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月10日下午将近2点钟，当乔恩·科莱考尔在登上珠穆朗玛峰峰顶时，他已经连续57个小时没有睡觉。由于大脑缺氧，他感到头晕目眩。当他从海拔8848.13米的地方开始漫长而危险的下山之路时，另外20名登山者仍在奋力向珠峰顶上攀登。6小时以后，科莱考尔安全地摊软在自己的帐篷里，但他已被冻僵，由于疲惫和缺氧，他变得神志恍惚。第二天早晨，他才了解到，他的六名队友没能返回营地，并且正在为生存而作着垂死的挣扎。暴风雪过后，五名队友已经死亡，另一名队友由于严重的冻伤而不得不被截掉右手！
引子：童年的梦想
1.“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珠穆朗玛峰！”
1963年，9岁的乔恩·科莱考尔随父亲住在美国俄勒冈州的科瓦利斯，当地有一位名叫威利·安索爱尔德的神学教授，是父亲的好友。所以，科莱考尔常常和安索爱尔德家的大孩子们一起玩耍。
这年的5月，威利·安索爱尔德和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30岁的医生汤姆·霍恩宾一起沿着一条从未有人攀登过的险峻路线——珠穆朗玛峰的西山脊到达了顶峰。
这之前，已经有11个人、4次沿着北山口——东北山脊线和南山口——东南山脊线这两条路线成功地登上珠穆朗玛峰顶峰。
与以上两条路线相比，西山脊路线不但是一条新的路线，而且要难得多。
所以，安索爱尔德与霍恩宾成功登上珠穆朗玛峰被视为登山史上的创举和壮举，一个无可置疑的巨大成就。
跟着别人的屁股后获得成就的人，不会被人重视。那些敢于挑战更新、更难的目标的人，总是能够成为公众心中的明星。
在安索爱尔德与霍恩宾向顶峰挺进的那天傍晚，他们越过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充满危险的黄色岩石地带，这里的岩石不但陡峭，而且易碎。这里是登上顶峰的必经之路，需要高超的技巧和强劲的体力。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上，征服这个峭壁已是最严峻的技术挑战了。
一登上黄色地带，他们就开始为自己能否安全下去担心。最后，他们决定翻过顶峰，再从人们熟知的东南山脊路线下山。这样，才有希望活着下山。这个计划非常危险，天色越来越黑，他们又不熟悉地形，氧气也在飞快地减少。
18时15分，夕阳西下的时候，安索爱尔德和霍恩宾到达顶峰。由于时间已晚，他们只能在海拔28，000英尺的地方露宿一夜。这在当时是历史上海拔最高的临时营地。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幸亏没有刮风。
不过，安索爱尔德还是为此付出的巨大的代价——后来，他的脚趾因为冻伤严重，不得不被截掉。但是，与先前许多遭遇山难的人相比，这已经很值得庆幸了。
这之前，9岁的科莱考尔经历了自己的第一次登山。他在父亲、安索爱尔德、雷冈的带领下，登上了一座位于喀斯喀特山脉的9，000英尺高的火山山顶。这件事对于小小的科莱考尔来说，意义非凡，他的心中已经开始翻种下登山的种子，这件事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
得知安索爱尔德与霍恩宾登上珠穆朗玛峰的英雄事迹后，尚且年幼的科莱考尔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安索爱尔德和霍恩宾一下子就成了科莱考尔心中的登山英雄。
“有一天我也要登上珠穆朗玛峰！”在以后的10多年里，他把登上珠穆朗玛峰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到他20刚出头的时候，登山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中心，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与之相提并论。对于科莱考尔来说，他活着就是为了登山。
对于不了解登山意义的人来说，对于科莱考尔的执着当然无法理解。对于痴迷于登山的人来说。登临山顶是真实、永恒且具体的行为。危险使得这项运动有了严肃的目的，而这恰恰是平凡的生活所缺少的。另外，登山赋予人一种集体意识。成为一个登山者即意味着加入到一个自给自足、狂热的理想主义团体，其不受户外影响的程度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登山文化的特点是竞争激烈、充满阳刚之气，但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文化的要素则是要给别人留下印象。
但是，登山并非一件浪漫的事情，听起来潇洒，做起来却要困难得多。喜欢登山的科莱考尔每年靠5，000至6，000块钱的收入维持生活。为了凑够攀登布加布斯、泰吐斯或是阿拉斯加山的费用，他曾当过很长时间的木工，捕了很长时间的大马哈鱼。
那些将目标实现看得很简单的人，往往一经历困难，就会在心中经历大起大落的轮回。那些一开始就意识到目标的实现需要艰辛的付出和巨大的代价的人，他们显得坚忍，智慧。为了实现目标，他们懂得曲折进取，懂得将自己的最终目标分解为阶段性的基础性的目标，一步一步地向目标靠近。
2.登山者追逐的乐土
为了实现登上珠穆朗玛峰的梦想，科莱考尔在登山上付出了巨大的精力和资金。但是，在他二十五六岁的时候，思想有过波动。他们曾受过当时的一种流言的影响。有流言将珠穆朗玛峰贬为“矿渣堆”。
这种流言的产生的原因有两个：一、珠穆朗玛峰上没有秀丽的景色供人们观赏，二、珠穆朗玛峰上没有险要的山势供人们挑战。
基于这种流言，许多职业登山者对珠穆朗玛峰不屑一顾。这当然也包括科莱考尔，他像当时的人们一样对珠穆朗玛峰产生了藐视的心理。
截止到80年代初期，从南山口至东南山脊线这条最容易的攀登的路线已经被人们攀登过100多次。这个数据使人们产生了对珠穆朗玛峰的这种肤浅认识。在当时，珠穆朗玛峰的东南山脊线还有一种别称——“牦牛之路”（牦牛越过冰雪到达大本营都是很困难的事。如果这条路连牦牛都能上去，可见它有多么容易。），这是科莱考尔和他的同伴对它的惯用称呼。
任何事情，只有亲自做过以后，才会有最准确的感受。流言往往是不准确的，一个轻信流言的人，最后会发现，自己往往被流言给蒙了。
1985年，有一位名叫迪克·巴斯的年近50岁的德克萨斯阔佬，他只有一点登山经验，却在一位名叫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出色的年轻向导的引导下登上了珠穆朗玛峰。这件事情使人们对珠穆朗玛峰的蔑视进一步加深了。
然而，巴斯登上珠穆朗玛峰的事实改变了这一切。
登上珠穆朗玛峰后，巴斯便成为第一位登上全部7大洲最高峰的人。他的这一伟大成果，不仅使他闻名于世，7大洲最高峰也成了众多业余登山者的目标。
从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对大多数登山者来说是不难做到的，得到足够的费用也并不困难。因此，在1990年至1995年，这几年间，攀登7大洲最高峰的人越来越多，人群拥挤的程度飞速增长，在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上尤为严重。
为满足需要，以向导攀登世界7大高峰、特别是珠穆朗玛峰为营利目的的公司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0年的春天，珠穆朗玛峰的两侧，聚集着30支不同的登山探险队，其中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队至少占三分之一。
珠穆朗玛峰开始成为著名登山运动员的乐土。用《登山》杂志编辑迈克尔·肯尼迪的话说：“只有你在较低山峰进行过长期训练后才会获得被邀请参加珠穆朗玛峰探险队这一殊荣。一个登山者只有真正登上这座山峰才可走进著名登山者所在的更高的天地。”
随着攀登珠穆朗玛峰人群的不断增多，尼泊尔政府意识到，安全、环境、外观都成为有待解决的问题。为此，尼泊尔的政府官员们制定了一个计划：提高登山许可证的价格。这个计划既可以控制客流量，又可以增加国库收入。
1991年，花2300美元就可以在尼泊尔旅游局买到一张登山许可证，而且对登山队的规模没有限制。
1992年，要花10000美元才能买到一张许可证，队伍人数不得超过9人，每增加1人要再付1200美元。
然而，昂贵的收费并未使珠穆朗玛峰拥挤的程度得到改善。1993年春天（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40周年的纪念年），从尼泊尔一侧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就有15支探险队294人。这个人数是空前的、创纪录的。
1993年秋天，尼泊尔旅游局又做出了新的规定：每张许可证收费50000美元，且每支队伍不得超过5人，每增加1人再交10000美元，但总数最多为7人。另外，尼泊尔政府还颁布法令，规定每个季节在尼泊尔一侧只允许有4支登山队同时攀登。
尼泊尔政府万万没有想到，这些限定竟把成群的登山者从尼泊尔转向中国西藏。
我们从这些登山者身上可以得到这种启示：通往成功的路是有多条的，在一条路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可以改变思路，选择其他的路。
这导致成百上千的夏尔巴人失业，人们的不满和抗议随之而来。
1996年春天，尼泊尔政府被迫取消了对每季登山队数量的限制。与此同时，尼泊尔政府的官员们再次提高收费标准——对7人规模的队伍收70000美元，每增加1人再收10000美元。然而，拥挤的人群并未因高额的费用而得到缓解。
我们从尼泊尔政府的政策变化的角度可以得到这种启示：在考虑到行动、措施，制度和政策的导向、调节作用的同时，必须考虑到行动、措施，制度和政策的度。不恰当的度，往往无法实现自己想到达到的目的。举措不够，导向作用不明显，举措过分，则导向作用就会偏离。至于这个做事情的恰如其分的度，往往需要认真揣摩，并通过实践的验证才能得到。
3.被激活的渴望
1995年3月，《户外》杂志社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于是该社编辑给科莱考尔打来电话，告诉他有一个珠穆朗玛峰向导探险队准备在5天后启程，并建议他参加这个登山队，撰写一篇文章，报道近年来的商业化登山活动，以及伴随而生的矛盾。
这个电话换醒了科莱考尔内心深处被压抑很久的童年梦想——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反复考虑了这件事情，起初他很乐意去，并且预订了航班、注射了所需要的免疫针。但是，最后他还是放弃了。因为编辑只是让他呆在大本营，而不是让他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在大本营，抬头望着世界屋脊一点点耸入云端，看着身边人们一个个向上攀登，自己却只能呆在那里看，而且要看上两个月，只能心动，不能行动。科莱考尔觉得这实在是挫伤人的积极心。
他想“如果我要花8个星期离开妻子和家到地球的另一端，我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
在相同的情况下，就要活得有意义才对。
年过40的科莱考尔回想自己30年来的登山历程，虽然也曾征服过一些困难的目标，但还未到达过一个可称为高海拔的地方。说实话，他还没有到过高于珠穆朗玛峰大本营（海拔17200英尺）的地方。
他知道自1921年珠穆朗玛峰被英国人首次造访以后，到达顶峰的每4个登山者中差不多就有1人死亡，至今已经夺去了130人的生命。他还知道死去的人中有不少人拥有丰富的高海拔经验、高超的登山技能，还有些人要比自己健壮的多。41个春秋，自己已是一把灰色的胡子，一付烂牙床，腹部还多出十几磅赘肉，早已过了登山的黄金年龄。
但童年时的梦想无法释怀，理智终被战胜，科莱考尔决定要登上珠穆朗玛峰。
科莱考尔知道，要攀登珠穆朗玛峰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认真训练，以增强体力，满足登山需求。于是，他向《户外》杂志社的编辑马克·布赖思特询问是否能将此项任务推迟1年，是否愿意给他在一家比较知名的探险服务社登记，并且负担65，000美元的费用，以给他一个登顶的机会。
在过去的15年间，科莱考尔为该杂志撰写了60多篇文章，出差补贴很少超过2，000至3，000美元。因此，让杂志社同意他的计划，科莱考尔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什么事情只有积极行动，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可太过苛求自己，苛求的结果往往使自己陷入自责，由自信转为自卑。
一天后，布赖思特给科莱考尔回了电话，布赖思特与《户外》杂志的出版商协商的结果是，杂志社不准备付这笔钱，但编辑们一致认为珠穆朗玛峰的商业化是个重要的题材。布赖思特说：“如果你真的想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户外》可以想办法使之成为现实。”
1996年2月底，布赖思特再次给科莱考尔打来电话，说即将启程的一个由罗布·霍尔带领的探险队中有个位子等着他去。这次，科莱考尔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愿意去。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并整合人们之间的相互需要，那么，自己就可以达到少付出而同样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的愿望。
霍尔在1990年的5月，作为探险队队长登上了珠穆朗玛峰的峰顶。1990年12月完成7个月登上7大洲最高峰的计划。之后，开办了一个向导顾客攀登7大洲最高峰的公司，命名为探险咨询公司。在1990年至1995年的几年间，由他送至珠穆朗玛峰峰顶的登山者有39人。
1996年，霍尔向每位顾客收取65000美元，作为带领他们登上世界最高峰的费用。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目——它等同于科莱考尔在西雅图的房屋抵押款。这65000美元并不包括个人所需的装备和去尼泊尔的机票。
霍尔的收费标准在同行中是最高的。他的一些竞争对手仅收取三分之一的费用。但是霍尔并不发愁没有客户，因为他有显赫的成功比率。毕竟对于那些向往登上世界屋脊，而且又有些积蓄的人来说，霍尔的探险咨询公司当然是最佳选择。
在各种条件具备的情况下，选择有实力的合作伙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机遇。
一、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方
1.厄运难免？
科莱考尔乘坐从曼谷起飞的泰航311航班，经过几小时的飞行，抵达加德满都。科莱考尔所在的探险队队员要在这里汇合。下飞机后，一个高大健壮的青年接待了他，并负责送他去旅馆。
这个青年叫安迪·哈里斯，是霍尔手下的一名中级向导，他的朋友们喜欢称他为“赫罗德”。在冬天，安迪是抢手的直升飞机滑雪向导。在夏天，他为攀登新西兰的南部高峰的顾客作向导，或为在南极洲做地形勘测的科学家工作。
两天后，即3月31日，清晨，科莱考尔的队友们集合在一起，然后爬上了一架伤痕累累的可称为古董的直升飞机，这是一架由亚洲航空公司运营的苏制米格—17直升飞机，它看上去像在民家院内拼凑出来的。
临上机前，每人从驾驶员那里得到一副棉球，用来堵上耳朵。随后，飞机在震耳欲聋的轰轰声中起飞了。机舱内的地板上堆满了行李，乘客们膝盖抵住胸口坐在四周的座位上。螺旋桨发出的巨大声响使人们无法交谈。
这样的旅行可称得上是一种折磨，但是没有一个人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