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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 阴阳家——寻求人世和自然的契合点(2)

天子居明堂,按四季的不同,其用来取火之木也不相同。春属木,故用青色的榆柳之木;夏属火,故用赤色的枣杏之木;季夏属土,故用黄色的桑柘之木;秋属金,故用白色的柞楢之木;冬属水,故用黑色的槐檀之木。

邹衍认为,明堂四季的取火之木,其顺序也应按照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的五行相生顺序排列,其中以土居中。《吕氏春秋·应同》中关于“黄帝时其色尚黄,其事则土”的论述,则点明了黄帝居中央为天子的奥妙,对于田氏(田氏为姬姓之后)以黄帝后代自居,取炎帝后代的姜齐政权而代之极为有用。

用五行相生说论证田氏代齐的合理性,并设计天子四时教令的明堂制度正是邹衍的另一大“功绩”。邹衍以阴阳五行思想规范四时明堂制度的思维模式对此后的《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文章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们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以月为单位的月令制度,月令之文也成为后世农学家撰写农书的参考体例。

■邹衍——整之于身,施及黎庶 ■

战国较为有名的阴阳家,有公梼生、公孙发、南公等人,但以邹衍最为著名。邹衍,战国时期齐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24年,死于公元前250年,活了70多岁。他比儒家亚圣孟子稍后,与公孙龙、鲁仲连等是同时代的人。

齐宣王时,邹衍就学于稷下学宫,先学儒术,改攻阴阳五行学说,然而终以儒术为其旨归。“邹衍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后来,他留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因其在天文、地理、历史等方面的知识非常渊博,尤喜谈论天地,时人称他为“谈天衍”。

推小及大

邹衍论述问题的方法是“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也就是把经验、推测和幻想结合在一起,以经验作为推测和幻想的依据。这种方法可谓别开生面,使人们疑而不能否其据,信而不能得其证。

邹衍无论是学儒术,还是攻阴阳,都是本着经世致用的目的,充分体现了他匡世济民的入世精神,所以古人说,“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

对此,司马迁认识得比较深刻,他在《史记》中说:“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

可见,邹衍诸论,都是针对当时的统治者,只顾淫侈而不顾社会和黎民的疾苦、只顾眼前享乐而不计后果的现象而发的。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邹衍不是局限于具体问题的针砭,而是从宇宙自然变化的必然过程来指出具体事物的命运。

后人不察其大道,而学其小术,故封建迷信兴,这不是邹衍的错误。“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

五月寒霜

《太平御览》写道,当初邹衍事燕惠王时忠心耿耿,很受惠王的赏识。惠王左右的奸臣小人出于嫉妒,向惠王进谗言,诋毁邹衍。惠王信以为真,下令将邹衍抓起来关进监狱。邹衍身受冤屈,仰天大哭,感动了天地,时值盛夏五月,居然下起了寒霜。这可以说是《窦娥冤》里“六月飞雪”典故最早的出处了。

邹衍在政治哲学上多有阐发,在具体政治主张上主要受儒家的影响。司马迁这样评论道:“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这显然也是儒家的思想。另外,邹衍说的“整之于身,施及黎庶”,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相类似。

除了在稷下讲学之外,邹衍一生中还到过魏、赵、燕等国,所到之处尽受礼遇,显赫一时。到魏国时,魏王出城迎接,执宾主大礼;到赵国时,平原君亲自用衣袖为其拂席,足见对邹衍的敬意之重。邹衍到了燕国,燕王用衣服围起笤帚,一边倒退着一边扫地,以免尘埃落到邹衍身上;还特地为邹衍修建了一座碣石宫,亲自去向邹衍求教,并请他给贵族子弟讲学。邹衍在当时的名气,由此可见一斑。

■ “邹衍吹律”和“驳白马非马” ■

邹衍在乐律学方面也颇有建树。《汉书》中记有“邹子乐”四章,名为《青阳》《朱明》《西颢》和《玄冥》,注释说:“春为青阳,夏为朱明,西颢为西方少昊,玄明为北方之神。”这四章乐曲,大概是邹衍为天子明堂制度所创作的音乐。

由于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具有浓厚的神秘因素,所以关于他“吹律测气”的记载也染上了不少神话色彩。如《艺文类聚》卷九引刘向《别录》说:“邹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邹子居之,吹律而温气至,而谷生,今名黍谷。”后人将上面几句简短的叙述,演绎为一个传奇故事。

有一年春天,邹衍到渔阳郡(今北京密云境内),见此仍是冬天,寒气太盛,草木不长,百姓生活很苦。他就登上郡南的一座小山,吹起了律管,演奏春之曲,一连吹了三天三夜。之后,奇迹出现了。暖风朝小山吹来,阳光明媚,冰消雪化,树叶绿了、花儿开了。邹衍还把良种分给农民耕种,这一年百姓们五谷丰登。

后来,百姓为了纪念邹衍,便把他吹律管的小山定名为黍谷山,并在山上建了一座邹夫子祠,旁边还立了“邹衍吹律旧地”的石碑。邹衍教百姓识别良种的地方,则建起了一个小小的“别谷院”。祠前还栽有两棵名贵的银杏树,至今已两千多年了,依然枝繁叶茂。后来此地便成了密云一景,叫“黍谷先春”。

“邹衍吹律”的传说在汉朝许多诗文里都有记载。诗仙李白也曾写过一首《邹衍谷》的诗来称赞邹衍的精神:“燕谷无暖气,穷岩闭严阴,邹子一吹律管,能回天地心。”明朝密云城建成后,在百姓的提议下,官府便在东门外修了邹夫子祠,重新立碑,碑文仍是“邹衍吹律旧地”。百年以后,祠庙毁坏,石碑也不知所踪。明万历年间密云新城建成后,经过官民的努力在原处又建祠立碑,这块碑一直保存至今。

“邹衍吹律”的传说至今还流传在密云大地,百姓一直怀念着这位关心人民疾苦的先贤志士。邹衍吹律而生五谷向来被认为是无稽之谈,其实不然。

以律测气

“律”在我国古代不仅是一种乐器而且是一种测气仪器,以律测气而形成的律吕学是我国古代独有的一门学科。其方法是用十二根竹管或铜管(按照一定尺寸比例制成)定出十二律,作为占验节气变化的仪器。邹衍从燕国纬度较高、气候寒凉的特殊条件出发,吹律测出该地的温度和湿度,进而确定播种期和无霜期,指导当地人民进行农业生产,从而使不毛之地长出“黍谷”。

此外,邹衍对于逻辑学的目的和方法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中记载,邹衍出使赵国,正巧遇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毋子等人以“白马非马”为题进行辩论。平原君就此事征求了邹衍的意见。邹衍认为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之辩纯属“辞正”,虽然对于弄清个别和一般的关系有益,但是它却违反了“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的逻辑准则,以致产生“辞胜于理”的弊端。平原君十分认同邹衍的说法,于是便罢黜了公孙龙。

■ 新地球观——“大小九州”说 ■

邹衍通晓地理之学,大胆地提出了天下分为“大小九州”的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

“盖天说”和“浑天说”,是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邹衍的“大小九州”说就是受了浑天说的启发而创立的。

战国时代我国的航海水平已有所提高,人们对中国东部海域内的陆地或岛屿已经有所了解,加上齐地滨海的自然环境,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燕齐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灵感,开阔了他的思路,使他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做出了大胆的推测,创立了“大小九州”说。

邹衍说:“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

很明显,邹衍认为,当时的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分小九州,也就是大禹治水时所序列的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九个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组成一个更大的州,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而这最大的州也有九个,以此推论出当时的中国只不过是世界的1/81。

大九州

东南神州曰农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东北薄州曰隐土,正东阳州曰申土。纬书《河图括地象》则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一,东南神州曰晨土,正南卬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开土,正中冀州曰白土,西北柱州曰肥土,北方玄州曰成土,东北咸州曰隐土,正东扬州曰信土。其二,“昆仑之墟,下洞含右,赤县之州,是为中则。东南曰神州,正南曰卬州,西南曰戎州,正西曰拾州,中央曰冀州,西北曰柱州,正北曰齐州,东北曰薄州,正东曰阳州。”

在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地球以前,“大小九州”学说无疑是“闳大不经”的,王充评价邹衍的大九州说“此言诡异,闻者惊骇”。《盐铁论·论邹》中也批评大九州说“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但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发展,海外各国与中国往来的日益频繁,“大九州”说的价值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元代的张翥在《岛夷志略·序》中说:“九州环大瀛海,而中国曰赤县神州,其外为州者复九,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能想通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此邹氏之言也。人多疑其荒唐诞夸,况当时外徼未通于中国,将何以征验其言哉!汉唐而后,于诸岛夷力所可到,利所可到,班半史传,固有其名矣!”

薛福成所撰《出使四国日记》也说:“昔邹衍谈天……司马之长谓其语宏大不经,桓宽、王充并讥其迂怪虚妄……今则环游地球一周者,不乏其人,其形势方里,皆可核实测算,余始知邹子之说,非尽无稽。或者古人本有此学,邹子从而推阐之,未可知也。”

以上是对邹衍的大九州说的客观评价。其实,邹衍在距今2300多年前就预言了大洲和大洋的存在,比欧洲学者对地球做出相似的预测早了近1800年。

其“大小九州”说虽然是以主观推测为主,缺乏严密论证和科学判断,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无疑突破了人们狭隘的地理观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探索域外的热情。更何况,他那种以小推大的思维方式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 《月令》——战国阴阳家的杰作 ■

《月令》,《吕氏春秋》收录了其全文,作为垒书之纲;汉初儒家则将其作为儒家经典,收入《礼记》中。实际上,它是战国时期阴阳家的一篇杰作。

《月令》中的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结构。其中,太阳具有决定的意义,位居最高层。太阳的运转形成了四时,四时各有气候特征;每时又分为三个月,也各有征候。与四时相对应,有相关的神;与月相对应,每个月有相应的祭祀礼制。

四时变化还受五行的制约。五行与四时的运转相配合,春为木,夏为火,秋为金,冬为水,土被放在夏秋之交,居中央。再下一个层是人事活动,如生产、政令等。在上述结构中,人事要受到太阳、四时、月、神、五行各种力量的制约。

顺应自然

根据《月令》的观点,包括帝王在内的所有人,都不是绝对自由的。人的自由首先表现在顺应自然上,其次才表现在利用自然上。故令应以生产规律为依据,应有益于生产的发展和正常进行,而不应站在它的对立面破坏它。

《月令》总结了农业生产的规律: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其中还开列了一个政治月程表,提出了政治活动总的指导原则,即“凡举大事,毋逆天数,必顺其时,慎因其类”。天数即基本规律,这里指阴阳之交、日月之变、五行之德等。

春季为木德,万物开始生长。所以,春天政令的基本精神是“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在生产上,要修封疆、分配土地、兴建水利、禁止伐木和杀生、保护山林地泽;对人民,要救济孤贫、赦罪犯、禁止起徭和用兵等,这一切都以助生为特征。

夏季为火德,是万物繁荣的季节。与此相适应,夏天的政令一定要能佐助万物生长。为此要讲求礼乐、选拔人才;夏季严禁兴土木;为了鼓励生产,要命令臣属“劳农劝民,毋或失时”“命民勉作”。

秋季为金德,有肃杀之意,万物开始凋零。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应注重武和刑。要选练武士,征讨不义,修订刑罚,决狱讼,戮有罪,但要做到“端平”。秋天可以动土功,如修建城郭等。

冬季为水德,万物闭藏。与此相适应,要加强治安管理,惩治罪犯。“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山林开禁,但要掌握分寸,不得乱砍滥伐。对诸项事业进行年终检查和统计,如检查百工产品,统计人民、土田之数,以做好备耕工作。

土德不配四时,而居于夏秋之交,起协调四时的作用。与土德相应的,只有一些礼仪规定,没有具体的政令。土虽曰“中央”,实处虚位。

如果违背上述程式,必将受到惩罚,不有天灾,必有人祸。“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阴阳家认为,天人和谐是人类生存的基本保证和先决条件,一切人类活动必须保证天人和谐,而不能破坏它,这反映了农业经济的要求。阴阳家们努力探求事物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类分的方式将事物贯穿起来,借以掌握事物联系的链条。这其中既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又有不少荒诞之论,一定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