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法对这个“炀”字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日炀，去礼远众日炀，逆天虐民日炀。杨广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于像陈叔宝这么一个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人而言，再也没有哪一个字比“炀”字更适合做他的谥号了。十几年后，新朝大唐皇帝李渊和他的大臣们也是出于与杨广完全相同的想法，给了他“炀”字的谥号。
结果，陈叔宝所得到的“炀”字并没有被后人记住，反而是杨广的“隋炀帝”谥号最终得以“流芳百世”、兆民皆知……
倘若杨广地下有知，对历史跟他玩弄的这个黑色幽默会作何感想?
当然， “隋炀帝”是后世的叫法，杨广给自己的定位和期许一直是——千古一帝。
登基的第二年春天，雄心万丈的杨广就把帝国的年号定为“大业”。
一切都已禁钢得太久。 一切都已压抑得太久。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深藏在杨广胸中多年的那些野心、梦想、激情、欲望，乃至对种种唯美与奢华之物的钟爱之情就像严冬过后突然解冻的河流、又像春天枝头瞬间绽开的蓓蕾一样，开始在满目春光的天地之间尽情地奔涌、骄傲地怒放……
——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杨广下诏，命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负责大规模营建东京洛阳。诏令一下，一举投入这个大型建筑工程的工匠民夫就多达二百万人。
——就在这个隋帝国开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破土动工仅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随即发布。杨广命尚书右丞皇甫议，征调河南、淮北各州的男女民工一百多万人，开始夜以继日地开凿“通济渠”——自洛阳西苑引导谷水、洛水注入黄河；再从板渚(今河南荥阳市北)引导黄河水，经荥泽(今河南郑州市西北)注入汴河；继而又从大梁(今河南开封市)的东面引导汴水进入泗水，最终汇入淮河。同时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几万人浚通古邗沟，再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引淮水南下，至扬子(今江苏扬州市南长江渡口)注入长江。
——开凿大运河的命令刚刚发布九天之后，杨广再命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前往江南，负责制造大型龙舟及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船舶数万艘。
——大业元年五月，豪华的洛阳西苑开始兴建。此苑方圆二百里，里面开凿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海；人工海上筑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高出水面一百余尺，山上的亭台楼阁星罗棋布。苑北有龙鳞渠，蜿蜒曲折注入人工海。沿龙鳞渠两侧筑有十六座离宫别院，宫门正对波光粼粼的渠水。每院各由一位四品夫人负责管理。十六院中，堂殿楼观鳞次栉比，极尽奢靡华丽之能事。
——大业元年八月，杨广开始南巡，从洛阳的显仁宫出发前往江都。杨广所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上有四层。最上层有皇帝接见百官的“正殿”，有供皇帝休憩的“内殿”，有供百官办公用的“朝堂”；中间两层共有房间一百二十间，皆用黄金璧玉装饰；下层供宦官宫女居住。皇后萧氏所乘坐的称为“翔螭”，规模比龙舟略小，但装饰毫无二致。其余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外宾乘坐的各种船舶有数干艘，供禁军官兵乘坐以及装载各种物资的还有数干艘。军队船只由士兵自己拉纤、不配民夫，可即便如此，总共动用的拉纤民夫还是多达八万余人。
这支规模空前的盛大船队首尾相接二百余里，骑兵在两岸护行，水陆各色旌旗迎风招展，与壮丽的山川交相辉映。船队所经州县，五百里范围内的各级官府都要进贡食品，有的州甚至动用了一百辆牛车来装载和运送。各地所献均为精美昂贵的山珍海味，可每次起程之前，还是有大量吃不完的食物被抛弃和掩埋。
隋炀帝杨广就这么恣意挥洒着隋文帝杨坚在位二十四年问为他积存下的雄厚的国力、财力和民力。这个一向以恭敬节俭示人、以审慎克己著称的杨广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道接一道的政令让隋帝国的各级官吏应接不暇；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工程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疲于奔命；一次比一次更豪奢的出手不禁让天下人心惊胆战、目瞪口杲。
原来——这才是真实的杨广!二十载的克制和隐忍终于在一夜之间引发了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杨广就被正统史家贴上了“好大喜功”、 “穷奢极欲”、 “荒淫无道”的标签，并最终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在杨广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简单理解为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因为在他心中很早就埋藏着许多远大的政治理想和宏伟的盛世蓝图。一旦君临天下，他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并且迫不及待地让它们成为现实。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杨广为什么要营建东京洛阳，并使其取代长安(大兴)成为隋帝国新的政治中心?
关于这个问题，《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据《资治通鉴·隋纪》记载，杨广刚登基不久，就有一个叫章仇太翼的术士向他进言： “陛下的命属木，而雍州(京畿长安)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且谶语有言： ‘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
这个术士的一番蛊惑之词说动了杨广，于是他几天后便下诏营建东京。然而，杨广这御极之初第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果真是出于迷信和无知吗?耗费无数人、财、物力重建一个新洛阳，仅仅是因为术士的一句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 “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做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结合部的洛阳营建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一隅迁移到中原地区，就是势在必行之举，是隋帝国的长治久安之计。一旦迁都洛阳，则“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不但在政治上意义重大，而且对促进南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融也有深远的作用和影响。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隋书·炀帝纪》)这段话的意思是： “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目，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贯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两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
对历史来讲，这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 大运河似乎什么都是。 可它似乎什么也不是。 如果我们坚决要追问：大运河到底是什么?杨广开辟大运河到底是功是过?那么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大运河确实是关乎当时社稷民生的一项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通济渠”、 “永济渠”、 “江南河”，加上隋文帝时期开辟的“广通渠”，地跨南北、横贯东西，沟通了渭水、黄河、淮河、长江四大流域的航运。其全线开通之后， “商旅往还，船乘不绝”(《旧唐书·李勣传》)，极大地便利了民众往来、商业流通和国家漕运，推动了南方地区的城市开发，繁荣了社会经济，同时促进了南北两地的文化融合。唐人皮曰休在《汴河铭》中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然而，毋庸讳言，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百万民工的累累白骨之上的。大运河的三期工程，包括营建东京的工程，所征调的数百万民工全部是无偿劳动，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充役。体能的严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条件的恶劣，医疗和劳保措施的缺位，这一切共同导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据《资治通鉴·隋纪四》称：“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十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相望于道。”《隋书·食货志》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
一群又一群汗尽血干的民工就这么倒在了自己挖掘的沟渠内。
日后，当杨广乘坐大型豪华龙舟从这些民工的白骨上驶过的时候，他除了被自己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所陶醉之外，除了听见乐曲般的潺潺水声从自己的耳中曼妙地流过之外，他是否还能听见那些痛苦无告的灵魂所发出的卑微啜泣?
他肯定是听不见的。
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帝王。
即便听见了，杨广也会置若罔闻。
因为如同蝼蚁一般的万千子民无法理解杨广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杨广看来，他们其实也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
唐朝的皮日休说：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
皮日休是矛盾的。
明朝的于慎行说：隋炀帝“为后世开万世之利，可谓不仁而有功矣!”
不仁而有功?于慎行也是矛盾的。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辟的大运河，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秦始皇与隋炀帝也无一例外地成了“暴君”与“独夫”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大暴政，却催生了后人眼中的两大文明瑰宝。
当时使用的手段越是残忍、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昂，所催生的历史瑰宝就越发璀璨、越能吸引后人崇仰的目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恶之花”。 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七、盛世蓝图上的小小斑点 杨广一直在奔驰。 他一直昂着下巴，目光与天空呈华丽的四十五度角，一刻不停地驾驭着帝国马车风驰电掣地朝前奔驰。
他似乎不用看也知道，前方就是传说中的太平盛世、人问天堂。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到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间，杨广除了在内政上完成一系列重大举措和巨型工程外，又把自信的目光投向了八荒四夷，以雷霆万钧之势展开了一连串对外扩张和强势外交：先是宣威突厥，击破契丹，征服吐谷浑，交通西域；继而又经略海外，南平林邑(越南南部)，东征流求，宣慰赤土(约在今马来半岛)。中国的赫赫声威一时问远播四夷，真腊(约今柬埔寨)、婆利(约在今马来半岛)、倭国(今日本群岛)等国纷纷来朝，向隋帝国称臣纳贡。
做这一切的同时，杨广也一直马不停蹄地在这个帝国的四面八方巡视。他最鄙视的就是那些“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的帝王，所以，他要用自己的目光去丈量这个帝国每一寸瑰丽的山河，他要零距离地去感受并触摸自己亲手缔造的宏伟基业，他还要用帝国雄壮而盛大的军容去震慑四夷、鹰扬国威……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杨广第一次下江都。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杨广第一次北巡，经涿郡、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到达东突厥启民可汗的王庭(阴山山脉北)。
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杨广二次北巡，从洛阳前往五原郡(今内蒙古五原县)，出塞巡视长城。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杨广西巡，经扶风(今陕西凤翔县)、过星岭(今青海西宁市北)、出张掖，翻越燕支山(今甘肃永昌县西)，直抵海拔四千米的祁连山的大斗拔谷，视察了河西走廊上这一战略地位最为突出的重要关隘，同时饱览了由雪山、草地和大漠共同构成的壮丽奇谲的西部风光。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杨广二次下江都。
大业七年(公元611年)，杨广北上涿郡，为他筹划已久的一场大规模战争做最后的准备工作……
杨广几乎只用了最短的时间就获得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帝王梦寐以求的一切——社会稳定、人口增长、民生富庶、国力强盛、四海升平、万邦来朝……
一种辽阔而巨大的幸福感猛烈地撞击着他的心扉。
一幅名为“大业”的盛世蓝图就这么光芒四射地展现在杨广和所有世人的面前。
如果杨广就此收手，如果这驾疯狂奔驰的帝国马车就在大业七年适可而止地打住，那么杨广绝对不会成为二世而亡的“隋炀帝”——从而在历史上留下千古骂名。
如果杨广懂得什么叫“居安思危”、 “物极必反”，如果他懂得珍惜物力、体恤民情，那么帝国马车绝对不会在短短六年后一头跌入万丈深渊——从而摔得粉身碎骨。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可惜杨广之所以是杨广，就因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完美主义者、一个充满乌托邦色彩和浪漫主义激情的骄傲帝王!
杨广之所以在大业七年下决心打一场开国以来最大的战争，就是因为这个独步古今的完美主义者在那幅接近完美的“大业”蓝图上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斑点、一个微微的瑕疵。
这个斑点就是——高丽。
这个瑕疵就是——高丽不愿向隋帝国臣服。
作为一个从出生到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愿望不能满足的天之骄子，作为一个自从登基以来几乎无往不利无所不能的圣明帝王，杨广绝不容许这个东北边陲的小国胆敢挑战大隋帝国宗主国的地位、胆敢蔑视天朝的权威!
可它偏偏就挑战了、蔑视了。
早在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丽王国就曾跨过鸭绿江入寇辽西，同时“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并暗中联络突厥，企图共同对抗隋朝。高丽的军事挑衅严重威胁着隋帝国的边境安全，极大地激怒了隋文帝君臣，举国上下都发出了征服高丽的呼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隋书·刘炫传》)
开皇十八年六月，隋文帝下诏废黜了高丽王高元的王位，命汉王杨谅、尚书左仆射高颎、将军周罗喉等人率水陆军三十万人征讨高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