朝因进谏而死的比干,唐太宗的“人镜”魏徵等,都流芳千古。

犯颜直谏

有一次,汉光武帝要出去玩,可刚上车大臣申屠刚就来拦驾。申屠刚说,天下还没太平,您怎么有闲心去玩?光武帝不听,下令起行,申屠刚立刻趴到地上把脑袋塞到车轮里。无疑是在说,您要是不听劝告,干脆把我轧死好了!

第三,忠臣要忠贞,不事二主,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这也是儒家宣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忠。历史上此类忠臣不少,如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不仕清廷的黄宗羲,以身报国的文天祥等。要忠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应一味愚忠。

第四,热爱人民,忧国忧民,并有良好的道德品质,为众人师。臣子是帝王和人民的中介,帝王的慈惠要通过他们来实现,因此他们更要格外地爱护百姓。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民本精神的典型体现。

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忠臣充满了敬重的渴望,对贪污腐败、内藏奸恶、专权擅势、结党营私的奸臣表现出强烈的憎恶与批判。忠奸对比,更能显发忠臣的人格。

孝子,指辈分较低的人所应具备的道德人格。儒家认为孝是“德之本”,是最起码的品德及修养。做孝子,应当竭尽全力敬养父母,不仅应为年迈的父母提供衣食住行,还要为他们创造愉悦的心理环境,使他们有所依有所乐。

斑衣娱亲

楚人老莱子是有名的孝子,常以甘美的食物奉养父母。他70多岁时还从不说自老,只因父母还健在。此外,他还常穿着五彩斑斓的衣服,像婴儿一样在父母身边戏舞或逗弄小鸟。他还端着水进屋,并假装跌倒,像婴儿一样哭,以博双亲开口笑。

此外,还要关心父母的健康,要葬父母以礼、祭父母以诚,即要厚葬守丧、按时祭祀等。葬父母后穿麻斩衰、粗茶淡饭、不宜言欢。

孝子要不违父命,继承父志,显宗扬名,为父代过,为父隐过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倍加爱护。所以,孝子不登高、不涉水、不好勇斗狠,以免父母担心。曾子临死前战战兢兢地把全身检查一遍,发现没缺少什么才放心死去。

儒家的忠孝思想,显然蕴涵着许多值得弘扬的传统美德,但对以封建宗法制为核心的愚忠、愚孝要坚决予以抛弃,以免被引入蒙昧主义、偶像崇拜的死胡同。

⊙清官与父母官——教化一方百姓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治人者的质量决定整个社会生活的质量。那些各级官吏们,既掌握着社会的生杀予夺大权,又负责教化一方百姓,作用很大。为使他们发挥积极作用,儒家运用其道德伦理,制定了一套改造官吏人格的对策。

刚峰先生

海瑞光明正大、廉洁奉公、刚正不阿,一生办大案数起,惩治官绅恶少多人,民心大快,深为群众爱戴。他不畏权贵,敢同特权阶层作斗争,人称“刚峰先生”。

清官和父母官,是官吏在与百姓的关系中所实现的人格理想。

清官,要清正,不徇私枉法。清不虐民,是对官吏最基本的要求,也是最容易做到的。大多时候,百姓不奢望官吏有什么政举,只要清明就叩头谢恩了。历史上清官虽少,好在还有刚直不阿的董宣、包拯和海瑞等人。

清官,要清廉,不贪图钱财。官场上流行的观念是“升官发财”,要想清廉不贪不容易!汉代的萧何,不但辅佐刘邦取天下立有大功,而且为人清廉,官声卓著。他在天下未定时为刘邦管后勤,每天经手的钱粮成千累万,但他分文不取。

同时要指出的是,清廉是清正的前提,只有不贪之人才不会徇私枉法。既清且廉的官吏,是上述两种品质的有机结合,可谓国之重宝,百姓之福。

司马光无炭

宋代司马光官高位显,生活却异常俭朴。有一次,屋外风雪交加,而他正潜心著述,一位来客竟见其因室内无炭火而正瑟瑟发抖。这种天气,连一般人家都要升火,而身居高位的司马光却无炭取暖,只得冒着严寒工作,其清廉可见一斑。

父母官,是儒家对地方官提出的更高人格要求。其中,仁爱是父母官对老百姓的态度,要求其爱民如子,以民为本;施恩是仁爱的外延,要求使民以时,济民以利。因此,父母官不但要心端性善,更要有所作为,为群众谋福利。

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父母官,像唐宋大文豪中的柳宗元、范仲淹、苏轼等,都是政声卓著。他们不但内圣修养好,且致力于外王,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君子”。关于他们的政绩,现存的“范公堤”和“苏堤”就是最好的证明。

苏堤

杭州原本水利不修,以致冬春水涝,继而大旱,饥民遍野。苏轼上任后,亲执锹镐,疏浚运河,筑堤西湖,吃住野外,和百姓同甘苦,终至功成,造福一方。

当然,父母官不一定都要干出轰轰烈烈的大事,为政清廉、勤奋,维护好一方百姓的生产生活就很了不起了。清代的徐九思、郑板桥就是典型的例子。

徐九思任句容县令时,自奉清廉,力行节俭,勤于公务,严于吏治,百姓无扰,风气淳正,人民衣丰食足,鼓腹而游。为表感激之情,当地百姓为他建生祠祭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