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年年底，女王夫妇的担忧达到了极点，这一年12月2日，巴黎发生了路易·拿破仑政变。路易·拿破仑又称拿破仑三世，是拿破仑·波拿巴即拿破仑一世的侄子，他企图恢复拿破仑一世的辉煌，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曾于1804年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惟恐天下不乱的帕麦斯顿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在政变后的第二天即召见法国大使，对拿破仑行动表示了赞同。女王夫妇大为不悦，两天后她写信告诉他，对于法国事务，英国政府的方针是保持绝对中立态度。
然而不久，在给驻巴黎的英国大使的公文中，帕麦斯顿似乎把女王的告诫当作耳边风，继续表示了他对拿破仑的赞同。这份公文照例未呈送给女王，首相也不曾见到就发出去了。
一连串的事实终于促使女王夫妇下定决心，首相约翰在强大的压力下也失去了耐心。于是帕麦斯顿最终遭到了罢免。
帕麦斯顿被免使维多利亚夫妇大感轻松。尤其是阿尔伯特，他曾多次感到与帕麦斯顿较量之艰难，他也意识到他与帕麦斯顿之较量实际上是英德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理智战胜了热情，理性克服了感性。帕麦斯顿被挥到了一边，王权得到了空前的巩固。
三、克里米亚枪声一响，女王夫妇再一次深得民心。
帕麦斯顿的垮台，标志着阿尔伯特在维护王权专制上的一次重大胜利。
自从阿尔伯特跻身英国政治以来，他一直把自己所有精力与才智放在王权的巩固与扩大上。面对自1832年“改革法案”以来黯然失色的君主立宪制，面对国王被看作一个傀儡只会按照大臣的意愿“或点头以示赞同，或摇首以表不许”的窘境，在男爵斯托克玛的指引下，阿尔伯特决不放弃维护君主合法地位的任何机会，在他看来，国王当有为其内阁会议永久之主席的权力，应处于终身首相之地位，具有至高无上的惩戒权，国王甚至可以自始至终地参与政府的决策，他极其羡慕威廉三世的地位——他既主持其枢密院（相当于现今之内阁），同时又是一位立宪君主——尽管阿尔伯特的想法与当时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但他仍然坚忍不拔地努力将它付诸现实。
帕麦斯顿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挥到一边的。
然而事情并不是那么的简单。由于阿尔伯特与帕麦斯顿的冲突远远地超出了俩人之间恩恩怨怨的范围而涉及到两个民族文化性格与整个时代主要矛盾之间的对抗，而这种对抗之间的胜负是很难分辨的。代表封建君主利益的阿尔伯特必然要受到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进步势力的扼制，而代表日耳曼民族文化的阿尔伯特又必然招致绝大部分英国从上层到下层的民众的围攻，而这种扼制与围攻随着帕麦斯顿的被免而变得更加厉害、尖锐。
阿尔伯特的胜利是短暂的。几个星期后曾与阿尔伯特站在一边的首相约翰迫于议院的压力被迫辞职。由辉格党人和比尔的追随者组成的联合内阁成立了，首相是前外交大臣阿伯顿勋爵，而帕麦斯顿再一次进了内阁。
这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从帕麦斯顿事件中人们感到社会在倒退，君主地位重新上升，而这个地位正在上升的君主的职责在实际上却由一个在宪法上无明文规定的人物所行使，此人对于君主有着模糊而又无限的影响，这个人就是阿尔伯特。阿尔伯特也曾承认自己的责任是融自己个人的存在于妻子的生活之中……以弥补其作为一个女人，在行使其君主职责时难免会出现的各种缺陷，时刻密切地关注国家事务的各个方面，使她得以在面临各种纷繁而艰巨的问题或职责时能随时给她以忠告和支持。这些问题或职责有时是国际事务方面的，有时是政治方面的，还有社交方面的，个人生活方面的。作为当然的一家之长，她的家务总管，私事助理、政治上的惟一心腹，以及她在和政府官员通信交结中的惟一助手，此外还是女王的丈夫，皇室子女的老师，女王的私人秘书以及她的终身大臣，他有这个义务。
“这是相当危险的”，国民却总是这样认为。
于是所有的怨恨一齐发泄在这个异国青年甚至还包括那个受异国青年控制的女王身上。当时正处在克里米亚战争前夕，帕麦斯顿极力主张向俄宣战而阿尔伯特罢免了他，因此到处都在扬言女王的丈夫是一个卖国贼，一个俄国的哈巴狗，他将英国的政策导向有利于英国的敌人的方向。所有的这些指控充斥了所有报刊，公众集会上的反复张扬，私人谈话中的细致渲染，使一切变得更加极端而离奇。甚至在伦敦街头叫卖的半便士一张的小报上也刊登有这样的打油诗：
土耳其战争将打响，
晦气已经撞上了，
那个陛下的老公小阿尔，
成了俄国佬。
老阿伯顿露了面，
愁眉苦脸黄又瘦，
还有约翰老牛挺大肚，
填满肮脏的俄国油。
上星期一夜里猛地一惊，
阿尔从床上滚下地。
德国小子满口呓语中了邪，你听他怎样抱怨又抽泣！
他抹泪告诉维：“我要逃，
一直逃到圣彼得堡。”
据说维翻身下床，
用睡帽将他抽了个饱。
这首诗有一个讽刺性的题目，叫做“可爱的阿尔伯特！”
到了1854年1月，风传阿尔伯特因犯了叛国罪被逮捕，还说要将他押解至国家监狱伦敦塔，甚至还有人说女王本人也一并被抓了起来，后来，也真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伦敦塔四周，期望有一天看到这对国家元凶走入监狱。
真是无稽之至，但它却说明一个事实，皇家夫妇已不得民心。
但1855年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为女王夫妇重树自己的威信提供了极好的机会。克里米亚战争是1853—1856年间由俄国与英国、法国、土耳其、撒丁王国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一场狗咬狗的战争。俄国力图击败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进而插足巴尔干半岛，于是1853年出兵土耳其。英法也企图控制土耳其，霸占近中东。虽然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罢免了一直力主参战的帕麦斯顿。阿尔伯特也因此遭到民众之谴责。但阿尔伯特本人在对待克里米亚战争上的态度与帕麦斯顿却是一致的。1853年10月，俄土战争爆发，11月俄军击溃锡诺普港的土耳其舰队，引起了英法极大的不满，1854年3月，在阿尔伯特的支持下，英王宣布对俄作战。
对俄宣战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人们这才发现他们误解了阿尔伯特，人们对阿尔伯特的爱国之心深表敬佩。更为称心的是，阿尔伯特与维多利亚在第二年即罢免了在战争中表现不力的阿伯顿勋爵而重新启用帕麦斯顿勋爵，帕麦斯顿替代了阿伯顿做了英国的首相。
一切又朝着向女王夫妇有利的方向发展。
克里米亚战争给克里米亚地区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给维多利亚女王带来的却是种种新的令人高兴的体验，她有更多的机会在各种场合露脸，一展作为帝王之尊严。去教堂祈祷战争的胜利，接见各国因战争问题而频繁派来的特使，在各种有关战争的公文中签名，自我体味一番作为英国代表之自豪的滋味，特别是给战争中的“英雄们”颁奖更令她激动不已。她将自己的热情、赞美、怜悯与爱倾注在那些“亲爱的战士”身上，她写信给比利时国王说，这是些“多么高尚的人啊！说真的，我觉得他们就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我的心为他们而跳动，犹如是我的至爱亲朋。他们是那样感动，那样兴奋，我听到很多人哭了——他们竟不愿听从交出勋章以便将他们的名字镌刻到上面的指示，为的是害怕将得不到由我放进他们手中的那同一枚勋章，这情景真令人感动。还有几个人来时带着重伤。”维多利亚被战士们对她的狂热的崇拜所陶醉了。
阿尔伯特却不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荣耀，他考虑的是如何不懈地工作，以将战争一步一步导向胜利。
文件、公文、备忘录，从他那里源源不绝地发出来，对战争的分析与评论也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战争期间，他就东方问题发表的评议填满了50册对开本。他的忠告与建议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在最关键的地方；招募一支外籍军团，在马耳他建一个兵站，对塞巴斯特堡驻军的情况设定期汇报和表格说明，甚至在一份十分详尽的备忘录中他还勾勒出了对整个军队管理进行根本改革的轮廓……当同盟国胜利在望而阿伯顿勋爵却打算开始和谈的关键时刻，他对阿伯顿进行了充满火药味的攻击并很快鼓励女王罢免了他。女王夫妇经常骑马四处阅兵，鼓舞士气，作最后冲刺。1856年，塞巴斯特堡终于被攻下来了，正在巴莫罗的阿尔伯特在消息传来的几分钟内和穿着五花八门衣服的全体绅士们、仆从及全体村民——守望者、仆佣、工匠一起出动，游行庆贺，篝火燃起来了，风笛也吹奏起来了，还有排枪齐鸣。
正因为如此，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使英国人感到了自豪而他们也开始心甘情愿把功劳算在女王夫妇的账下，面对欢腾的民众，维多利亚心中涌动着成功的莫大喜悦。
应当指出，克里米亚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英帝国主义殖民战争的又一次得逞。在这场罪恶的战争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维多利亚夫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由于这场战争对于英国国民来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它在国内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拥护。这也是19世纪英帝国主义全球殖民政策在国内所得到的一致态度。1882年9月12日，恩格斯在回答考茨基的询问时曾经指出：“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和资产者对它的想法一样。……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这也是本书在写到一系列以维多利亚为首的英殖民侵略事件时很少写到她在国内受到的抵制甚至还更多地着眼于这些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如何促长了维多利亚在国内的威望与地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不管他普鲁士王子有怎样的惯例，可不是每天都有娶英国女王长女之事的。”
就在女王在国内赢得民心、树立了崇高威信的同时，大英帝国在全球的势力也日益增强。仅以对遥远的东方古国中国而言，19世纪中叶，它发动了两次鸦片战争，帮助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在世纪末还参与了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火烧圆明园，正是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犯下了滔天罪行，他们抢我财宝，毁我文明，割我土地，1997年7月1日回归祖国的香港就是1842年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强迫清政府与之签订的《南京条约》上割去的。《南京条约》内容除了割让香港外，还包括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中国抽收进出口税的税率须由中英共同议定，不得随意更改。也正是从《南京条约》开始，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英帝国主义的强盛，更增长女王维多利亚傲视群雄的霸气，她感到哪怕是在当时一些有很强影响的帝王面前也高人一等。
路易·拿破仑在1851年12月2日发动政变，推翻路易·菲力浦王朝实施军事独裁，一年后称帝，建立了法兰西第二帝国，他企图像他的伯父拿破仑一世一样去称霸全球。他也是一位野心勃勃、傲气十足的帝王。但在维多利亚面前，他却显得黯然失色。
本来，维多利亚十分厌恶这位在她看来应该是极不光彩的冒险家，特别是因为他与帕麦斯顿的臭味相投更加强了她的不满。但是因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为了共同的利益结成了同盟军之后，他们不得不走到一块。首先是拿破仑皇帝偕皇室访问了英国，拿破仑夫妇的来访完全改变了维多利亚以前的态度，维多利亚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因为她看到，正是这个在法国威风凛凛的帝王在自己面前却表现得那么文静、朴实、幽雅、谦虚，他似乎在寻找一切机会以讨得女王的欢心：骑马或是跳舞，或是带着最崇敬的专注坐在阿尔伯特面前聆听自己所不知道的事物，俨然便是一个听话的小学生，他甚至公开宣称他还从未遇到过堪和阿尔伯特相匹的人。
皇后欧吉妮亚也使女王感到了自己的特殊的身份与特别的意义。是的，正值青春美貌的鼎盛期的欧吉妮亚风度翩翩，容貌倾城。一身典雅而高贵的巴黎精工制作的箍衬裙将她高挑而苗条的身段衬托得淋漓尽致，娴雅而又时髦。而维多利亚则已近中年，原本略胖的身材现在已因中年发福而更显臃肿，而那套大红大绿的服装也显得乡土气十足。但维多利亚并不显得难堪，更不至于妒火中烧。在阿尔伯特的影响下，她早已习惯了这份土气，它更显真实、自然、朴素，她想到的是，这个风韵异常的女子宁愿寸步不离的走在自己的身边，一步一趋，这本身就说明了一切：那位繁饰而美貌的皇后只不过是女王内在的庄严的绝对力量的烘托物罢了。
更使维多利亚陶醉的是她对法国回访时所受到的隆重礼遇，这跟女王接待法王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对照。皇帝在壮观的凡尔赛宫为她举办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各种各样的绅士名流都以结识英国女王为荣，一位后来成为普鲁士帝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宰相的普鲁士绅士俾斯麦也挤进来和她交谈。她还发现她下榻的房间也极合她的胃口，就好像有人曾对她在温莎寝宫的房间做过专门考察似的，甚至在她访法三天后，她在英国的小狗也被带到她的居室汪汪地向着主人叫唤了，她知道那不过是因为她第一次来到房间时随便说了一句，如果她的小狗也在的话，她真正以为待在家中了。
1858年维多利亚的大女儿普西公主与普鲁士王子即将举行婚礼。一切都很顺利，但临到最后，围绕婚礼举行地点英普双方发生了分歧。普鲁士方面提出，按惯例皇家血统的王子必须在柏林结婚，而这一次也不得例外。这使得女王夫妇十分气愤。普西公主是女王夫妇的掌上明珠，她无论在哪方面都酷似她的父亲：她富于同情、聪明伶俐，对艺术和科学有极大的兴趣与极高的天赋，并对备忘录有着强烈的欢喜，而这些素质在留在身边的儿子身上却一点也不曾流露出来。因此女王夫妇十分钟爱她，做父亲的自不必说，即使是维多利亚也常常为在女儿身上发现阿尔伯特的影子而欣喜若狂，因为她也太爱阿尔伯特了，她对女儿的爱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对丈夫的依恋，女儿要走，使她感到不仅仅是失去了自己的亲生骨肉，而且也部分地失去了阿尔伯特。正是这样一种感情，使维多利亚坚持女儿的婚礼一定要在伦敦举行，她要好好地操办操办。
她下了一道严厉的手谕训令外交大臣告诉普鲁士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