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没有名字的身体
1992700000017

第17章

一天夜里,我被突然袭来的尖锐腹痛弄醒了。黑暗中我伸手到腿间,摸到了一大片粘稠温热的液体。我头脑清醒地想,我保不住肚里的孩子了,这个用生命打扮了我、让我鲜艳和漂亮的孩子。

在疼痛的间隙里,我起床,穿上外衣,摸索出门,独自往医院走。我穿过睡意沉沉的楼道,走下灯光昏暗的楼梯,打开传达室的小木门,走到街道上。没有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自行车,我只能一个人挣扎着走。疼痛袭来时,我在路边蹲下,或者跪着,蜷着,反正没有人看得见。血水顺着我的裤腿往下流,鞋帮和鞋底都浸得湿透了,粘滑得走不成路。我汗如雨下,喘气如牛。

最后是街道上早起的保洁工发现了我,把我用垃圾车送到医院。

我的孩子已经成了形,医生告诉我,的确是一个女婴。

我把长途电话打到母亲的医院里,告诉她接踵而来的这两个噩耗。我母亲显然被我的消息打蒙了,足足有两三分钟的时间她没有说话,电话里只听见呼呼的喘气声。后来她就发出一声压抑的长嚎,她像我们那一带农村里哭丧的女人们那样,用唱歌一样的哭声哀怜我:“你怎么就这么苦命噢!”她忽然想起似的,止住哭声嘱咐说:“你等一等啊。”

我等了几分钟的时间。母亲从外科病房里叫来了我父亲。母亲认为这样的事情太重大,必须要父亲出面说几句话。父亲在奔过来接电话的一路上已经听母亲说了原委,所以思想是有准备的,他拿起电话后先喘气,喘得能开口了之后告诉我:“你别着急,我马上买票去北京。”

我让他不要来。我说一切事情都已经处理结束了,来也是白花钱,没有什么意义。我说我自己能够挺过去。父亲在这时候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坚决,他打断我的话,斩钉截铁地宣布:“钱的事情你不要管,我是肯定要去的,这个时候我要是不去,你还要父亲干什么?”我母亲也在一旁说,是要去,去了让孩子对着家里人哭一哭,也是好的。母亲大概还惊讶我在电话里为什么没有哭。

父亲放下电话之后,心急火燎地奔北门车站买长途汽车票,结果忙中生乱,下台阶的时候一脚踩空,一屁股坐倒在地。过路人把他扶起来时,他发现他走不了路了,踏空的那只右脚顷刻间就已经红肿起来,脚趾头碰不得任何东西。拍片证实脚骨骨折。我父亲当场又气又急,恼恨得即刻抽了自己一个嘴巴。

父亲的右脚打上石膏躺到了床上,需要有人照顾。哥哥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夫妇两个习惯了做甩手掌柜,离了我母亲就不知所措。妹妹在幼儿园,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容不得她请假。我母亲这一急,眩晕的老毛病再次发作,跟着躺了下来,看见人影晃动都能够吐得昏天黑地。

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边一个躺倒在床,心里面想着我可怜我,又不能够很实际地帮助我。

可以想像出那段时间我家里的混乱情况。

我妹妹给我打电话,再三再四地请求我原谅。她说家里人这时候不在我身边是罪过。我告诉她,别的不要多想,照顾好父母最重要,他们年纪大了,经不住打击的是他们。妹妹问我,你真的能撑住,真的不需要我们去?我沉默了好一会儿,说,对你讲一句真心话,不知道你能不能相信?我对骆京生的感情,恐怕没有你们想像的那么深。

我妹妹轻轻地“啊”了一声,就放下话筒。毫无疑问,她被我内心深处这个近乎邪恶的念头吓住了。

他在这时候赶到北京来,是我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他来之前没有买到票,用月台票混上车,补了张站票,二十多个小时,一路站到了北京。

我蹲下去,掳起他的裤腿,用食指在他肿胀的腿踝上按出一个浅浅的坑。他的腿因为充血过度,整个下半截都是紫红的,紫中带青,那个坑按下去之后,铜钱大的一块白色就清晰地显现出来,许久不散。

我抱住他的腿,额头抵在他的膝盖上,无声痛哭。我失去女儿的时候没有哭,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也没有哭,却在他的面前哭得一发不可收拾。我也不知道我是心疼他,还是心疼骆京生,抑或是心疼我自己。我埋了头,肩膀抽动着,全身都在颤抖。我真想让自己就这么缩成一团,蜷起的蛹一样,从此不再打开身体,不必再无望地面对世界。

他不准我再哭下去。他说我刚刚流了产,哭多了对眼睛没好处。他把毛巾搓软之后擦我的眼泪,叮嘱我要学会照顾自己,一定要好好地照顾自己。

我紧紧地抱住他,不想再说一句多余的话。

他带来了两只活的乌骨鸡,准备给我炖汤喝。我们家乡的老风俗,生孩子和流产都要喝鸡汤。他告诉我,是他妻子的亲戚到省城出差,在他家里吃饭,闲聊时说到了我的事,他才知道一切的。他第二天一早匆忙上火车,除了这两只鸡,没有来得及买别的。

想像他一个大男人,带着两只活鸡到北京,一路上要忍受别人的多少不屑和鄙夷。我这样问他的时候,他只是笑了笑,什么都没有告诉我。

他把鸡拎到我们单位的食堂里,自己动手杀了,开膛破肚,一只当即就煨了汤,另一只存放在食堂冰柜里。他把桌子移到我的床前,看着我坐在床边喝汤吃鸡肉,不允许我有一点点浪费。他说他已经跟食堂大师傅打过招呼,过三天再给我煨那另外一只鸡,到时候我只要去食堂连锅端回来就行。我放下喝汤的勺,惊慌失措地问他:你就要走了吗?才来了一天就要走?他无以为答,摸摸我的头,转过了脸,不再看我的眼睛。

他中午才敲我的房门,陪我度过了短暂的一个下午之后,要赶当晚的夜车走。临别之前我们面对面地坐着,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我觉得这样灵魂相依的时光也很好,比肌肤相亲的疯狂又有别样的好,所有的思念和嘱咐都通过手的相握传递过去了,我们是一定要为彼此好好活着的。

他最后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还是回来吧,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在北京。”

冬季来临前,我调回省城,到出版社上班。八十年代中期,大学生还是国家的宝贝,到哪儿都会有人抢着要。我自己给出版社写信,说了我的学历和情况,毛遂自荐,他们很快回信,同意接收。到手续办妥,前后不过两三个月时间。

火车到站是在中午。站台上两边都停着车辆,汽笛声遥相呼应,车肚下喷出的白汽在湿滤滤的铁轨间盘旋,有一股陈旧和污浊的气味。远行的人们拖儿带女,行李都靠肩扛手提,一个个如同负重的骆驼。站台上的小推车里摆着零星的一些小食,售货员头发烫得像鸡窝,脸颊上长满冻疮的红斑,有一声没一声地吆喝着,胳膊肘撑在玻璃的食柜上,漠然注视着潮水般拥挤的人流。

一个陌生的年轻人,穿着米黄色尼龙滑雪衫,高举了一块接人的纸牌,逆人流而站,被行人和行李挤得东倒西歪,却还一心一意地坚守岗位,昂着脖子四下张望。

纸牌上居然写的是我的名字。

犹犹豫豫地走过去,我问他要接的人是不是我?他看我一眼,嘴巴一咧笑起来,确信无疑地点头,把纸牌揉一揉,揣到衣兜里,伸手去接我的旅行包。你就是我们所长的表妹?北京来的大学生?啊啊,北京很冷的地方呢。他没话找话地跟我寒暄,又自我介绍说他是所里的办事员,所长本来是要亲自来接的,不巧赶上厅里有个重要会议,早晨刚刚通知,非参加不可,只好把他派来代劳。

一看你就知道你是我们所长的亲戚,你们的眉眼长得很像。他很有把握地下了结论。

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他已经调离学校,是省化工厅所属化工研究所的副所长了。

我被那个殷勤的办事员剥夺得两手空空,只剩下肩头背着的装各种证件和票据的小包,在人流的裹挟中艰难出站。天虽然阴沉沉的,车站广场边的梧桐树叶已经落尽,风吹在脸上却没有刀割样的疼痛,脚下的泥土依然潮湿和松软,这就是南方跟北方的区别。

我几乎是一出站门就看见了他,他骑着自行车,飞一样地从远处穿过广场向我们冲过来,一路上引得好些人对他回头瞪眼,那样的莽撞、急迫和冒失,一点也不像他那个年纪和身份的人。他跳下车之后呼呼喘气,满头冒汗,一边笑着庆幸,总算赶上了这一趟车。接下来他忙着把办事员手中的行李往自行车后架上装,惊讶我怎么只带回了这一点东西?我告诉他说,大件的行李直接托运到单位了。他回头招呼办事员,说是既然这样,不必劳烦两个人了,他一个人送我过去就行。办事员真心真意地赞叹一句:所长对老家来的人真是好。

他让我坐车去出版社,下车再跟他会合。我说,如果路程不算太远,我愿意跟着他走过去。我们就一起走,他走在自行车的左边,双手推着车把,我走在车的右边,一只手搭在车座上。我的心里很安逸很平静,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从此再不会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了。我故意地落后小半步,好偷偷看他侧面的脸,他脸廓的每一根线条都是柔和的,让我心里温暖的。他的肩膀端得很平,耳后的发际线清清爽爽,颈部的肌肉依然结实和流畅。他每走一步路,身子会轻轻地往前耸一耸,很有节奏,是他一惯的沉稳和优雅,那样一种处变不惊的安详,永远都能够把握自己的自信。

我把搭在车座上的那只手移过去,放在他的手背上。我的心里因为快乐而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