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者，必有远虑。在新世纪的门前，魏炳波的蓝图是，用大约10年的时间把他的实验室建成国家的空间物理研究中心和国家空间材料重点实验室，他要用自己的肩膀为中国的空间材料科学撑起一片蓝天。
创新成就“中国芯”——胡伟武
胡伟武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是我国“龙芯”重大科研项目组组长，全国青联委员，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二等奖、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特别奖、中国科学院杰出成就奖、第五届光华工程科技奖等。
“我的愿望就是我国有自主研制的CPU，并且能够超过外国人。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是只要超过外国人，夕死可矣。”胡伟武知道CPU的研制是一件技术含量极高、失败风险非常大的项目，但是他知道CPU作为信息时代的核心技术，如果自己不能掌握，我国信息工业的发展就要永远受制于外国。
因此，胡伟武带领着项目组的成员凭借着高度的爱国情怀和创新精神，以“做不出来，提头来见”的豪气冲天的军令状为鞭策，经过了一年多废寝忘食的拼搏、突破重重困难的考验，终于在2002年8月10日研制成功了我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高性能微处理器芯片——“龙芯1号”。“龙芯1号”的问世，标示着我国计算机CPU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标志着我国信息技术领域已经掌握了CPU的核心技术，结束了中国计算机生产只能用外国CPU的历史。
2004年“龙芯2号”研制成功，在性能上又有了质的飞跃，已经逐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胡伟武非常崇拜毛泽东，他把首片“龙芯2号”命名为MZD110。他说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站了起来，我们研制龙芯也是要让中国信息工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说“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尤其要学习毛泽东精神，不被任何困难所吓倒，不被任何敌人所吓倒。科技创新更是如此，只有克服一个个困难，打败一个个敌人，才能实现真正的突破。”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个人一生只能专心做一件事。我很幸运，能从事我一直以来非常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胡伟武对自己的科技创新之路的无悔选择。
海军海缆埋设设备创始人——曾达人
曾达人是海军通信应用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我军海缆埋设设备创始人，先后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3次，三等功9次。
他先后主持完成重大科研项目10余项，取得5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18项填补了国内和军队的空白。20世纪50年代，他带领试制小组攻关，成功研制我国第一套海缆加工机，创建了第一个海缆加工厂，揭开了我国海缆事业的序幕；20世纪60年代，他带领科研人员解决了带中继器长距离海缆布设技术，成功研制了海缆登陆用橡皮浮球和布设海底增音机的水下减速伞，确保了环海海缆干线敷设任务的圆满完成；20世纪70年代，他主导成立深海布缆设备研制小组，打破美、英、日等少数几个国家的垄断，成功研制履带式直线型深海布缆设备，组织敷设了我国第一条深海电缆；20世纪90年代，他勇追光缆通信时代步伐，率先承担了海底光缆敷设的技术研究，指导部队顺利完成了我国第一条海底光缆通信系统的建设任务，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套具有完全知识产权、国内全面配套、埋深可调的某型海缆埋设设备。
研究了一辈子海缆的曾达人，比谁都清楚：海缆是打赢未来战争的“生命交通”，要保证海缆畅通，就必须研制一套适合我国海域、海况、海底地质情况的系列海缆埋设设备。于是，他将“退休报告”悄悄地改成“延退报告”交了上去，就这样连续延退了3次……
研制海缆埋设装置，是一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智力和激情，需要经验和毅力。虽然已年过六旬，但曾达人觉得自己还能带领课题小组工作。灵感终于顺着笔尖喷薄而出，在图纸上欢快地流淌着。为了弄清一个参数，为了验证一个设想，他带着助手到海上做试验，风里来、雨里去，遇到大风大浪天气，连胆汁都吐了出来。一千多个日日夜夜，曾达人带领大家挤在不足10平方米的实验室里，先后设计出12套海缆埋设装备的方案，研制出3种不同样机，进行了上千次模拟试验。2002年7月，该型埋设装备第一次实埋成功，开创了我国自行研制的海缆埋设系统多项埋设新纪录。它标志着我国在这一领域已跨入国际先进行列。
完成多项自主创新项目——宓传龙
宓传龙是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西安电力机械制造集团公司副总工程师。他在国家“九五”“十五”期间主持了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和重大技术装备研制项目18项，技术转化成新产品68项。他积极进行技术引进、自主技术创新工作，完成了我国首台国产化换流变压器、首台国产化平波电抗器等多项自主创新项目。
我国发展直流输电技术中的第一个国产化工程是西北-华中联网灵宝背靠背换流站，西变公司为这项工程研制出了4台换流变压器和1台平波电抗器，全部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研制过程中，宓传龙对技术人员有三项基本要求：一是快，二是好，三是省。那个时候研发工作面临着许多困难，而技术准备周期只有短短三个月，宓传龙亲自主持每一次技术讨论会，每次都是必须出了成果才能结束。他对待科研工作非常认真，为了确保设计精确，他要求所有图纸上不能出现一点问题，哪怕有一个小小的刮痕都要重新出图。生产过程中，他经常深入生产一线，追随每道重点生产工序，随时掌握生产进度、工艺流程和质量控制等第一手资料。2004年5月18日，西变为灵宝直流工程自主研发的所有换流变压器和平波电抗器全部通过出厂试验，产品性能优良，在超高压直流输电装备国产化上实现了零的突破。
宓传龙在输变电领域做了许多创新性的工作：1991年参与设计的正负100千伏舟山直流电成套设备、2001年主持设计了低噪声高阻抗变压器研制、2004年主持完成了ZZDFPZ-29．75万千伏安MOO千伏安换流变压器等，尤其是2005年我国第一条西北电网750千伏超高压示范工程更是我国电力建设里程碑式的成就。
宓传龙自己注重技术创新，也非常鼓励年轻技术人员进行自主创新，他在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创新奖励机制，使得西变公司开发出多项新产品、新技术，走在了国内变压器行业自主创新的前列。2008年宓传龙荣获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奖。
日心说点燃了近代科学革命的火炬——尼古拉·哥白尼
哥白尼于1473年生于波兰东部的托伦。他的父亲是一位曾经当过市长的商人，母亲是一位富商的女儿。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他10岁时，父亲染上瘟疫死亡。全家由舅父接济。哥白尼在文化名城沃茨瓦维克读了中学，1491年哥白尼进入克拉科夫雅盖隆大学，在天文学家勃鲁泽夫斯基的指导下研读天文学和数学。
1496年，为了进一步深造，哥白尼前往欧洲文艺复兴的中心意大利留学，继续钻研数学、天文学、医学和法学，博洛尼亚大学的天文学家诺瓦拉对哥白尼影响极大，在他那里学到了天文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
期间他结识了文艺复兴的杰出人物达·芬奇，并且拜敢于向旧观念挑战的学者诺瓦拉为师。正是在诺瓦拉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地心说产生了怀疑。
哥白尼在1515年就已经写成“太阳中心学说”的提纲——《天体运行论》，可是《天体运行论》一书却直到1543年他临终时才出版。他在《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序言里提到这种情况时说：“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经迟疑不决。”
哥白尼对于这本着作的出版，为什么要“迟疑不决”呢？原因就在于他害怕教会对这一新兴科学理论进行迫害。
早在哥白尼旅居意大利的时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就宣布圣谕，禁止印行未经教会审查的书籍，可疑的书籍一律焚毁。
1506年哥白尼从意大利返回祖国时，亲眼看到过宗教裁判官对胡斯分子的血腥镇压，许多密谋聚会的人都被抓起来活活烧死。在他担任弗隆堡大教堂修士的瓦尔米亚教区，他舅父务卡施大主教死后，几个继任的大主教都三令五申地“查禁邪教”并对修士们严加监视。他们认为哥白尼是个“叛教者”，直到他临终时，身边还有上司所布置的密探和奸细。
主使迫害哥白尼的，是波兹南宗教裁判官霍兹乌施，他是一个焚书的狂徒，后来升任波兰大主教。他甚至连哥白尼的亲朋好友都看成眼中钉，恣意迫害，其中包括修士亚历山大·斯古尔捷特和女管家安娜。
斯古尔捷特虽是个修士，却信奉无神论，自己不做圣功，别人做圣功他还嘲笑。他对哥白尼十分钦佩，两人是关系密切的知己。这就引起霍兹乌施和新任主教扬·丹提谢克的猜忌。丹提谢克是个很阴险的家伙，他看出如果《天体运行论》出版，他所维护的神学殿堂就会土崩瓦解。于是，丹提谢克开始向哥白尼步步进逼。他首先要哥白尼和斯古尔捷特断绝往来，遭到哥白尼的严词拒绝。斯古尔捷特后来被罗马教廷拘捕。
不久，丹提谢克又根据弗隆堡教长的告密，强迫哥白尼和安娜脱离关系。哥白尼和安娜同居已近10年，感情很深。哥白尼向丹提谢克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抗议，但丹提谢克说安娜已使哥白尼“失魂落魄”，为了他的“灵魂得救”，他勒令安娜立即迁出弗隆堡。哥白尼在悲愤之下，几次要扯下身上的僧袍，扬言要还俗。为了使哥白尼的写作工作能继续下去，安娜忍痛离开了箭楼。过了一段时间，她又被驱逐出境。
在埃尔布郎格城里还上演了一幕丑陋的戏剧。它讽刺一个装腔作势的天文学家把自己的着作锁在柜子里，满嘴胡言乱语，最后被魔鬼套上大车送进了地狱。这幕戏当然是影射哥白尼的。原来，哥白尼阐明当时连续出现彗星完全是大自然的现象、和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论文的发表，得罪了教会，教会就采取这种卑鄙的伎俩对哥白尼进行公开的侮辱。
尽管环境很险恶，哥白尼并没有妥协。1541年，他最后下决心将他的着作付印。哥白尼将他几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天体运行论》的手稿，交给他的朋友柳瓦巴教区的主教铁德曼，铁德曼又转交给列提克。列提克因被莱比锡大学请去教书，便将这本书的出版工作交给他的朋友、纽伦堡的一个出版商奥塞安德尔。奥塞安德尔曾学过天文学，他在领袖梅兰赫东的授意下，窜改了原稿，删减了哥白尼学说的一些内容，力求使科学迁就当时社会的旧有认识。
1543年5月24日，当这部巨着印好送到弗隆堡时，久病的哥白尼已危在旦夕。御医梭尔法把书放到被子上，并把哥白尼的手放到书上，哥白尼用他无力的手抓住了书本。一小时以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即名着《天体运行论》的发表，不但是天文学上的一次伟大革命，推动了天文学研究的飞速发展，而且引起了人类宇宙观的重大革新，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神权的统治，“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