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2月21日和3月7日，“联合国军”连续发动了两次新的攻势。3月15日，“联合国军”攻占了汉城，并很快进抵三八线附近地区。华盛顿决策者认识到，把中国军队赶出北朝鲜是不可能的，现在面子已保住了，如不利用军事上尚处于有利地位的机会实现停火，以后就再难得有这样的好时机了。因此，艾奇逊和他的顾问们，同联合国有关成员国协商后，起草了一份准备由总统发表的声明，呼吁实现停火，为全面解决朝鲜问题开辟道路。3月2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通知麦克阿瑟：“由于侵略者从南朝鲜大部分地区已被赶出去，近日国务院准备请总统出面宣布，联合国准备讨论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联合国一直坚持这样的看法，即在使用大部队向三八线以北推进之前，应为和平解决争端作进一步的外交上的努力。”
停战和谈，对于渴望取得朝鲜战争全面胜利的麦克阿瑟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正如罗斯福在当时对他说的那样：“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出色的将军，但我觉得你又是一位蹩脚的政治家。”他考虑问题从单纯军事观点出发，全然不顾已经完全改变了的国际形势。认为战争不是胜，就是负，不败不胜的局面对他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他认为，这势必使“一个参加了战争又不能坚持到胜利的大国，终将承担同战败一样的后果”。
为了破坏停火和谈，坚持把战争进行到底，他决定向杜鲁门政府公开挑战，为了拆杜鲁门总统的台，他已不管自己将要付出怎样的代价了。3月24日（东京时间），麦克阿瑟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发表了与政府观点对立的公开声明。这一声明使华盛顿方面感到吃惊和愤怒。它直接违反了参谋长联席会议12月6日颁布的训令，是公然抗上的行为，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更为恶劣的是，声明的内容和挑衅性的语句，听起来好像是对中国的最后通牒，似乎在暗示战争将会扩大。这声明似乎是为破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故意泡制的。因此，声明发表后，华盛顿即收到英、法等许多国家的照会，纷纷询问：“麦克阿瑟声明真实意图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已改变了政策？”
这时华盛顿的被动和尴尬是可想而知的。为了避免混乱，杜鲁门被迫取消了发表和平呼吁的安排。后来杜鲁门写道：“非常不幸，我们细心作的准备，全都白费了。为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意而花费的时间和国务院、国防部的首脑们所作的长期努力，都因3月24日麦克阿瑟将军发表的声明而付诸东流了……麦克阿瑟的这一举动逼得我再无别的选择，我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抗上行为了。”
翌日上午，杜鲁门召集艾奇逊、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洛维特、迪安·腊斯克和其他人到白宫去开会研究此事，艾奇逊写道：“我从未见过洛维特那样愤怒过”，他说麦克阿瑟“一定要撤职，而且要立即撤职”。艾奇逊写道，这一声明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藐视，践踏了发给他的通知精神，是对他的总司令的公然违抗”。艾奇逊写道，杜鲁门“那时处于虽然十分冷静，却又强压着怒火的思想状态之中”。杜鲁门写道：“我那天惟一能说的是我深感震惊。对与麦克阿瑟相处会遇到的困难，我从未低估过，但自威克岛会晤之后，我曾指望他起码能尊重总统的职权……现在我认识到，除了解除这位战场最高指挥官的职务外，没有别的选择了……”
杜鲁门没有马上这样做。他知道，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支持麦克阿瑟，解除他的职务只能使自己的政府更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况且，当前朝鲜战局正是进展顺利的时候，如不向人民充分说明麦克阿瑟的主张有多么危险，贸然撤除他的职务，那人民心里会不服的，杜鲁门是以异常小心谨慎的态度来处理这件事的。那一天他并没有提出撤职的问题，也没有透露他的想法，他只是口述了给麦克阿瑟的一份电文，让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给麦克阿瑟：
总统指示，提请你注意他1950年12月6日发出的命令。鉴于1951年3月20日发给你的通知，你若发表任何进一步的声明，务必注意不得违反12月6日的总统令。
总统还指示，一旦共产党的军事领导人要求在战场上停火，你应立即将这一情况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以便得到指示。
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一件事，使事态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3月8日，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一位保守派分子约瑟夫·马丁（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人）给麦克阿瑟写了一封信：
在目前关于外交政策和总战略的辩论中，我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感到很烦恼，因为尽管欧洲地区很受重视，但我们一直不了解作为远东司令部总司令，您本人持怎样的观点。
我认为从国家安全和世界战略观点来看，美国应采取更广泛的战略，这一点十分必要。我们真诚地希望，在把欧洲作为战略重点的同时，不要削弱我们在亚洲的地位。
随信寄去我于2月12日在纽约布鲁克林发表的讲话副本，其中强调了这一重要观点，并建议派蒋介石大元帅在台湾的军队在亚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减轻我们的部队在朝鲜受到的压力……
如果能把您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告诉我们，不管是以机密的还是别的形式，对我都是非常大的帮助。您的崇拜者成千上万，您赢得了人们莫大的尊重。祝您在您所从事的伟大事业中成功。
麦克阿瑟说过，他认为“有责任坦率地回答每一位国会议员的询问”。于是，他在3月20日给马丁写了回信，他没有在复信上标注“机密”二字。
4月5日，马丁为攻击政府的现行政策，在众议院的一次辩论会上，公布了麦克阿瑟3月20日写给他的复信，声称：他“有责任把一位伟大而可靠人士的观点告诉美国人民”。麦克阿瑟在那封复信中写道：
赤色中国在朝鲜与我们交战之后，我已把我对局势的看法和建议详尽地向华盛顿做了报告。总的来说，这些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也是能理解的，那就是采用传统的做法，用最大限度的武力去对付武力，我们过去就是这样取得胜利的。您关于使用台湾中国军队的观点，是符合逻辑的，与传统做法也无矛盾。
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似乎不能正视这样的现实：共产党阴谋家们已经把亚洲作为他们征服全球活动的地方，我们为粉碎他们的企图，已在战场上同他们进行了较量。我们在这里已拿起武器为欧洲而战了，可是那里的外交家们仍在进行着舌战。他们不明白，如果我们在亚洲把这场战争输给了共产党，则欧洲的陷落就不可避免，我们若是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就完全可能避免战争，保住自由。正如您所指出的，我们必须要赢得胜利。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这封鼓吹扩大战争并坚持不夺取胜利决不罢休的信件一经披露，杜鲁门推行的政策再次受到冲击。李奇微后来写道，麦克阿瑟的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是：“拆了杜鲁门的台，激怒了盟友，并把中国人置于如果接受谈判条件，便会丢尽面子的境地。”杜鲁门后来写道：
如果说把马丁议员对台湾问题的意见称赞为合乎逻辑和传统的话，那反过来说，我的政策就是没有逻辑、不符传统的了……麦克阿瑟贬低我们的外交努力，宣称胜利不是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正如布莱
德雷将军所说的那样，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亚洲大陆，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麦克阿瑟设想的胜利，是指轰炸中国城市，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胜利，但这决不是有意义的胜利……拿破仑在回顾远征莫斯科时说过：“我们每次作战都取得了胜利，但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到了该划清界限的时候了。麦克阿瑟的信件表明，他不仅不同意政府的政策，还要向政府的政策挑战，公然背叛他的总司令。
4月6日，杜鲁门再次召集他的高级顾问：马歇尔、艾奇逊、艾夫里尔·哈里曼和奥马尔·布莱德雷到白宫开会。他们用一个小时讨论了对麦克阿瑟该怎么办——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除他的职务。艾奇逊和布莱德雷表示应免去麦克阿瑟的职务，但又强调应谨慎行事。艾奇逊还对杜鲁门说：“最重要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成员意见要一致……如果您免去他的职务，您的政府要准备经历一场恶战。”杜鲁门在会上始终不动声色，他只是巧妙地提些问题，而不表明自己的态度。最后，他让马歇尔去查阅过去两年中五角大楼同东京的往来文件，以寻找麦克阿瑟犯有过失的记录。
第二天，4月7日，星期六，上述人员再次在白宫会晤。马歇尔报告了查阅来往文件的情况，结论是：“麦克阿瑟两年前就应撤职。”杜鲁门仍未作决定，他对布莱德雷说：“9日（星期一）想再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4月8日下午，布莱德雷主持召开了参谋长联席会议，全体一致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4月9日这一天，还是那几个人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开会。除了杜鲁门未表态之外，马歇尔、哈里曼、艾奇逊和布莱德雷都同意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这时杜鲁门才说：“当麦克阿瑟3月24日发表声明时，我就下决心要撤他的职了。”在会议上还决定，麦克阿瑟原来担任的职务均由马修·李奇微中将接任。会议还决定，让当时正在朝鲜视察的陆军部长富兰克林·佩斯于华盛顿时间11日20时（东京时间12日10时），向麦克阿瑟传达上述决定。为了避免麦克阿瑟难堪，没有使用陆军通讯系统，而是通过加密的通信系统向在朝鲜釜山的穆西欧大使发出命令，让他把指示传达给佩斯。因佩斯和李奇微一起上前线去了，佩斯没能及时得到华盛顿的指示。
10日晚，有人向新闻界泄露了这一消息。奥马尔·布莱德雷急忙赶到白宫报告说，这一消息将于第二天，4月11日上午在《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这是一家对政府不友好的报纸。杜鲁门担心在接到正式命令之前，麦克阿瑟得到消息，他可能反戈一击，可能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好办了。杜鲁门现在要把他解职，而不是接受他提出的辞职。这时杜鲁门认为，他“再也无法做到由佩斯部长亲自去传达命令，以表示礼貌了”。他指示他的新闻秘书约瑟夫·肖特，于4月11日凌晨一点这一非同寻常的时刻，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肖特在会上散发了几份文件，第一份文件宣布了令人震惊的总统命令：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
第二份文件是杜鲁门发给麦克阿瑟的：
我深感遗憾的是，我不得不尽我作为总统和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撤销你盟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美军总司令和远东美国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你的指挥权应交给马修·李奇微中将，此令立即生效。你有权发布为到达你选择的地点而必需的命令。关于撤换你的原因将在向你发布上述命令的同时公诸于众。
在东京，杜鲁门的解职令还未送达麦克阿瑟手中，消息就通过商业无线电广播，以特急新闻的形式在全日本进行了广播。当收到这条新闻消息时，麦克阿瑟正在他的大使馆官邸招待客人进午餐。客人有华盛顿州参议员沃伦·马格纳森和西北航空公司的威廉·斯特恩斯。他的副官锡德·赫夫得到消息后来到大使馆，他满脸愁容，眼泪汪汪地出现在餐厅门口。琼看见这情景，就悄悄地走上前去询问，赫夫把听到的消息跟琼说了。琼回到餐桌旁，轻轻拍了拍丈夫的肩膀，然后俯身轻声耳语起来。
在场的人都能听到麦克阿瑟的声音：“琼妮，我们终于要回家了。”午餐继续进行，麦克阿瑟自始至终在外表上保持着镇静。不久，正式命令就通过陆军通信设施发到了，赫夫亲自拿着文件送给他的将军。
解除麦克阿瑟职务的消息公布后，那些对杜鲁门政府不满的人，借机发泄他们的心中怨气，他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并把国旗倒挂或下半旗。洛杉矶市政会议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政治谋杀”，表示沉痛的悼念。白宫收到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或信件，许多人骂杜鲁门是“白痴”、“猪猡”、“小政客”，要求弹劾他。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集会上骂杜鲁门是“狗崽子”。当晚，杜鲁门在格里菲思体育场向全国发表讲话，为他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和他的对朝鲜政策辩护，但被群众喝了倒彩，这是极罕见的。民意测验表明，69%的美国人支持麦克阿瑟，支持杜鲁门的只有29%。
盟军总司令部也深受震动。虽然许多人都知道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政见不同，他们之间的矛盾很深，但是没有想到麦克阿瑟会因此而受处罚，当然就更未想到会被撤职。那时，许多人都认为华盛顿方面或许会采纳麦克阿瑟的建议。现在争吵以麦克阿瑟惨败而告终。
那天下午，盟军总司令部外交局局长威廉·西博尔德去“一号大楼”拜会麦克阿瑟，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将军站起身来，满面笑容地迎接我。我极力控制感情，以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热泪滚滚而下。当我们在常坐的旧沙发上落座后，麦克阿瑟递给我一支香烟，并为我点燃。有好一会儿，是令人透不过气来的沉默，后来我说道：‘将军，在这种事情上，您是一个远比我们出色的战士’……麦克阿瑟对用这种方式送他回家，心情沉重地说了一些嘲弄的话。他阴郁地说：‘在陆军服役52年后，竟受到这样公开的侮辱’。他又补充说，作为一名战士，如果总统打算让他退役的话，哪怕稍作暗示，他也会毫无怨言地这样做。”
麦克阿瑟对这种解职方式表示愤怒不是没有道理的，官方关于命令未能及时送到的解释，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许多人，都不相信。由于解职令立即生效，他无法举行例行的指挥官交接仪式，无法按常规向部队发表告别演说。后来李奇微谈了他的看法，可能许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粗暴的罢免方式，不必要地伤害了将军的自尊心。”麦克阿瑟后来在回忆录中气愤地写道：“在军队里，司令官历来都是经常调换的，有些是出于某种原因，有些只是出于一时心血来潮，但没有哪一次比对我所采取的手段更粗暴的了，不许申诉，没有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不考虑过去的功绩……给我的解职令是那么严厉，连一个司令官被解职时按惯例应有的礼遇都不给了，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即使是办公室里的一个勤杂工、一个打杂的女佣或随便什么仆人，也不会被这样绝情、不顾起码体面地打发走。”麦克阿瑟那时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他表面上却显得若无其事，使见到他的人更增添了几分敬意和同情。
4月16日早上，麦克阿瑟一家离开住了五年多的美国大使馆，前往厚木机场。那车队简直像去参加国葬，成千上万的士兵、警察和市民站在街道两旁为他们送行。群众挥着手，高声呼喊着，有的还流下了眼泪。这情景使麦克阿瑟深受感动，后来他写道：“像这样，不久前还在交战的伟大国家的人民，对以前敌国的司令官能表现出这样的崇敬之情，恐怕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