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都不说了。总之在中国这个传统下，发展不出宪政。为什么我要这样讲？说到底，就是前面讲到的，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陷入困局，有些人老是想另外制造一套来解困。他们说西方的政治理论是西方人的陷阱，跟西方辩论自由民主是没有可能赢的，因为这些概念都是他们制造的，我们要另外制造一套理论系统，阐明现在中国不但经济好，而且政治方面都很好，不用改革了，如果要改，也要按照他们主张的那一套的来改。这个就不是学术了，是宣传。
我们不讨论这些，只说学术上能否站得住。学术上站不住，你想做什么？
国学派的玩意，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少儿读经。我是坚决反对少儿读经的。因为教育一定要适合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启发他们的智力和创造精神。中国孩子最大的问题是太规矩了，创造精神不够。时代要求培养大批敢说敢干的孙悟空，但当下教育培养的是一大批小大人、乖孩子。读经包括读《弟子规》，《弟子规》主要是培养一切听话的孩子，摧残儿童的心理，是不足取的。在我看来，现在要培育书香校园，古今中外所有优秀的文化成果，少年儿童能理解的，都让他们接触，养成读书的爱好和习惯，感到读书很有趣，不是负担。这样的爱好和习惯养成了，终身受用，对将来的文化发展也有很大好处。
最后一个大问题“引以为戒的恶劣学风”不讲了，材料在那里你们自己看。我认为那是很恶劣的学风。对待传统文化有两个大忌不能犯，一个是“曲学阿世”，为了讨好统治者不惜歪曲学术，西汉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到了18世纪，兴起朴学，整理传统文化，那时又增加一条，不能“增字解经”。要继承和学习传统文化，这两条是要牢牢记住的。但现在提倡国学的那些人，恰恰在这两方面犯了大忌。具体哪些方面，我提供的材料上有，有兴趣可以看看。
我想留出时间给大家提问，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互动环节
1.我想问，你的学问做得这么好，你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答：最大的教训是不要迷信。我做过一件事，现在看来很浪费时间。“文革”期间我们都被赶到干校。干校生活比较清苦，没有书读，我就将《鲁迅全集》读了一遍，将已出版的马恩列斯的全集也大体读了一遍，现在看来收获不大。从头看到尾是没用的。治学的一个要点是马克思所说：怀疑一切。一进到学术领域，应该没大没小，没有权威，只相信自己的理性判断。于光远先生讲过一句话，我终生受用不尽。他说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因为没有疑问就勾不到东西。年轻人在脑子里应该经常有很多问题想不清楚，读书感到道理没有讲清，说服力不够，那就可能是一个学科的生长点，或者是某个小问题需要你研究解答的。所以，疑问是治学的起点。
2.现在尊孔是搞得很热闹，但中国近代历史批孔也曾经轰轰烈烈，为什么中国人老是拿孔子说事？您曾在1973年的《中大学报》上发表一篇文章叫《孔子反动教育四议》，当时是有人强迫你写吗？
答：先回答第二个问题：没有任何人强迫。当时哲学系的系主任是刘嵘教授。有次全系教工在校园里铲草，边劳动边闲聊，他提议我写批孔文章，态度很温和，没有强迫。那时批孔热潮，我也重新读了《论语》，感到孔子的教育思想有问题，于是提出四个问题。历史不能修改，文责自负；我的文集会将这些文章一字不改收进去，任由读者评说。
为什么老是拿孔子说事？在新文化运动期间萌发时期或者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感到不从中国传统文化走出来，对中国的发展将会很不利。第一个批评中国传统文化、批评孔子的中国人是王韬。他在19世纪70年代的一篇文章中说，智就是德。这个观点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美德整个地或部分地是智慧。”（《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66页）恰恰跟孔子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到了20世纪初，1902年，梁启超的一部着作非常重要：《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有人讲中国近现代对传统哲学文化的整理是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不对，胡适自己说他是受梁启超的影响来做这个工作的。梁启超的这部书从先秦开始梳理中国的传统文化，那时候的国学派借传统文化说事，实际上是借传统文化宣扬民主自由的思想。之后辛亥革命开始，临时政府一成立，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废止读经，而且他在教育方针的解释说，尊孔与信仰自由不合，至于孔子应该如何评价是另外一个问题。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照我的解释是滥觞于鸦片战争前的文化变迁的延伸；而狭义的新文化运动，通常认为是从1915年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开始；我认为应该是从1912年开始的。那时三纲里的“君为臣纲”不成立了，制度的支撑变了，出现了中国最自由的年代，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中有些人很极端，但作为主要领袖的胡适和陈独秀，对孔子的评价都是很慎重的。陈独秀认为，一些儒家的道德规范，还是可以用的；对孔子的评价，跟现在要反对的三纲是两回事，我们主张的是从三纲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这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必要步骤。
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政治上的动作，要另作评价，这次不涉及。
我想，现在有人大谈孔子，是想推行他们所理解的政治，为某种政治目的服务。
与此同时，理论上还有一个问题。贝尔曾说，经济上我赞成市场经济，政治上赞成民主政治，文化上是保守主义。有些人抓住这个，说不跟传统文化结合就不可能有宪政。于是拼命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在西方这个完全没问题。我今天特别将1215年英格兰的《自由大宪章》作为一个附件，他们的文化传统，如这个文件所说，英格兰人享有传统的自由不能侵犯。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英格兰，那时就有议会的传统，有独立的司法系统，有贸易自由、地方自治和个人自由。中国有吗？没有。
中国的传统是宗法专制。所以有人照搬，说在宪政这样的制度领域要延续传统，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就是要勇于接受全世界的先进文化，不要闭关自守。用中国民族主义来对抗具有普世性的思想文化，我想是会危害中国的发展的。我们过去为什么发展那么慢？就是因为不接受市场经济，接受后发展就很快了。市场经济就是经济自由。1975年我下乡，参加佛山地区的干部会议，当时新会县一个人民公社书记在会上说：什么时候不用大队干部打锣催促，农民主动开工就好了。人民公社一解散，真的不用打锣，人家就主动开工了。这就是经济自由的成果。什么时候种，种什么，农民们可以自主了。那是自己的财产，种下去有多少收获，与自身的经济利益结合了，不打锣他们也拼命干。我们改革开放后，学术相对比以前好很多，原因是自由扩大了。有一本书很值得大家去看看，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亚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他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第42页）3.现在有很多网络红人，以夸张的表现引得关注，人们说这种审丑的心态是因为现在人的信仰或精神被破坏了。您刚才说国学要成为现代的精神财富，请问国学如何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人们找到新的信仰，或者说未来要建立的信仰是什么样的？
答：你不要看低现在的年轻人，说他们没有信仰，我不同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一个人没有自己的信念是活不下去的。阿Q也有自己的哲学。每个人都考虑为什么活，有些人说要成为佛学家、政治家，有些人说要发财，有些人要找个美女帅哥，如此等等，各自有自己的信念。这些信念只要不违法，都是现实世界合理的存在。不是为国为家才叫正确信念，各人自己去寻找自己人生的支撑点，只要不侵害别人就很好。但对这些年轻人应该进行教育，告诉他们现代社会是什么样的，不能违法，要守法，在法律范围内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想。一个国家要是适合年轻人发展，就能够提供广阔的多种多样的途径，让公民自由上升，按照他们的才智和努力，达到新的高度。那样的国家就很好了，当这样的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这些人会挺身而出，保卫这个让我生活得自由自在的国度，那时他们的牺牲精神就涌现了。人是多元的，有些人有各种古怪的表演。我相信在座的没有人会去向芙蓉姐姐学习，但她的生活方式自得其乐，他人不必指责。社会是多元的，应该让大家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生活，不要大惊小怪。
4.我们国家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还要走多远，是通过执政党逐步放宽政策，主动走向民主社会，还是非得革命才能改变？还有一个，年轻人如何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思想和人格的人？
答：问得很好。我现在在给中大本科生上课，我的学生基本是本科一年级的，他们也问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很简单，而且大家应该理解，应该知道。
一个人成熟，应该有世界历史知识和中国历史知识。懂得这些历史后，很多问题就清楚了。要了解这些历史，目前最好的读本是《剑桥世界史》和《剑桥中国史》，是各国历史学家合作写出来的，有些华人学者也参与了。
在我看来，人文社会科学从一定角度来讲，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第一批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不外是英美，它们是最成功的。
法国大革命的代价很大，死了几十万，革命后动荡八十年，到1871年后才稳定下来，那是它的代价。然后到19世纪，又有一批国家，其中以德国为代表，追求国家统一，经济上也慢慢发展起来，但政治上不行，民族主义发展很厉害。有些东西发展得好，现在世界上的保险制度、工人福利制度都是从普鲁士发展出来的。经济上德国很快成为世界强国，但政治上没有跟上，结果成为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的元凶。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曾经有过民主制度，但没有站稳，被希特勒钻了空子，掌了权，又一次发动世界大战。到1945年失败后，在占领军占领下，西德才变为现代国家。东德是两德统一后才改变。
此外，大家都赞扬明治维新，但明治维新只在经济上实现了现代化。政治上，1889年通过的宪法是假宪政，思想上接受了儒家的东西，1890年有两个所谓天皇敕语，一个是军队的，一个是教育的，里面都讲要忠君，用儒家的道德规范修身，实行国家主义教育，儒家思想教育下，军队现代化了，天皇的力量没有受到牵制。
宪法规定，元老可以干政，军部直接隶属天皇，可以干政。结果成为发动“二战”、侵略东亚的元凶，这也是政治不现代化的结果。
它也在1945年以后才真正成为现代国家。
你看这两个国家的现代化，经过了多长时间？中国的起步——洋务运动，跟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一时间，19世纪60年代，到现在约150年。每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但要经济发展，还要培育出一个民间社会。民间有自由，民间的社会团体有自由，有力量可以牵制政府，让政府依法行政才行。中国什么时候最接近现代国家？辛亥革命后，从1912年至1926年间，北洋政府时期是20世纪中国最自由的时期、民间社会最强大的时期，但没有解决国家安定的问题。
任何国家要发展，就要稳定、自由，要有民间社会的力量和稳定的制度，几方面联合起来才有办法实现现代化。当时陈炯明还有其他人，各地包括湖南、江苏、浙江等，全国有十七省，提出自己省的宪法草案，他们提出要以联省自治的办法走美国的联邦道路解决中国问题。但当时两股力量摧毁了稳定的可能性，一个是北洋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另一个是以国民党孙中山为代表的极端势力。我不想说国民党的出发点不好，但他们的思想高度不理解政治就是妥协，不理解政治上有些东西要尊重现实，做出很多错误的举动，使稳定的局面一再被破坏。
这个讲起来要花很多时间。中国稳定不下来，而且大家认为联省自治不行，我们头脑中有个大统一的观念。大家可以读读葛剑雄的《统一与分裂》。20世纪中国剥夺言论自由是从广东开始的，1921年，学苏联搞党化教育，党化司法，反对国民党的报纸一律不允许存在。剥夺公民的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从广东开始的，上了俄国人的当，结果联省自治没有得到支持，反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实际上是苏联体制胜利了，建立了国民党的威权统治。中国就是这样被耽误了。
中国未来怎样？慢慢走向民主、自由。其中最重要一条，不要再革命了。只能按照改革开放路线走下去。这条路线有几个要点是不能违反的：
首先是恢复私有制。假如不承认改革开放的重大成就，还想打土豪分田地，中国就完了。打老板，分资金可能痛快，但中国会走向毁灭的。不能走这条路。
然后逐步扩大自由。刚才有人问是上面给的还是下面自己要的？观察现实社会，是互动的结果。
在我看来，中国的宪政正在艰难的生长，生长点就在2003年发生的标志性事件，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警察破门而入，结果引起全国反对，最后警方道歉。这个就是宪政的萌芽，因为宪政无非是通过法律途径保障公民的自由。以后一连串官员随便侵犯公民权利，被捕的人多数在舆论压力下不能不释放。
通过一连串事件，中国出现大批独立思考的公民，不是官方说什么就听什么，要寻求真相，要按法治的要求、公民权利的要求来衡量这个措施对还是错。公民的觉悟提高了，任何力量都压制不住。这样的情况下，揭露了很多问题，官方大体上能接受，比如《拆迁条例》出台，还有农民的社会保障，就是在民间压力与官方改革的互动基础上的成果。分裂，冲突，妥协，通过博弈，中国正在一步步走向现代化。但这个道路很曲折，老是有人制造这样那样的事件，当然很痛心，但是大的趋势谁也挡不住。
还要多少时间？不知道。但有一条，社会一定不能乱，要稳定下来，不要再搞革命。逐步改革，对政府官员要批评要监督。所以，有人问我知识分子该做些什么？我说两件事，第一，发财。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每个公民有自主权，有了深厚的经济基础，即使遇到打压也不怕，还能帮助别的人。第二，发言。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意见，包括看到政府官员胡作非为贪污违法就要揭露。与此同时，保持社会稳定，就能一步步将中国推向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