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希金从南方到米哈依洛夫斯克村的五六年的时间里，除了写作了大量抒情诗以外，还创作了五部长诗，即所谓“南方叙事诗”，这就是《加甫利颂》（1821）、《高加索的俘虏》（1822）、《强盗兄弟》（1822）、《巴赫切萨拉依的喷泉》（1823）和《茨冈》（1824—1827）。
和拜伦的“东方叙事诗”一样，普希金的“南方叙事诗”也是充满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
《高加索的俘虏》情节很简单：一位俄罗斯人被高加索山民抓获，一个契尔克斯女郎爱上了俘虏，偷偷地把他放走，而她自己最后投水自尽。就题材而言，这在一般浪漫主义作品中是常见的。与其说它讲述了一个传奇故事，不如说它是在传达一种情绪和思想。按照普希金自己的看法，他是要“在这部长诗中描写一种成为19世纪青年特点的、对生活享受的漠不关心和过早的心灵衰老”。从普希金创作这部长诗的思想和境遇来看，俘虏这个人物身上有某些诗人的影子。例如俘虏的命运坎坷，他被朋友出卖，遭人诽谤，又被世俗的烦恼所困扰，这些都与初到南方的诗人的某些思想和情绪是一致的，我们把长诗中一些诗句和诗人在这个时期所写的抒情诗比较一下就很清楚：
利禄和浮华已不屑一顾，
奸黠的诽谤他无法容忍，
狡猾的流言也使他厌恶，
他已做够了惯常的牺牲，
自然的朋友，人世的叛徒，
他抛开自己可爱的故乡，
怀着自由的快乐的幻想，
飞到了这个遥远的地方。
……
自由！在这荒漠的人世上，
他还在寻求的只有一个你。
我们看到，普希金差不多是把某些在自己的心中回响的声音加在了俘虏的身上。自然，俘虏并不等于诗人本人，普希金只在俘虏的身上加上了自己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而与这一部分既相联系又相对立的那一部分（而且是更主要的部分）却无法赋予俘虏。所以，这种从理念或主观出发的“拜伦式”方法决定了长诗主人公形象的单薄和内心世界的不完整。换句话说，用浪漫主义的方法创造出的人物在表现当代现实题材方面显得有些无力。普希金后来对此有所认识。在1825年他迷恋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时，对拜伦发表过这样的意见：“与他（指莎士比亚——笔者）相比，拜伦实在太平庸！拜伦没有写过一个有特色的人物。拜伦只是把自己性格的某一侧面赋予笔下某个人物，把傲气赋予甲，把仇恨加给乙，把忧郁写给丙等等。结果，拜伦把一种仇恨、忧郁又傲气的性格分解开来，变成几种无足轻重的个性。”俘虏形象的单薄和性格的不太明晰，看来也是出自同样的原因。
不过，自然女儿——长诗中那契尔克斯女郎却是一个完美而有力的形象。她的行为和她的性格与养育她的自然是多么地和谐一致，为了爱，为了这种自然的追求她可以献出一切，乃至生命：
……愿爱情的祝福
每时每刻与你同在。
永别了！请忘掉我的痛苦，
最后一次，请把手伸过来。
……
万籁俱寂，沉静的河岸上
只听见凉风轻微的声响，
而在月下哗哗的水波中
荡起的浪圈已平复如常。俘虏眼看着女郎为他死去却无动于衷，相形之下，他的自私和冷漠显而易见。俘虏这个人物，是后来俄罗斯文学中“多余人”奥涅金和皮巧林的前驱，这样的人物在当时确实存在，普希金的描述并非虚构。然而用浪漫主义的方法来写这个人物，只能够产生浮光掠影的效果，所以后来别林斯基只是说普希金第一个指出了这样的人物，而没有说普希金描写出（更不必说是塑造出）这样的人物。
不过，普希金对自己的这部长诗的某些不足认识得比较清楚，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这首诗或故事的欠缺十分明显，所以我一再犹豫，考虑是否将它付印。由于提纲太简单，思路放不开，束缚了手脚。描绘高加索风光的那段是本诗中最好的一段，但没有同主人公的行动联系到一起，近似游记文章。主人公只有两个，对他们性格的描写近似小说写法，而不是诗歌的写法。它有什么特色呢？一个没有感情的年轻人遭到不幸，这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吗？在山民的凶残本性面前，在契尔克斯少女的美貌面前，男主人公十分冷漠，无动于衷。这是可能的，但这有什么感人之处呢？用迎合环境的故事使文章变得生动，这并不困难。俘虏俄罗斯同胞的契尔克斯人可能是那位女郎的情人，她的父母和兄弟都可以写进去，而且要写得各具特色，但我却疏忽了。……您可以看出，对自己作品的偏爱并未使我失去理智，在《高加索的俘虏》这首诗中的确如此。但我向您坦白，我十分喜爱这首诗，虽然我并不清楚为什么。这首诗中有些诗句对我十分珍贵。”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普希金已意识到长诗写法和人物之间的某些不协调，试图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去写现实中的人物，看来诗人自己井不满意，可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表现当代题材的意愿，“迎合”这种浪漫主义气息很浓的场景去编织一些浪漫故事。看来，《高加索的俘虏》显示出普希金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的徘徊。然而要完全告别浪漫主义，青年诗人又有些恋恋不舍，在长诗中那些抒情之笔是多么的得心应手，而那些描绘大自然的美妙诗句更是在青年诗人的心中响彻不绝：
冰封雪盖的永恒的宝座，
它们的山峰看起来像是
白云的长练岿然不动，
庄严伟大的厄尔布鲁士，
双头巨人，闪着冰雪冠冕，
白皑皑地在群山环绕中
高高耸立在蔚蓝的天空。
……
山脚下只见乌云在弥漫，
草原上腾起飘忽的烟尘，
惊慌的牡鹿想寻找一个
栖身之所，在山间乱奔。
鹰鹫从悬崖峭壁上飞起，
在空中盘旋，此呼彼应。
马群的嘶鸣，牛羊的喧闹，
已经淹没进风暴的吼声……
突然，透过闪电，向着山谷，
骤雨、冰雹穿云倾泻下来。
雨水的急流翻腾着波浪，
搜掘着峭壁、峻坡和悬崖，
把千年古石冲向远方——这不仅仅是长诗的主人公所感受到的高加索的大自然，更是普希金自己对高加索的感受，俘虏的心声中包含有诗人自己的心声，这就是普希金如此钟爱这部长诗的原因。
从外部情节上看，《茨冈》似乎与《高加索的俘虏》相似，它们都是在异域的背景上展开的一个俄罗斯青年与一个少数民族少女之间的爱情故事。爱情故事的结局也大同小异，都是少女的死去和青年的离走。可是，这两部叙事长诗的思想和创作方法却有着较大的差异，从普希金的创作道路的发展方向上看，《茨冈》的确如别林斯基所说，把包括《高加索的俘虏》在内的以往所有的作品“都远远地抛到后面去了”。
在《高加索的俘虏》中，主人公的形象只是在读者的面前闪现了几下就消失了，读者甚至还不知道他们姓甚名谁，山民的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仅仅是作为故事的背景出现，并未得到充分的展示。而在《茨冈》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诗人在描述主人公贵族青年阿乐哥与吉普赛少女真妃儿的爱情故事的同时，把脱离自然的城市文明与接近自然的原始生活放在完全对立的地位上加以展现，阿乐哥是前者的代表，而老茨冈则是后者的代表。并且，诗人的主观评价乃至批判精神也得到一定程度的表现。
阿乐哥是一个贵族出身的青年，他生活在文化较高的城市中，曾过着很富裕的生活。但由于某种原因（官府要抓他），他与他生长在其中的那个社会发生了冲突，因而逃到南方，加入了茨冈人的流浪队伍。他对他所来自的那个社会进行了批判：
失去自由的城市令人窒息，
围墙里人们挤得熙熙攘攘，
无法呼吸到那清晨的凉爽，
闻不到草地上春天的气息。
人们都出卖着意志和自由，
以爱为耻，思想受到压迫，
对着那死的偶像低垂着头，
为的就是寻求金钱和枷锁。
阿乐哥凭着他的坚强意志和热情来为自己创造幸福生活。他得到了茨冈人的喜欢，得到了女主角真妃儿的爱情。他找到了新的家，能够享受到他所渴慕的自由。在茨冈人中，他“自由自在”地生活了两年，“没有什么可惜，也没有什么担心。”他似乎与这个新的环境融合了。
可是阿乐哥与茨冈人纯粹是表面上的融合，实际上他仍和过去一样，是私有财产制度以及自私自利本性的代表者。当普希金进一步描写阿乐哥性格的发展时，新的倾向就显露出来了。当真妃儿另有新欢时，阿乐哥感到不安、痛苦和嫉妒，他抑制不住自己，去杀死了真妃儿和她的情人。通过这一情节，普希金揭示了阿乐哥性格中的悲剧：阿乐哥毕竟是他那个社会的产物，他追求自由的动力是他自私自利的本性，他仅仅是为自己而幻想爱情和真正的自由，而把旁人看成是达到自己的幸福的工具，他不能尊重别人的自由。因此，阿乐哥终于和茨冈人原始的自由生活发生了冲突，成了杀人凶手。普希金通过老茨冈的口，批判了阿乐哥的极端个人主义：
你生来就不是这粗野的命，
你只要自由属于你个人……
你呀，又凶又横，——对不起啊，
离开我们吧！祝你安宁！
所以，在长诗中，阿乐哥是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而受到裁决，而这种个人主义是同贵族地主制度和寄生文明的社会基础密切相连的。换言之，我们在这长诗中看到了普希金对当时贵族社会的深刻批判。
同时，我们在长诗中也看到了淳朴的原始民族被加以理想化的浪漫主义形象。在普希金所描写的茨冈人的生活画面中，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自由的歌颂。但在长诗的结尾，诗人也指出了这种自由生活的不幸：
可是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
不幸的自然的儿子！
在破烂的帐篷里，
还做着苦楚的梦。
你们那游荡的庇身所
就是在荒野中也逃脱不了不幸。事实上，我们从长诗的画面中也可以窥见到茨冈人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由！这不过是流浪的自由，挨饿受冻的自由，以及两性关系上的随便结合、随便抛弃的自由。劳动创造的自由，享受真正爱情的自由，并不在茨冈人的原始的流浪生活中。
《茨冈》吸取了人民口头创作的养料，富于浓郁的浪漫主义的戏剧性，运用了许多浪漫主义的习惯手法，如故事场景远离城市，原始的异国情调，茨冈人的生活环境和主人公的生活经历也比较模糊等。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那就是长诗的冲突是建立在比较实在的，也可以说是“现实的”的基础之上的：阿乐哥性格的形成是为他来自的那个社会所决定的，这一点十分清晰。另外，诗人在结尾处指出的“幸福也不在你们中间”的见解中，包含了一种历史主义因素。基于这两点，可以认为《茨冈》的问世标志着普希金的创作完成了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