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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 兵家——不战而屈人之兵(2)

国之治乱,军之胜负,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人的主观作用。书中说:“有提三万之众,而天下莫当者谁?曰武子也。”善用兵者,“能夺人而不夺于人”,关键在于将帅要能使“众不二志”。所以,尉缭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尽人事”的思想,是唯物主义和求实精神的结合。

将才应具备的十二事

不轻易改变决定;给人恩惠在于适时;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打仗在于激励士气;进攻在于出敌意外;防守在于隐蔽自己的力量;不犯错误在于掌握处理事情的分寸;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先有准备;谨慎在于警惕小事情上犯过失;智慧在于能治理大事;除奸害在于敢斩决坏人;得人心在于谦虚待人。

二、“兵胜于朝廷”的治军治本思想。书中指出,“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胜备相应”,即兵战胜于外,是由于内部准备充分。对此,尉缭提出:一要使“国富”,二要使“国治”。这反映出其治军在于治本,本治才有助于兵治的思想。

关于如何治本,尉缭提出了“农战”的思想。他主张,“使天下非农无以得食,非战无以得爵”;发展生产,使“野充粟多”,才能“安民怀远。外无天下之难,内无暴乱之事”。他认为,“农”是“战”的条件,“民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努力发展生产使人民不饥困,才能够积极搞好战备,城池也就不会被围困。

将才应戒备的十二事

后悔在于狐疑失机;罪孽在于肆意屠杀;办事不公正在于私心重;不吉祥在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挥霍无度在于耗尽民财;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劳而无功在于轻举妄动;见识浅陋在于脱离贤能的人;惹祸在于贪图财利;招害在于亲近坏人;丧失土地在于没有认真防守;危险在于没有严明的号令。

三、“权敌审将而后举兵”的“必胜”作战原则。尉缭认为,“权敌”,即摸清敌情,才能因敌而动,从而以实击虚战胜敌人。尉缭认为,“权敌”通常是将帅的事情,因此他认为必须“审将”,即重视将帅的选用。

关于如何选用将帅,尉缭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旅军宿野忘其亲,援而鼓忘其身。”身为将帅,在个性修养上,要心胸阔达,不能一激就怒;要品德清廉,不贪钱财;要无私无畏,衷心为国;更要以身作则,与士卒甘苦与共。在指挥意志上,要上不受天的影响,下不受地形的限制,中不受国君的掣肘。

《尉缭子》一书,在古代就被列为军事学名著,受到历代兵家推崇,与《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在宋代并称为“武经七书”。

■ 范蠡与赵武灵王 ■

历史上除了孙武、吴起、孙膑、司马穰苴、尉缭等职业军事家外,春秋末期的范蠡与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等政治家,也在军事谋略上或军事改革上卓有建树。

范蠡,楚国宛人,春秋末期的军事谋略家、政治家。当初,楚国为了联越抗吴,而派范蠡出使越国。由于范蠡很有才能,被越王勾践重用,便留在了越国。

范蠡极具战略眼光,在勾践以弱胜强灭掉吴国的过程中,范蠡贡献很大。他主张抓住战机,不打无把握之仗;善于吸取敌我双方的历史教训,不让敌人死灰复燃,留有后患;他强调强盛时应戒骄,衰弱时要图治,是一位难得的谋士。

公元前494年,勾践不听范蠡的劝阻与吴国开战。大败后,他向范蠡请教对策。范蠡提出了暂时屈辱求和的政策,先求和,然后再谋求兴国。

勾践战败后的第七年,勾践见吴国百姓困苦,想出兵报仇,范蠡认为时机不到。又过了一年,吴王夫差听信谗言,赐剑让大臣伍子胥自尽。勾践看到时机已到,而范蠡却说“人事至矣,天未应也”,并让勾践耐心等待。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为称霸中原,率领国内3万精兵在黄池大会诸侯,只留下太子友率领1万老弱兵卒驻守国都姑苏。范蠡见攻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便和勾践一起率领越军分两路进兵直袭姑苏。吴军大败,夫差向越求和,勾践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灭吴,便答应了。

公元前478年,国力强盛的越国再次进攻吴国,并在笠泽歼灭了吴军的主力,围困姑苏达三年之久。后来,夫差退守苏台,几次派使者求和。勾践不忍心杀夫差,想答应求和。范蠡劝阻说:“过去吴国不灭亡越国,因此今天会失败,这个教训刚过去不久。现在君王不当机立断,大概已经忘了退守会稽山一事吧?”后来,范蠡干脆瞒着勾践直接率兵灭了吴国,吴王夫差自杀。

“商圣”范蠡

灭吴之后,越王勾践封范蠡为上将军。范蠡认为越王勾践可以共患难,但不可以共处乐,毅然泛舟五湖,后改姓经商。他曾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古人有“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的说法,但范蠡可谓既富且仁,不愧为“商圣”。

赵武灵王,战国时期赵国的君主。他在军事改革上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一度使赵国成为军事强国,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很高的地位。

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此时适逢战国中期各诸侯国逐鹿中原,进行剧烈的兼并战争之际。当时赵国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与其他诸侯国相比仍属弱国,因而屡次败于秦、齐等强国的兵马之下。另外,赵国北方、东方的边界又与胡人部族相邻。胡人身着短衣、长裤、腰束皮带,脚蹬皮靴,善于骑马射箭,且行动灵活,进退神速,对赵国边境地区造成巨大的危害。

在严峻的现实面前,赵武灵王这位有着远大抱负的君主深深感到,要使赵国在激烈的兼并战争中不被其他强国所吞并,并日益强盛起来,就不能因循守旧,而是要改革旧制。他决心从军事方面入手,对传统的服装以及笨重的盔甲进行改革。

公元前302年,赵武灵王开始向胡人学习,实行“胡服骑射”,即改穿胡人式的服装,采用骑兵作战的方式。他力排干扰,率先易服,并召集了大批骑射之士,经过严格的训练后,以之取代了传统的车兵,使其成为了赵军主力。

改革之后,赵国很快改变了原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国力也逐渐强盛起来。此后,赵国不但打败了过去时常骚扰其边界的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方开拓了上千里的疆域。到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传位时,赵国已跃为“七雄”中的强国之一了。

另外,赵武灵王的改革,在服装上成了汉民族服装款式的一部分,并被长期沿用了下来。骑兵也很快得到了发展,成为后来封建国家军队中的一个重要兵种。这是赵武灵王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贡献。

■ 《六韬》与《三略》 ■

古代兵家圣典,除《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已知作者的之外,《六韬》《三略》《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等尚不知道确切作者的兵书也有着极大的不可忽视的军事价值。

《六韬》,即《太公兵法》,成于战国时代,托名姜子牙所著,真实作者未知。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61篇,近2万字。该书兼采前世兵家之长,军事思想甚丰。

在战略方面,《六韬》继承了孙武“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认为“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无与战”。书中强调,为取得“全胜”,必须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为后盾,提出要大力发展“三宝”即“大农”“大工”“大商”。这样才能在战争到来时立于不败之地。

该书注重政治上胜敌,强调要争取人心,取得举国上下乃至友军的支持,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

书中指出,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要“爱民”,要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以使“万民富乐面无饥寒之色”;用兵是为了“除民之害”,战胜而使“百姓欢悦”;“上贤下不肖”是治国要道,提出“赏罚必信”“杀贵大,赏贵小”。

在作战方面,《六韬》指出,不同的作战形式有不同的作战原则,对不同的战争、不同的敌人、不同的地形,要采取不同的战法。书中提出,将领要“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要“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打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书中还具体论述了车、步、骑等战法的作用及如何实现协同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