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塔丽姬·冈察洛娃是一个美貌绝伦的女人，她以自己的美赢得了普希金的爱，他们俩一位是才子，一位是佳人，仅就这一点而言，确实是天生的一对。要是娜塔丽娅也有诗歌天才，普希金长得更为英俊，那就更加完美了。然而世间的事情总很难是十全十美的，并且造物主也是公平的，他赋予她以美貌，就再不给她以才华；他给他以才华，就不再赐予他以英俊。
不少善良的人都曾怀有过这样的善良的愿望或假设：要是娜塔丽娅不爱虚荣，不热衷于在舞会上炫耀自己的美貌，少给普希金惹麻烦，那普希金也许就不会死于非命；或者普希金不找这样一个妻子，而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也不会有后来的结局。然而这都只是人们善良愿望而已，事实上在当年这样的假设都是不可能的。从普希金的性格和娜塔丽娅的禀赋来看，普希金遇见了娜塔丽娅这样令他动心的美丽的女子而不去追求、更不“非她不娶”，与娜塔丽娅拥有如此的美貌而不频繁出入社交场所、成天呆在家中做“贤妻良母”，几乎同样都是不可能的。且不说这场悲剧后面种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仅就普希金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结合一事而言，其中简直有一种“宿命”的力量在支配这一切。可不是吗？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无法解释的，我们只有说是一种“宿命”的力量在“兴风作浪”。
如前所述，就是连地位至高无上的沙皇尼古拉，也觊觎着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美色。沙皇经常骑马走过小小的宫廷近侍的妻子的窗前，故意打马飞奔，想引起她的注意；而在晚上，在宫廷举办的舞会上，他搂着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柔软的腰肢，柔声地向她发问：“您为何总是拉紧窗帘？”关于沙皇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当时有不少流言，其中有这么一条，意思是沙皇在娜塔丽娅·冈察洛娃面前已不是沙皇，而是一个骑兵少尉。不过，据当年一些人的说法，尼古拉一世也并非是那种好色之徒，他不过是喜欢和漂亮女子调情，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又正合他的口味。不过，对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来说，皇上的垂青令她受宠若惊，她甚至也感到骄傲，这符合她的教养和身份，而没有什么奇怪的。至于她的丈夫会怎么样？大概她是考虑不到这么多的。
如果事情仅仅是目前的这个样子，那也许还不至于惹来更大的麻烦。因为沙皇只不过是要找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寻寻开心而已，他并非真心爱上了她，而娜塔丽娅·冈察洛娃不会也不可能爱上皇上，普希金也不会去找皇上决斗。
可是，一个翩翩少年就要取代沙皇的位置，他站在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的面前，向她献上鲜花和他的殷勤。他身材高大，健壮而又英俊，与娜塔丽娅·冈察洛娃站在一起，招引着众人的目光。而在舞会上他们又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对。这个青年人就是丹特士。
乔治-查理·丹特士，法国人，1812年2月5日生于法国阿尔萨斯的苏尔兹，比娜塔丽娅·冈察洛娃小几个月。他的父亲是约瑟夫-贡拉男爵。丹特士幼年在莱茵的封丹中学读书，1829年他以第四名的成绩考入圣西尔军校，1830年法国革命使他中断了学业。由于他出身于正统的贵族家庭，所以他参加了保皇军团，试图恢复查理十世的帝业。后来丹特士回到老家苏尔兹，但又受不了乡下的寂寞生活。他先是通过父母的关系想到普鲁士军队里任职，但他又不愿意从下级军官干起。于是就通过普鲁士国王的介绍到俄国来碰碰运气。在途经德国时，他偶然间结识了一位显贵，这就是当时荷兰驻俄公使冯·盖克恩男爵。盖克恩当时已40多岁，仍过着独身生活，他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便充当起他的保护人，后来又把他收为义子。关于盖克恩和丹特士的关系，当年有不少流言，有人说丹特士是这位公使的私生子或侄子，有人说丹特士是查理十世的私生子，还有人说他们之间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类似同性恋的关系。而据当时人们的观察，这位公使大人从不和任何女性交往，而丹特士却喜欢追逐女性，由此有人推断，在他们之间，丹特士只能是受害者。
自然，上述种种说法还只是流言，并无真凭实据。不过，丹特士英俊潇洒，招人喜爱，特别是招年轻女性的喜爱，却是事实。关于这个法国保皇党军官如何在俄国“如鱼得水”，屠贝茨科伊公爵这样说过：“他生得十分英俊，在女色方面的成功毁了他。他是外国人，所以对待女性十分大胆、十分放肆，胜过我们这些俄罗斯人。在女性的宠爱下，他更是得寸进尺，愈来愈猖狂，简直到了我们社会所不能容忍的地步。”另一个人则这样写道：“女人对他是你争我夺。”
在这些“你争我夺”的女人当中，有冈察洛娃两姐妹——娜塔丽娅和他的姐姐叶卡捷琳娜。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丹特士追逐的中心集中到这两姐妹特别是娜塔丽娅身上。他们两人，一是最时髦的夫人、舞会上的皇后，一是最受青睐的军官、女人们的宠儿。从丹特士方面讲，能把这个最迷人的女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而从娜塔丽娅方面讲，让这个翩翩少年拜到自己的石榴裙下，也是很得意的，何况丹特士正是她心目中的理想的男性。至于叶卡捷琳娜，则常常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她狂热地爱着丹特士，但丹特士的心思则放在她妹妹身上，对她只是敷衍一下，而她心里也清楚，但她又想经常看丹特士，所以人们总看见他们三人在一起。
关于娜塔丽娅和丹特士的关系问题，历来是人们议论得很多的话题之一。如果说，丹特士追求娜塔丽娅，只是出于虚荣心和炫耀自己，而娜塔丽娅与丹特士眉来眼去，也只是为了消遣和解闷，为了弥补一些她在丈夫那儿得不到的东西；那么，人们谴责他们是不无理由的，而并非完全是因为他们的关系牵涉到人们崇敬的伟大诗人普希金。不过，据后来披露的材料看，娜塔丽娅和丹特士之间的关系也并非完全是那种轻浮和互相玩弄的调情关系，下面的一段话见于丹特士于1836年1月20日写给他的正在国外的养父的信中：
更糟的是，我已堕入情网，难以自拔！是的，我都快要发疯了，不知该怎么办。我不告诉你她是谁，因为信件有可能丢失。你就称她为彼得堡的第一美人儿吧。她叫什么，你能想起来。使我的处境更为发窘的是，她也爱我，但我们又不能经常相见，因为她的丈夫是个醋坛子。亲爱的朋友，我把这一秘密告诉了你，因为我知道你会分担我的忧愁。但请看在上帝的份上，千万别告诉别人，也不要打听我追逐的那人是哪一位，那你就会在无意中毁了她，而我也将无以自慰。因为，为了她，为了叫她高兴，我什么都肯干。
我近来的生活简直如同在受刑。两人相爱，但在四步舞的间隙里又不能挑明，这可真教人难受。……不过，请你放心，我会十分小心的。直到今天，我一直十分谨慎，这个秘密只有她知我知……
如果这些话基本可信的话，那可以认为丹特士是真的爱上娜塔丽娅而陷入情网了，从以上的话中还可以略为知道，娜塔丽娅差不多也是如此，而从丹特士另一封写给他的养父的信中，则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到娜塔丽娅的态度。当丹特士要娜塔丽娅作他的情妇时，娜塔丽娅拒绝了：
这个女人，别人都说她头脑简单。但不知是否爱情的力量从中起了作用，反正在那次交谈中，她的谈吐很有分寸，十分优雅，很有头脑。她很难找出什么理由拒绝，因为她要拒绝的男子是喜欢她的，希望她为他做出牺牲。她十分从容地向我介绍了她的处境，并且十分天真地要我原谅。我的确被她说服了，无言以答。你知道她是怎么安慰我的吗？她说：“我爱您胜过任何人，但您永远只能够得到我的心，因为其他的一切都已不属于我，我只有尽到作妻子的全部义务才会感到幸福。您可以抱怨我，但也请您一如既往地爱我。我的爱将是对您的报答。”瞧，假如周围没有别人，我真会扑倒在她脚下，吻她的双脚。我要告诉你，从那天起，我对她的爱进一步加深了，但现在情况有变化。我尊敬她，敬仰她，如同人们尊重和敬仰自己的救命恩人一样。
上两封信的内容看来基本上还是可信的，因为这些都是在私人信件中谈及的，一般说来其中不会有其他目的。如果这一点可以成立，那么，丹特士和娜塔丽娅之间发生的一切并不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如果把对普希金的敬意暂时放到一边，而单从事情本身来看，他们之间的境遇，在某种意义上简直和《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后来的奥涅金和达吉雅娜差不多，而且娜塔丽娅在上面回答丹特士的一番话，几乎和达吉雅娜后来回答奥涅金的那段有名的诗行相去不远：“我爱你（何必要装假呢？）/可是，既然我已嫁给别人，/我就要对他一辈子忠诚。”或者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和同居以前的安娜·卡列尼娜与沃伦斯基差不多少。换句话说，普希金在这里面充当的便是一个痛苦的角色。
像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这种关系，在当时俄国上流社会中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仅从这种关系而言，他们也不应当遭受更多的谴责，何况他们之间还是有爱情的，何况娜塔丽娅还是有所克制的，最后并未把这种关系扩大化。如果普希金仅仅因为丹特士爱上娜塔丽娅而和他决斗，那丹特士也不应受到过多的谴责，因为当年普希金为了捍卫自己的名誉和许多人如索洛古勃、克鲁斯金、赫比宁都决斗过，其中有的人还是他的朋友。
丹特士之所以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不仅只是普希金的“情敌”，而且充当了整个上流社会乃至政府当局迫害普希金的工具；二是他最后成为了置普希金于死地的“杀手”，用诗人丘特切夫的话来说，就是刺杀人们心目中的“王者”的凶手，而不管是谁，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谁充当了这一角色，就不可能被人们饶恕。
现在，悲剧的序幕已经拉开，戏也就得要演下去，冲突不断，高潮迭起，不到鱼死网破，戏是不会收场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剧中人自己并不清楚，他们仍在扮演各自的角色。按照古典主义戏剧的套子，最后都差不多是皇权出来解决矛盾，落得个皆大欢喜的大团圆的结局，善良的人们都希望出现这一结果。可是，在这场悲剧中，皇权却一反常态，它不为真善美撑腰鼓气，却为假丑恶推波助澜。
当丹特士和娜塔丽娅的关系公开化后，普希金非常痛苦。一次，维亚泽姆斯基目睹到这样一幅情景：丹特士和娜塔丽娅、叶卡捷琳娜在大街上散步，碰巧被普希金撞见，维亚泽姆斯基后来回忆起这件事时写道：“当时，普希金匆匆从我们面前走过，犹如一阵风，马上消失在人群中去了，连头也没有回一下。他的面部表情十分吓人。我当时就预感到要出事儿。”
如果丹特士追求的不是娜塔丽娅，或者如果娜塔丽娅的丈夫不是普希金，那事情也许不会发展成后来的样子；可是问题正出在这里，这个美人儿的丈夫正是政府当局和上层人士都不喜欢的普希金。盖克恩在国外接到义子丹特士告知他和娜塔丽娅的关系的信时，还告诫丹特士要小心行事；可是等到他回到彼得堡后，他反而为丹特士出谋划策，原因就是普希金是外交大臣的仇人，而他是外交大臣的朋友，所以普希金也就是他的仇人，而现在正好有这么一个机会，要利用这个机会把普希金搞臭，让他抬不起头来。持有这样的想法的大有人在，包括最高当局在内。由此可见，情场上的角逐已经演变为一场政治迫害了，普希金面对的已不是丹特士一人，而是整个他曾经用他自由和战斗的诗歌抨击过的上流社会。
于是冲突也就愈演愈烈了：
10月间，丹特士患病，这场追逐本可以平息一阵子的，不料老盖克恩却亲自出马，顶替义子的角色。他追着娜塔丽娅，不断地在她耳边灌输他的义子如何如何爱着她之类的话，甚至还说，要是娜塔丽娅长久不答应丹特士的要求，那他可能会自杀。据说在一次舞会上，盖克恩还向娜塔丽娅出了这样一个鬼点子，要她离开普希金，和丹特士私奔到国外去，被娜塔丽娅拒绝。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娜塔丽娅也开始有些害怕了。
然而事态还在进一步发展着、恶化着：
1836年11月4日，普希金收到一封用法文写的匿名信：
荣誉勋章协会，尊贵的绿帽子和骑士勋章协会，在其会长S. E. D. L.大勋章获得者纳雷什金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任命亚历山大·普希金为该协会副会长和勋章历史编纂家。
终身秘书长 鲍尔奇
同一天，普希金的一些朋友也收到了同一内容的匿名信。仅就这封匿名信的内容而言，并未牵涉到丹特士。信中所说的纳雷什金的妻子曾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情妇，把普希金列入这个名单则是暗示娜塔丽娅和沙皇尼古拉有某种暧昧关系。但普希金下意识地意识到，这封信是盖克恩所为。据维亚泽姆斯基称：“一收到匿名信，普希金就认为盖克恩是匿名信的作者。直到咽气时，他都一直这么认为。”不过，从后来查明的情况看，普希金的直觉基本上还是对的，匿名信虽不是盖克恩亲笔所写，但却是他们一伙所为。1927年6月，也就是说在诗人逝世90年后，这封匿名信经鉴定是盖克恩的同伙弗·多尔戈鲁夫伯爵所写。
普希金接到匿名信后，愤怒异常。他把娜塔丽娅叫出来，把匿名信交给她，娜塔丽娅脸色苍白，吞吞吐吐，不敢承认她与丹特士的关系。而普希金则忍无可忍，在第二天就下书提出和丹特士决斗。
当盖克恩得知普希金要和丹特士决斗的消息，又害怕起来，他知道普希金是一位决斗高手，生怕他的义子死于普希金的枪下。他赶到普希金家中，请求延缓决斗时间。普希金看到他一副可怜的样子，不禁起了怜悯之心，答应延缓两周的时间。此后，在盖克恩的奔走下，在忠厚善良的茹科夫斯基等人的调停下，事情出现了某种转机。
丹特士年轻气盛，面对着普希金的挑战，本来是非应战不可的，但在盖克恩的规劝、威胁和利诱下，终于作出了让步，转了一个弯子。他向外界承认，他并非是追求娜塔丽娅，而是爱她的姐姐叶卡捷琳娜，并且在公开场合中与叶卡捷琳娜表示亲热，同时还正式向她求婚。这样，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如果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结了婚，那就很有意思，丹特士就成了普希金的“连襟”，也就是说他们成了一家人了，那决斗的事便可迎刃而解了。
1837年，丹特士和叶卡捷琳娜按照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双重仪式举行了婚礼。普希金没有出席婚礼，而是让娜塔丽娅代表他出席。这样，决斗的事便不了了之。
从表面上看，在这个回合中，普希金多少也算占了一点上风，挽回了一点面子。但丹特士的贼心不死，事情并未到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