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小说没有名字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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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他的妻子速死,或者暴死。我做各种各样的梦,梦中是他妻子各种各样死的方式,和死的原因。醒过来的时候,我总是谴责和痛恨自己:我怎么会这么自私这么恶毒这么卑鄙?

因为他,我在心理上是一个罪犯,杀人犯,血债累累,不可饶恕。

正合了梦相书上“梦死得生”那句古话,我越是做那些离奇恶毒的梦,他的妻子活得越是长久。她病病歪歪,很早就退了休,足不出户,药不离口,却奇迹般地活到了五十出头。她死前几个月我去见她时,她依然快乐,像孩子一样撒娇,天真得叫人无法对她生出恨意。

她是真的天真到相信一切吗?对她丈夫和我之间的关系,她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我经常会被自己的疑惧弄得冷汗涔涔。

小旅馆地下室的两天时间是我们最后的盛宴。他没有来过北京,我尽可能多地带他去见识首都的名胜古迹。我们去了天安门,去了故宫,还去了香山和八达岭。寒冬腊月,旅游景区人迹稀少,鸟踪全无,我们行色匆匆,来回奔走,活像一对绝境中的逃犯。我在那两天之中冻得耳端化脓,脸上肿出两块冻伤,白天迎风刀割一样疼痛,晚上暖和过来时痒得直想拿手指挖掉。

夜里,我们在旅馆不那么干净的小床上相拥相爱。没有暴风骤雨般的疯狂,取而代之的是缠绵,怜爱,丝丝入扣的体贴和给予。他每次都把一块毛巾烤在暖气片上,在我精疲力尽的时候,把热呼呼的毛巾拿过来,在掌心里揉得绵软之后,替我擦汗。他把我的脑袋揽过去,贴在他胸口,让我听他心脏的跳动。有时候他索性搬动我的身体,让我叠睡在他的身上,然后他用胳膊和腿圈住了我,像藤缠着树那样。他说,你这样压着我,我心里就踏实了,我会睡得很香。但是我总是不能坚持。我喜欢面对面偎依着他睡,把头蜷在他的肩窝里,一只胳膊绕过他的腰际,搭在他臀部。我要这样抱着他的时候才有安全感。

最后的那天晚上,他问我,还想要他为我做些什么?我说,带我去吃涮羊肉吧,我到北京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吃过这种闻名遐迩的北京美食。我们就在大雪到来之前的黄昏坐车到了“东来顺”。食客很多,我们排队就排了半个小时。之后,由常倌做主,替我们两个外地来的傻瓜要了一斤羊肉,一个炒羊杂碎,外加两个火烧。我们不知道羊肉涮到怎样的程度算熟,就边涮边用眼睛瞄旁边的北京老客。我把涮熟的肉片捞到他碗里,他蘸着芝麻酱尝了一口之后,赞叹说,名不虚传,真的是很香。

吃完涮羊肉出门,下雪了,漫天都是飘舞的雪花,北京城隐到了一个银色的世界之中。冷风吹过来,我觉得胃里有点翻腾,弯腰在树下吐了一地。他跟到我身后,轻轻拍我的背,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吐完之后转过身,扑到他怀里。我说我难受,我很难受。

回到学校,班主任找我问了话,追究我这两天时间干什么去了。我说家里来了几个亲戚,我陪他们逛逛北京。我平常是个乖顺的学生,从不做出格的事情,班主任就相信了我。他提醒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应该把论文抓紧写好,我这样的外地同学,如果想留北京,成绩必须出色。

唐仁也找过我,他说,他还以为我是故意躲起来不肯见他。我冷笑一声说,如果我不想见,大可以对他说明白,干吗要躲?“躲”这个词用得多么猥琐。唐仁就不吭声。他那时候已经有点怕我。我跟他说过了,我不想再把他当弟弟来爱。

大学最后一年的日子过得非常寡淡。唐仁出国以后,我干脆连一丁点的精神寄托都没有了。我不爱唐仁,可是我又习惯了他在我的面前转来转去,做一些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他的离去使我彻底地成了一个沉默寡言者。

毕业分配前的气氛有一点剑拔弩张。留京的名额有限,想留北京的同学太多。有人为避开锋头,一咬牙考了研究生。还有人公开了自己与北京学生或者社会人士的恋情,明明白白地要求照顾。当然也有班上的党员和学生干部,早早地就被各机关物色下来了,此时心定神闲,波澜不惊。

我是个千真万确的幸运者,留京留得我自己都莫名其妙。我的那个名额本来是班里另外一个女生的,可是她在最后的日子里才得知自己被社科院研究生部录取。这样,她的名额空下来给了我。天上只掉下一个馒头,居然就砸到我的头上。

离开学校的那天上午,宿舍楼里混乱得像一个难民营,门窗洞开,垃圾遍地,书籍纸张成捆地堆在楼梯口,绳子上晾着的很多旧衣破袜找不到主人,就那么在冷风中招摇地飘拂,更多的饭盆、脸盆扔在盥洗室里,人走进去没处下脚,踢出一片咣啷啷的声音。

我们宿舍的几个北京同学,昨天家里就来了人,把她们连人带行李接走了。我必须在今天离开,到我的新单位报到。一早起床,我收拾东西,给行李打包。我在床上摊开一片床单,把垫的和盖的两床棉被放上去,紧紧地迭成方形,包上床单,再用麻绳捆扎。麻绳是新的,我昨天刚从小卖部买回来,因而硬梆梆不听指挥。交叉绳头打结的时候,我如果不用劲,行李包是散的;我稍微一用劲,绳头就从我的手里滑开去,甚至还会弹起来打在我脸上,麻飕飕地疼。当我把全部身体扑到床上去压紧行李时,行李也欺负我,我一屁股坐上去,行李乖乖地缩成一个小小的卷筒,我屁股刚一离开,全部棉被哗地就弹开了,散成一摊。我折腾得满头大汗,心火直窜,只恨手脚太不够用。

有人走到了我的宿舍门口,敲门。我在捆扎行李前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狼狈,事先就把门关上了。敲门声先是有点犹豫,拿不定主意,没有太大把握,忽然间又变得理直气壮,好像生来就有这样的权利。

我正在跟行李窝火,没好气地应一声:进来。

那人在门外笑:你把门锁上了,我怎么进得去?

我无奈,去给他开门。捆了一半的行李趁此机会舒展腰身,我又一次前功尽弃。

门外的人我有点面熟,应该是某系某班的同学。他身高体壮,皮肤像野外工作者那样粗糙发红,头发理得极短,刺猬样地竖着,眉毛极浓,眼睛看人时有似笑非笑的调侃神气,又有点不容置疑的坚定,好像习惯了把别人置于他的监管之下,由他来指挥和调拨一切。他穿着一件很旧的军用大衣,袖口和前襟已经污渍斑驳,咖啡色毛领子上的海虎绒掉得稀稀落落,脚上却蹬着一双崭新的带毛皮鞋,鞋带系出好看的花结,平整的鞋面擦得乌黑铮亮,几近照人。

他看我上下打量他,很不确信的样子,就举起手里的一团军用帆布行李带,问我:“林海燕呢?我来帮她打行李。”

我回答他,林海燕昨天就走了,她家里来了人接她。

他笑笑,并不失望,盯住我床上散得七零八落的被子,很自然地表示,那就改帮我的忙,反正都是同学。他不等我点头同意,自顾自地走到床边去,动手把我的行李彻底打开,重新铺排,曲起一条腿帮忙,迭成很整齐很紧凑的一个卷,再包上床单,用他带来的帆布带捆扎。他整个的动作麻利,娴熟,舒展自如,像玩弄一件雕塑类的艺术品,竟把我看得呆了。全部过程我居然没有能插上一句嘴,他也没有主动回头征求我的一丁点意见。

捆好行李,他环顾四周,看其它用物已经打点妥当,就把行李卷拎起来,在手里掂一掂,空着的一只手顺便又拎起我的木头衣箱,眼睛看着我,下巴往门外一点:“东西都拿上,走吧。”

那一刻我简直就发了傻,他这一连串的动作把我弄得云里雾里。我很弱智地问他,去哪儿?他噗地一笑:你不是要到单位报到吗?我有自行车,可以送你到车站。

我记起来了,他叫骆京生,是新闻系的同学,跟我同届。

因为他提到自行车,我才想起他。好像他跟林海燕很熟,邻居还是什么的,我弄不大清楚。半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林海燕没有回家,一早起来就在宿舍里打扮自己,梳了头,拿一支炭画铅笔描了眉眼,换了不系钮扣的飘带衬衫,而后躺在床上穿牛仔裤。

那时的牛仔裤是大学生中最时髦的衣装,讲究把臀部和大腿裹成肉粽样的状态,因而穿裤子的时候比较费事,须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当窄瘦的裤腰拉至臀围时,吸气,把肚子使劲收进去,臀部肌肉绷紧,用全力往上拉,最后再吸着肚子拉上拉链。有的时候一个人实在难以搞定,需要同学过来帮上一把。

林海燕喊我帮她的忙,让我用两手按住她泡泡的肚皮,好让她自己的手腾出来对付拉链。她满头大汗穿好裤子之后,站起身,若有所思地看着我的脸,忽然提出邀请,要我跟她一块儿去拍照。她说,不是一般的风景照,是特写,肖像艺术照,去野外拍,背景里有点儿野趣,比较不俗。拍照片的人叫骆京生,新闻系同学,正学摄影课,乐意找人练手艺。我迟疑。我那段时间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对什么都没兴趣。林海燕却热情,不由分说拉了我的手,强制性地带我下了楼。

骆京生在楼门口等着,手里扶着一辆自行车,身边还有另一辆车,是为林海燕准备的。看见多出一个人,他马上走开,片刻功夫就借来了第三辆。他说,我们要选个僻静地方,骑车去京城“八大处”。

我赶快摇手,说我不行。我一向对骑车心存恐惧,到北京这几年中又没有碰过自行车的边儿,技艺更加生疏。骆京生鼓励我:试试吧,骑上试试,不试怎么知道呢?他不由分说地就把一辆自行车塞到我手里。

我只好骑上。我骑得谨小慎微,但是还不至于歪歪扭扭找不准方向。骆京生拍着手说,行了,就这么着,林海燕在前面开路,他在后面保航护驾,保证没有问题。

我无法再作拒绝,那样就显得矫情。可是那天那一路上,我实在是把心提在嗓子眼里,至于“八大处”的景色如何,我们在哪儿休息和拍照,一共拍了多少张胶卷,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所有的记忆都是骑车的惊险和我汗流浃背的紧张。

林海燕后来给了我几张冲洗好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发丝零乱,目光迷离,嘴唇启开成不知所措的模样。虽然摄影师的光圈和速度都用得很好,背景中的野草小花情趣盎然,无奈作为主体的人的形象显得仓惶佝促,实在没有收藏的价值。

骆京生把自行车锁在路边,肩扛手提地跟随我上了公共汽车。

到单位之后,我上楼报到,他就在楼下看行李,等我。我拿到宿舍的钥匙之后,他又送我过去,帮我打扫床铺,解开行李,衣箱搁到了架子上,洗漱用品放到了桌子上,书籍在简易书橱里排列整齐。

做完这一切,他应该走了。他没有理由继续留下。

走到门口时,他突然回头,目光坚定地看着我,问我说:“你现在有男朋友吗?”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茫然摇头。

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当时心里一阵轻松,笑起来,问他想要介绍的人是谁?他抬起一只手,用食指点着自己的胸口,一字一句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我不笑了,嘴张得很大,心脏狂跳。

我知道,我的又一次恋情开始了。

我需要重新爱上一个人。我孤零零地生活在北京,单位是新的,工作是新的,领导和同事都是新的。面对这一片崭新,我需要有一个人安抚我,倾听我,点化我,帮助我渡过这一段非常时期。

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接近过爱情,我需要,也渴盼。有一种女人是为爱而活,我想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人。没有爱的日子,我的生命暗淡无光,狼狈和栖惶。

这一年的春节,我回家去过。大学毕业分配了工作,我要对父母作个交待。

回到家里我才发现,家里已经没有我住的地方。

我们家一直是住医院的公房,房子只有两间,但是面积大,可以任意分割。里面一间父母做卧室,兼做父亲的书房。外面一间用途更广,北半间是餐厅兼厨房兼洗脸室,南半间放两张床,一东一西,东边的小床是我哥哥睡,西边大一些的床我和妹妹睡,中间用布帘隔开。不久前我哥哥结婚,里间房就腾出来安置了一对新人。外间的两张床拆除了,父母的大床搬了进去。我父母的床是老式雕花床,床架大而无当,加上床前的一张踏板,半间房的面积居然占得满满当当。这样,我妹妹就被排挤出门,在幼儿园的值班室里临时搭一块铺板,跟小朋友的皮球、积木、认字方块和卡通头套作伴。

我回家之后,母亲很是为难,不知道把我往哪儿安放。父亲提出的方案是,他这段时间睡到医院值班室里,兼值夜班,还能够多拿点加班费,我就可以跟母亲睡一张床。我不能同意。挤走父亲我于心不忍,再说我也不习惯跟母亲同床共枕。后来我妹妹站出来解决难题,她说,让姐姐住到我那儿去吧。

妹妹说出这句话之后,我看见大家的脸上都如释重负。

大年三十我们家爆发了最大的矛盾。我的新嫂子,就是那个面如银盘、名叫张明丽的女孩,执意要求我哥哥跟她回娘家吃年夜饭。

我母亲自然不能同意。她的理由是:我哥哥不是上门女婿,大年三十怎么可以到人家去过?左邻右舍面前她怎么解释?而且今年春节的意义格外重大:哥哥新婚,我又回来了,我难得回来过年,一家人肯定要高高兴兴团聚的。我母亲还退一步说,张明丽要是非走不可,她可以走,我哥哥万万不能走。

僵持到傍晚,张明丽端坐床头拒不见人。我哥哥没有办法,到底还是备了礼物跟她走了。

哥哥一走,轮到我母亲躺倒不起。准备了好几天的年夜饭,煎的,炸的,炒的,煮的,一样一样在桌上摆得姹紫嫣红,酒杯亮晶晶的倒上了红葡萄酒,筷子碟子摆得整整齐齐,一百瓦的电灯泡照得满屋亮如白昼。我母亲就是不肯起床,不肯坐到桌边。她亲生的儿子,最喜欢最疼爱的儿子,坐到了别人家里,去跟人家守岁团圆,她心里怎么能够咽得下这口闷气?

初一早上,我和妹妹从幼儿园值班室回家。哥哥在离家不远的路上徘徊,两手拱在袖子里,弓腰曲背,脸冻得青白,鼻尖挂着一颗清清的鼻涕,眼角愁出了一大片细细的皱纹。他看见我们,第一句话就说:这样的日子过得有什么意思?第二句话变得有点咬牙切齿:我是要跟她离婚的,总有一天要离。我和妹妹面面相觑。我说,你这个婚结也结了,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哥哥说了第三句话令我难忘的话。他说,他就是要先结后离,离过婚的女人是不值钱的东西,他只有这么做才能出气。

我很悲哀,当年我那么英俊聪明的哥哥,堕落成了这样一个未老先衰的世俗之人。

我妹妹忧心仲仲地问我:你不会丢下这个家不管吧?你看看母亲,看看父亲,再看看哥哥,他们都生活在崩溃的边缘,一触即溃。

我握住妹妹软软的小手,心里发疼。我想我不会不管,只要我有这个能力。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

年初十,我离家返京。路过省城,在火车站进来出去地犹豫了半个小时,我还是决定去看一看他。

他是七八级的研究生,早我半年毕业,已经留校当了老师。他的妻子因病退休,他分得了一间宿舍之后,就把她接到省城同住。在此之前,他妻子已经领养了一个女孩,是她亲哥哥的孩子,也就是她的亲侄女儿。孩子已经上小学一年级了。他们一家三口人,就这么平平静静过上了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