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没有名字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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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头骨尚未经过人工处理,又在麻袋里闷得久了,打开之后一股恶臭,熏得我翻肠倒胃,险些呕吐。我奔到门外喘气,他追过去,满脸得意地告诉我,为得到这个头骨,他一个人喝下去三瓶青稞酒,还吃掉了一小截用生牛血灌制的血肠。他说,同去的报社同行都想要这个头骨,可最后都败在了他的手下,因为除他之外没有人敢碰那种血肠。有一个搞美术画家的硬了头皮咬一口,结果吐得翻江倒海,藏民朋友很不高兴。

他说到这里,我已经忍不住,跟着也吐了。他没想到我的反应会有这么激烈,连连道歉,又奔回房间里,把那个腐臭的头骨搬到楼梯杂物间暂存。我说这不行,要是臭味漫溢开,全楼的邻居都会提抗议。他想了想,就把头骨搬到水房里,拿洗脸盆打水往上冲,再拿刷子刷,一遍又一遍,直到鼻子凑上去闻不到异味。然后他拿一把小刀,在水房里蹲着,把头骨缝里残存的肉屑剔得干干净净。这还不能最后算数,他说,人家告诉他了,如果没有特制的药水来保养,那就放在大锅里煮,煮透了,日后就不会发臭生虫。我说这么大的头,这么长的角,哪有合适的锅来煮?他就笑,让我别管,他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再简单不过,半夜潜进我们单位的食堂,拿熬粥的大锅烧开了一锅水,把牦牛头骨侧着浸下去,先煮左边一半,再捞上来,煮右边一半。我在旁边看着他忙,一边提心吊胆,生怕有人闯进来拿个正着。他煮完头骨,我用碱水把那口锅仔细涮了三遍。第二天早上去打粥,我仍然是做贼心虚,眼睛不敢往那口锅里看。打到粥之后,我举在鼻子下闻了又闻,没有闻出可疑的异味。纵然如此,那盆粥我还是吃不下,偷偷拿出去倒了。

打理干净的牦牛头骨真的很漂亮,弯弯的牛角在生命死寂的时候还是一副怒气冲冲的样子,想像这牛当初活着时,又会是怎样的威风和霸蛮!

骆京生一直在琢磨怎么把煮过的牛角弄出光泽来。刷鞋油,涂清漆,还是打蜡?他准备把他这个伟大的战利品用来装饰新房子。他说,可惜这牛角不是最完整,左边的角缺了一个尖,也不知道是牛活着时打架打折的,还是死了之后被人割头时不小心碰坏的。他说他在西藏时就已经跟一个藏族朋友预约过了,让人家得空时帮他寻摸一副更好的,完美无缺的,下次他再去西藏,把那个好的带回来。他一边拥着我,亲我的眼睛,一边含糊不清地说,他一定还会去西藏的,西藏太伟大了,那不是人住的地方,是仙境,是天堂。他一定一定还会去的。

他问我: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也许吧。我说。我又说,这不是能够由我自己决定的事。

机关的工作重心就是材料。起草材料,打印材料,校阅材料,宣读材料,学习材料……循环往复,永远都没有结束的时候。材料统治了我们的全部生活,我们也彻底被材料武装了头脑。我们说话使用的是材料语言,思考遵循着材料中的思想,下班后延续着上班写材料的习惯,就连呼吸都会喷出材料的气味。在堆积如山的材料的包围中,我们面色苍白,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吐气污浊,目光恍惚,语言无趣。我们一天天地疲惫和厌倦,僵化和衰老,封闭和狭隘。我们日复一日地重复那些有限的文字,纲举目张,先提论点再作论证,三段式四段式,观点鲜明举例鲜活,结尾拎起来,激情洋溢鼓舞人心……如果领导首肯同事欣赏,我们会神志飘飘如饮甘泉。我们在辛苦的劳作中等待表扬,等待升迁,等待加工资,分房子,等待头儿退休之后能作替补,也等待有机会外放一任然后重新杀回。

我们是一群为材料活着的人。

中午在办公室休息时,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他大概是从大街上的电话亭里打过来的,背景声异常嘈杂,我听到了一个北京大妈骂人时爆豆般的一串词儿,两个孩子打架的哭声,汽车发动机的轰鸣,甚至还听到了稍远处摊贩卖东西的吆喝。

“我在北京。”他平静地说了这么一句。

我的心里有轰隆的一声爆炸。接下来,我再也听不清他说了些什么了。我听见了也跟没有听见一样,因为我的大脑成了一个旋转的陀螺,一边飞速地转动,一边又像羽毛一样随风摇摆,轻轻地飞升。我的拿话筒的手在发抖。我的整个人都在发抖,肌肉和骨节簌簌地摇动。

我要见你。我说。

他温和地告诉我,恐怕来不及了,他已经到了火车站,火车就要开了。

我想要见你。我哽咽起来,泪水已经模糊了我的眼睛。

他说他其实昨晚来看过我了,他没有上楼,就站在街对面的屋檐下,看我宿舍里的灯光。他说我穿着一件黄色的毛衣,头发有点长,扎在脑后,不是全部扎起来,只扎了头顶一部份,下面是披着的。这种发型很适合我,清纯,又不张扬。别的我没有什么变化,好像胖了一点,也可能是灯光的原因,灯光底下看人总有点虚幻。

我不能不见你一面。我泪眼模糊地重复这句话。

我还看见了你的男朋友,他说,也是隔着窗玻璃看见的。他的个头真有那么高吗?好壮实的一个小伙子!他看上去很爱你,对你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说明他心地纯和,天性快乐。我很放心,感觉你们会很幸福。我真的是盼望你能够幸福……

我想见你……我听不见他说些什么,也不要听。我放下话筒,不顾一切地奔跑下楼。一口气奔到街口车站,忽然想起皮夹子没带,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全身的汗水哗地一下子就冒出来了,头昏脑胀,几乎再没有走动一步的力气。我挣扎着回到机关,在门口找传达室的大爷借了一辆破旧自行车,骑上去,嘎啦嘎啦地往火车站的方向蹬。我平常很少骑车,技术生疏,一路上歪歪扭扭频繁出错,车轮划着弧圈,龙头不长眼睛,还忙中出错闯了两次红灯,引来抱怨和咒骂声不断。我不敢解释也不敢回击,生怕一不留神又出更大的错误。我摔伤了自己没有关系,摔坏了这辆破车也没有关系,只要能赶到火车站。我只求在火车启程之前赶到车站。

可是我还是迟了一步,南下的火车在我的视线里鸣着汽笛飞驰出站,留下灼热的车轮和铁轨磨擦的气味。

春节,我母亲带着我妹妹到北京来玩。母亲大概接受了上一年春节的教训,不愿意跟她的亲家争我哥哥在大年三十的归属,干脆出门,眼不见为净。

母亲没有来过北京,下了火车就冻得脸红鼻子肿,一个劲地抱怨北方的寒冷。可是等她到了我的宿舍,在烧得发烫的暖气片旁边安顿下来,喝过一杯热茶之后,态度马上又变了,直夸北方好,北方的冬天才是人住的地方,暖气多舒服啊,棉袄都不用穿,脚趾头不会冻得疼,做家务手能够伸得出去,晚上睡觉筋筋骨骨都能抻得开,多好,多好啊。

骆京生把我叫到一边悄悄说话,他说怎么办呢?你妈妈好像坐下来就不肯再出门边了,中午吃饭怎么办?总不能第一天就带她吃食堂?要不我到对街饭馆炒上两个菜,拿饭盒装回来?我说这样最好,你快去吧。

骆京生炒回来的菜,一个是熘肝尖,一个是熘肉片。我母亲吃饭的时候就问我,北京人是不是做什么菜都要勾芡粉,弄得粘乎乎的,才算是好啊?我答不出来。我在北京这么多年,没有上过几次馆子,熟悉的都是食堂里常做的几个菜。骆京生也不懂,他家里虽然是高干,在吃饭问题上比老百姓还要不讲究。

骆京生本来跟我商量好,让我母亲和妹妹住到他新分的房子里面去,反正床是现成的,临时铺上被褥,一点不费事。我母亲不肯,她说我们家乡有句老话:住人家新,一世还不清。别人家的新房子万万住不得。骆京生只好骑车赶回家,扛上他们家的一张折叠式行军床,再骑车送过来。寒冬腊月,他这两趟车一骑,头发根根里都冒汗气。我母亲就喜欢,说他脾气好,勤快,听话。她一点儿都不知道骆京生在我面前的刚愎自用。

母亲带来了她新做的一件深蓝色织锦缎的棉袄,准备在骆京生妈妈请她见面吃饭的时候穿出去。母亲先在我宿舍里试装,穿上棉袄后到处找镜子看,还埋怨我,怎么连个像样的镜子都不买?她偏着脑袋,转前转后地打量自己,问我怎么样?穿到我婆家去,不会丢我的脸吧?母亲在思想上已经认可了骆京生这个人,口口声声把他的家称作我“婆家”。母亲还喜滋滋地说,要是我婆婆也喜欢这种中式锦缎袄,她可以回老家替她做一件,邮过来。“算我送她的礼。”她说。

我母亲身材苗条,皮肤细白,眉眼清秀,穿这样一件深蓝色的合体缎袄,真能够称得上风姿绰约。

母亲还带来了一些家乡土特产,上门时可以不空手,比在北京现买礼物来得更诚心。那些吃的东西体积大,份量又重,难为她和我妹妹千里迢迢背过来。

天太冷,风又大,出了门脸冻得像刀割。云层低垂着,阴霾很重,看样子像是要作下一场大雪。北京的冬天也实在没什么意思,走在东西长安街上,打眼一看,四处都是灰灰的,旧旧的,方方正正古古板板的,连常绿的松柏冬青什么的都蒙着厚厚一层土,不见丝毫生气。母亲只去了一趟天安门,回来就说够了,知道北京是什么样了。转天她哪儿都不肯再去,就坐在家里等,等骆京生母亲请她上门会亲家。

一直等到正月初五,没有任何动静。骆京生倒是天天来一趟,但是他好像也没有请母亲去认认门的意思。母亲很恼火。我也很恼火。母亲连带着对整个北京城都有了看法,认为这样大而无当的城市根本不是过日子的地方。她动员我想办法调回省城去。她告诉我,我父亲有个老病人,这人的儿子在省委做事,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找他帮个忙,像我这样的大学生,调回原籍没问题。我妹妹插嘴说,那我姐夫呢?他怎么办?母亲的神情很肯定:骆京生要是真爱你姐姐,他就会愿意跟她走,到南方生活去。

说完了这句话,母亲和妹妹一齐望着我,像是突然间都被这个念头吓住了似的。

我三十岁的那一年,妹妹的第二个孩子过满月,我回家去吃满月酒。我妹妹跟她的体育老师结婚之后,生下的第一个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动不动就脸发紫,嘴发绀,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的医院也没有能看好,基本上是废人,所以妹妹被准许生二胎。他们两口子过得不容易。

母亲临时住到妹妹家里去帮忙,主要任务是照料月子里的小外孙。母亲在医院工作半辈子,简单的医学护理常识都能懂,侍弄一个婴儿应该说是很有经验的。那孩子生下来就挺乖,吃饱喝足了便睡觉,小脸睡得红朴朴,睡梦中小嘴巴不停地动,偶尔还咧嘴笑一笑,让人怎么都看不够。

母亲看我趴在摇篮边一眼都不肯眨的样,叹息一声说:“你怀的那一胎要是能生下来,现在都能够帮我递鞋拿毛巾了。”母亲还说:“骆京生那个小伙子,猛一看人高马大,隆鼻阔嘴,是个福相,细看呢,耳朵太薄了,不说别的,跟他那张脸庞就不称。人的命,天注定啊。”

我妹妹牵着她那个有心脏病的大儿子,一脸幸福地走过来,责备母亲不该说那些讲迷信的话,平白无故惹我心里烦。母亲振振有词地反驳她,怎么是迷信呢?凡事都是有兆头的,那一年我们在北京,骆京生他家连请我见个面都不请,那就不是个好兆头。做人是不能做得那么绝的。

母亲一直惦记着那件事。年老了之后,她更是喜欢话说从前,有机会就要把古年八代的事情翻出来,说了又说,一点没有意识到她语言中的重复率有多高。

已经一年多了,他的妻子,那个幸运的娃娃脸的女人,她的肾病没有丝毫的好转,却也不见太多的恶化。她可怜的生命就像拧断了发条的钟摆一样,停留在某个时间,静止不动,成了一个无用的摆设。

我无着无落。生命是轻飘飘的,庸常和无趣的,是千篇一律的重复和日复一日的幻灭。机关生活磨去了我本来不多的一点棱角,大学时代的激情和向往早已经烟飞灰灭。很多时候,我默默地龟缩地办公室的一角,听老大姐和老阿姨们谈论物质的涨跌,谈论夫妻间性生活的频率,儿女的学业和公婆的怪癖。偶尔我也会跟着干笑几声。我必须附合着去笑,表示我对她们的话题饶有兴趣,否则我就被这个集体排除在外,永远溶入不了机关的角色。

夜里,独自躺在宿舍的小床上,我的双手会不由自主地伸进内衣,抚摸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皮肤是光滑柔软的,油脂一样腻手,而且起伏有致,连绵不绝。我的手心所到之处,肌肤会有反应,睡醒了一样地伸一个懒腰,而后举目四顾,微笑或叹息。有时候它们会轻轻地波动,风吹池塘泛出的涟猗一样。如果人的皮肤上能长出花朵,我相信我身上长出的会是莲花,粉白的颜色,蜡一样光滑的花瓣,水滴在花蕊中珍珠一样凝结和滚动。

最后,我的双手总是停留在小腹上,绝不再往下探索挑逗。我不想那样。我不能够。在我当年的意识中,做那样的事情是可耻的,令人羞惭的。如果被我的母亲知道,她会对我失望之极,也鄙薄之极。

我会想到他,也会想到骆京生,偶尔还会想到唐仁,袁小圆。我把他们排起队来,打量和比较。要是只能够从中挑出一个做我永远的爱人,我更愿意要谁?结论总是肯定:是他。对于别人,哪怕是骆京生,我的爱恋始终停留在表层,从没有铭心刻骨的认识,没有血肉相会的交融。只有对他,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灵魂和肉体可以同时到达,舒服到丝丝入扣。

夜深了,城市却永远没有安睡的时候。电车的轧轧声每过半小时就在不远的街道上响过一次,先是远远地晃过来,车轮转动中带着城市特有的喧声和喘息,在街口站台缓缓停下,刹车声是沉闷而迟钝的,睡意朦胧的,听上去有梦呓那样的感觉。稍停片刻,梦醒了一醒,车门巴嗒巴嗒嘴,又挣扎着继续往前开去,摇摇晃晃越走越远,被城市中不可知的黑暗吞没。

电车过去之后,遥远的市声再一次潮水一样泛滥上来,充塞了耳膜,脑袋里便有嗡嗡的轻响,这时候,我会惊讶一个城市的精力怎么会如此充沛,日夜喧嚣都不觉疲惫。小街上骑车的行人总是通宵不断,先是下夜班的厨师,服务生,营业员,护士,再是上早班的锅炉工,早点店老板和伙计,菜场的屠户和摊贩,流水线上的作业者。他们在深夜的街道上弄出来的每一个动静都是不同凡响的,带着城市主人的豪气和张扬。他们有时候会自顾自地哼几句小曲,有时候会大声地吐痰,醒鼻涕,咳嗽,还有时候互相碰了面,老远就高起嗓门愉快地招呼,聊几句天气和身体之类的套话,再匆匆分手。夜晚的凉风会把他们的话语传出很远,有了跟一条街上的街坊邻居共享信息的意思。只有他们自己还不知道。他们总以为白天和夜晚没有区别,家里和家外没有区别。他们是一群快乐的人,知足的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呢?风掠过屋顶会有啼哭一样的呜咽;蛙虫的鸣叫是断断续续,神经质一样;露水很重时,滴在屋檐的声音有点沉闷;花朵开败了坠落在地,噗地一声溅起轻灰;偶尔会听见树枝莫名其妙地折断,嘎啦地一响,让人的心跟着掉入深渊。

……

无边的暗夜。无穷无尽的暗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