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莱考尔把自己的氧气瓶给了哈钦森，他开始在帐篷里搜寻，希望在哪个角落里能找到氧气，结果只找到了一个快要用完的氧气瓶子。
然后，他们两人都开始准备下山的东西。
科莱考尔冒着被风吹走的危险钻出帐篷，这时正好有一个的帐篷被整个儿吹到了山下，不过这是个没人住的空帐蓬。接着，他又发现在咆哮的狂风中，汪多吉孤零零地站着，因失去霍尔而伤心地哭着。
哈钦森恳求汪多吉立即从山口下山，因为他担心汪多吉会因为伤心而拒绝下山。
早上8点半，相信至此，霍尔、安迪、道格、费希尔、南比确已死亡之后——冻伤严重的麦克·格鲁姆强迫自己走出帐篷，加入到科莱考尔、哈钦森、塔斯基和卡西希克的队伍中，带领他们朝山下走去。因为没有其他向导，科莱考尔便自告奋勇地承担了断后的任务。
当他们这支沮丧的队伍从4号营地缓慢地向日内瓦山嘴移动时，科莱考尔准备再看上贝克最后一眼。科莱考尔猜想贝克在前天夜里已经死亡。科莱考尔找到贝克住的帐篷时，它早被旋风冲垮了，两扇门敞开着。当科莱考尔朝里面看时，他惊奇地发现贝克竟然还活着。
狂暴把他的两层睡袋都卷走了，整个暴露在零度以下的寒风中。他的双手冻伤严重，无力把睡袋拉到身上，也无法拉上帐篷门的拉链。他脸朝上横躺在坍塌下来的帐篷上面，身体剧烈地颤抖着。他的脸肿胀得令人害怕，深黑色的冻斑布满了他的鼻子和面颊。
“上帝呀！”贝克一看见科莱考尔就尖声叫起来，面部因愤怒和绝望而变得扭曲。“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来这儿帮帮我？”贝克已经高声求救了二三个小时，但是风暴却压倒了他的声音。
贝克回忆着那如恶梦般的一幕幕，“我半夜醒来时发现风暴摧垮了帐篷。风压着帐篷壁贴在我的脸上，使我难以呼吸。偶尔风会小一些，但很快又会再次撞击着我的脸和胸部，我已无招架之力。最糟糕的是，我的右臂正在肿起，而我戴着该死的腕式手表。当我的胳臂肿得越来越大时，手表也变得越来越紧以至于阻断了大部分流往右手的血流。但由于我的手已无缚鸡之力，我无法将那该死的东西摘下。我呼救，但没有人来。这是恐怖的夜晚。伙计，看到你从门外探进头来我真高兴。”
在帐篷中，当科莱考尔第一眼看到贝克的时候，贝克丑陋不堪的样子使他震惊。当他以令人难忘的方式让贝克再次躺下的时候，科莱考尔几乎热泪盈眶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科莱考尔说谎道。当他将睡袋盖在贝克的头上时，他努力抑制住硬咽。然后，他拉紧帐篷门的拉链，竭尽全力把被损坏的帐篷重新竖起。
“别担心，伙计，一切已恢复控制。”
当一个人正处于垂危时刻，一定不要让他的精神垮下来，精神的崩溃就会加速恶果出现的进程。
当科莱考尔把贝克尽量舒适地安顿好之后，他立刻用无线电与大本营的麦肯齐医生联系上。“卡罗琳，”他歇斯底里地恳求道：“我该怎样照料贝克？他还活着，但我想时间不会太长了。他的情况实在太糟了。”
“保持冷静，乔恩，”麦肯齐回答说，“你应该和麦克及其他的人一同下来。皮特和布克瑞夫在哪儿？让他们照顾贝克，你们下山。”
科莱考尔用力地狂喊唤起勃利森和安森斯。他们带着一壶热茶水飞奔到贝克的帐篷。当科莱考尔冲出帐篷与队友会合时，安森斯正准备给这个垂死的贝克注射4毫克的地塞米松。这些举动都是值得称道的，但很难想像这些措施会给贝克带来什么实质性的效果。
12.死亡线上的挣扎
5月12日，在科莱考尔从4号营地出发15分钟后，在日内瓦山嘴顶部他赶上了他的队友。他们正准备下山，但每个人看上去都那么虚弱，以至于整个小组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下行了几百英尺到达了一个雪坡。
两天前，他们向上攀登这个雪坡时共有11人，而现在只剩下6个。当科莱考尔赶上的时候，位于队伍尾部的斯徒尔特·哈钦森仍在山嘴的顶部，他正准备沿固定绳索下降。科莱考尔注意到他没戴护目镜。虽然当时是阴天，但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上，强烈的紫外线可以很快就使他失明。“斯徒尔特，”科莱考尔在风中喊道，并指着自己的眼睛，“你的护目镜！”
斯徒尔特·哈钦森用疲惫的声音回答道：“噢，是的。谢谢你的提醒。”然后，哈钦森请求科莱考尔帮他检查一下他的装备，因为他太累了，思维已经有些不清楚了。科莱考尔立刻发现哈钦森的安全扣只系了一半。如果哈钦森这样就把系链固定在绳索上，系链会在体重的压力下很快打开并脱离固定绳索，使他从“霍泽之脸”上滚落下去。
当科莱考尔指出这个问题时，哈钦森说：“是的，这正是我想到的，但我的手太冷了，我现在无能为力了。”在刺骨的寒风中，科莱考尔拽下自己的手套，为哈钦森束紧腰间的皮带。
当哈钦森把安全链系在固定绳索系好后，随手把冰镐抛在了岩石上，然后开始从第一个绳索往下移动。
“斯徒尔特！”乔恩·科莱考尔喊道，“你的冰镐！”
只听哈钦森喊道：“别管它，我带着它太累了。”
由于科莱考尔自己也是筋疲力尽，就没有再与哈钦森争论这件事。他系好绳索，跟随哈钦森沿陡峭的日内瓦山嘴向下滑去。
从长远来看，许多东西都有用。如果我们老是抱着这种想法，什么也不舍得放下，那么，我们就可能会因为负担过重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具备长远的眼光当然重要，但这不能影响我们处理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如果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也通不过，那么，还谈什么长远利益呢？所以，为了长远，我们得先做好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要做得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必须舍弃一些影响我们实现当前最重要的目标和东西。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来到“黄色地带”的顶部，随后是一段狭窄路段，每个登山者都要在陡峭的石灰石崖面上小心翼翼地下行。当科莱考尔在队伍后面等待的时候，费希尔队的几名夏尔巴人赶上了他们。其中的江布已经因为疲惫和悲痛而变得疯疯癫癫。
科莱考尔把一只手放在江布的肩头，表达了自己对费希尔之死的遗憾之情。提起费希尔，江布拍打着胸口，涕泪横流地喊道：“我们的运气很坏，运气很坏。斯科特死了，这是我的错。我们的运气很坏，这是我的错。我的运气很坏。”
到了中午12时30分，科莱考尔拖着疲惫的身体走进2号营地。虽然现在他们所处的海拔高度仍是27，300英尺，但这时的感觉已经比在南山口时的感觉好多了。此时狂风也变得小多了，再也不用为冻疮而提心吊胆了，在灼热的日光的照耀下，科莱考尔已经大汗淋漓。
科莱考尔看到他们的大帐篷已成了一间临时医院，这里由默尔·道夫的丹麦队医亨里克·杰森·汉森和托迪·伯尔利森探险队的美国医生顾客肯·卡姆勒主持着。在下午3点的时候，科莱考尔当时正在饮茶，看见“马卡鲁”由6名夏尔巴人拥着走进了帐篷。医生们急忙行动起来，先将他放倒，再脱掉他的衣服，又在他的胳膊上进行静脉注射。卡姆勒开始检查“马卡鲁”冻僵的手脚，他的手脚呈现出一块一块的暗淡的白色。卡姆勒满脸愁云地观察着，说：“这是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冻疮。”
卡姆勒要为“马卡鲁”的四肢照相以便做医疗记录，问他是否同意，好像“马卡鲁”还挺为自己的伤势感到骄傲，他以开心的笑容表示同意。
尽管自己遭遇了不幸，仍还要有乐观的精神。换个角度看待自己遭遇的不幸。当我们始终以积极的态度看待自己的不幸时，我们不但不会感到伤心，反而会对未来充满希望。
医生们都在为“马卡鲁”不停地忙碌着，20分钟后，无线电里传来大卫·布里歇尔斯的声音：“我们正在送贝克下山。我们将在天黑前将他送到2号营地。”
科莱考尔感到非常吃惊，这次运下来的不是贝克的尸体，而是把贝克活着运下来了。7小时前，科莱考尔离开贝克的时候，一直担心他根本就不可能活过这天早晨。
这一切都源于逃脱了死亡的贝克拒绝投降，据皮特·艾森斯介绍说，在他给贝克注射了地塞米松后不久，这位德克萨斯人表现出惊人的恢复能力。当天大约10点半的时候，为贝克穿好衣服，带上安全带后，他就能站起来走路了。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最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不能倒下去。
他们是从南山口开始下的山。艾森斯紧靠在贝克的前面，告诉他着脚点。贝克用一只胳膊搭在艾森斯的肩膀上，伯利森从后面紧紧地抓住贝克的安全带，就这样慢慢地向下移动。艾森斯与伯利森都用了很大的劲儿帮助贝克，贝克在他们的帮助下移动得非常好。
在黄色地带的石灰石悬崖上约25，000英尺处时，他们遇到了埃德·维斯特斯和罗伯特·肖尔，贝克又在他们的帮助下被送下了陡峭的岩石。在3号营地，布里歇尔斯、吉姆·威廉姆斯、维卡·古斯塔夫森和阿拉斯科·西格拉也加入了护送的队伍。后来严重跛脚的贝克被这8名健壮的登山者迅速地送下霍泽。
当贝克还在下山的路上时，科莱考尔就走到自己的帐篷，疲惫地穿上登山靴，就缓慢地去迎接救护的队伍，希望能在霍泽的下部与他们会合。科莱考尔刚离开2号营地几十分钟，就遇到了救助的队伍。当时贝克正用一根短绳子牵着，却还是在凭借自身的力量行走着。布里歇尔斯和他的伙伴又以非常快的速度将贝克送下冰河，他们的速度之快，把精疲力竭的科莱考尔甩在了后面。
在医院的帐篷里，医生们把贝克放在“马卡鲁”的身边，开始为他脱衣服。当卡姆勒医生看到贝克的右手时不由得惊呼起来：“我的上帝！他的冻疮比‘马卡鲁’的还糟。”3小时后，科莱考尔钻进睡袋，医生们借助着头灯的灯光在一盆温水中小心翼翼地融化着贝克被冻僵的四肢。
13.最后的旅程
遵照从大本营的盖伊·科特的指示，5月13日星期一清晨，科莱考尔离开帐篷，沿着西谷走了2.5英里以后，到达了冰瀑的边缘，在这里寻找一片适合直升飞机降落的开阔、平坦的地面。
这几天，科特一直忙于通过卫星电话安排救护事宜。如果直升飞机能够上去救护，贝克就无需从冰瀑上摇摇欲坠的绳索和梯子上下山（这种做法对手部严重受伤的贝克来说是十分困难且危险的。）1973年，意大利人曾用了两架直升飞机从大本营运送行李，结果其中一架飞机撞到了冰河上。自那时以后的23年当中，没有人再敢尝试在冰瀑以上降落。
为营救活下来的奄奄一息的登山者，科特坚持不懈地努力，他通过美国使馆终于说服尼泊尔军队答应在西谷进行直升飞机救援。早晨8点钟左右，科莱考尔开始遵照科特的指示，在冰塔林立的冰瀑边缘茫然地寻找飞机降落点。这时，他恰好遇到了被维斯特斯用一根短绳系住的贝克及IMAX的其他队员。布里歇尔斯曾在拍摄电影过程中多次与直升飞机打交道，他很快在海拔19，860英尺处的两个裂缝之间找到了一处降落点。科莱考尔用丝质哈达系在竹杆上做了一个风向标，而布里歇尔斯则用一瓶红色的Kool－An做染料，在降落地区的中心雪地上画下了一个巨大的“X”。几分钟以后，“马卡鲁”被6名夏尔巴人用一块塑料布拖下山来。不久，直升飞机开了。
这架由尼泊尔陆军中校麻丹·卡特瑞·查特瑞驾驶的草绿色的BZ松鼠式直升机，已经卸掉了一切多余燃料和装备。麻丹试着降落了两次，每一次都在最后关头失败了。第三次，麻丹终于将“松鼠”摇摇摆摆地停在了冰河上，直升飞机的尾部却悬在了无底的深渊之上。麻丹让螺旋桨以最大的功率旋转着，他的眼睛始终盯着控制板。他伸出一个手指，示意只能运载一名乘客。显然，在这样的高度，任何额外的重量都会使飞机在起飞时坠毁。
第一次，载的是台湾登山者“马卡鲁”，由于他的冻脚曾在2号营地被解冻，他已不能行走，甚至是站立，所以科莱考尔、布里歇尔斯和艾森斯同意台湾登山者应该先行一步。贝克对此表示理解，他愿意等到第二次。
“马卡鲁”被大家抬到直升飞机的尾部。然后，直升飞机吃力地进入了空中。麻丹小心翼翼地驾着飞机像一块沿冰瀑坠落的石头消失在了阴影里。随后，沉默吞噬了一切。
半个小时后，当大家讨论着如何将贝克送下山去时，传来了直升飞机隐隐约约的隆隆声。声音越来越大，最后，那架小小的绿色直升机终于进入他们的视野。麻丹又一次将飞机停落在之前画好的标志上。贝克被扶上飞机后，直升飞机腾空而起，一小时以后，贝克和“马卡鲁”开始在加德满都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
眼睁睁地看着救护队伍逐渐散去，乔恩·科莱考尔独自坐在雪地上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他盯着自己的登山靴，试图搞清楚在过去的72小时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怎么会是这样？难道安迪、霍尔、费希尔、道格和南比真的永远地死去了么？苦思冥想之后，他仍然找不出答案。惨痛的悲剧超过了他所能想象的范畴。他觉得自己的大脑已经短路，最终放弃了试图理解曾经发生的一切的想法。他背上背包，好像一只小心翼翼的猫，开始了穿越摇摇欲坠的冰塔的最后一次旅程。
5月13日上午，科莱考尔终于到达库巴冰瀑脚下，库巴、盖伊·科特以及卡罗琳·麦肯齐早已在冰川的边上等着他。盖伊递给他一瓶啤酒，卡罗琳激动地与他拥抱。
科莱考尔突然用双手捧着脸一屁股坐在冰上，几天来，把人压得快要崩溃的紧张终于从肩头卸下，他的眼泪忍不住沿着面颊簌簌而下。他好像从小就没有哭泣过似的，放声嚎陶大哭起来。
他为其他队友梦断珠穆朗玛峰而哭泣，为失去同伴而哭泣，同时，他也为自己幸免于难还能活着而激动地哭泣。
我们从这些故事之中，能够领悟些什么呢？那些缺乏经验和训练的登山者，为了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四面八方来到珠穆朗玛峰，将自己交给了商业化的向导公司，虽然不少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另外一些却为了心中的梦想而永远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和健康。我们学习他们勇于探索的精神，敢于挑战自我的精神的同时，不得不对他们的一些选择和向导公司的不恰当的组织方式而反思。在接受鼓舞的同时，同时能够吸取他们的教训，使自己的人生发展和团队发展避免再发生类似的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