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一场十年文化的浩劫，正值汇佳董事长王志泽的小学和初中时代，懵懂中的他，在一场场政治游行和政治运动中度过他的儿童和少年期。
☆课堂之外也是求知的领地
“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王志泽的小学生涯刚刚开始。
“那个时候一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就得去天安门游行一圈。”当时的王志泽并不明白其中的政治意义，对小孩子来讲，只是跟着大人一起出去玩。
当然除了参加游行活动，学校还会组织一些社会活动，比如帮助五保户做好事，给五保户打扫卫生等。
升入初中后，王志泽跟当教师的父亲一起住在北京八中的宿舍里。宿舍离图书馆非常近，每天下课后，王志泽就去图书馆借书看。
“那时候只要是带字的书我就看。所以也看了很多中外名著。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一些科幻小说。”
除了喜欢读书，王志泽还喜欢游泳，尤其是冬泳。王志泽从初三就开始冬泳了，一坚持就是三年。
“我们那个冬泳队里我年龄最小。冬泳队里大部分的人都是社会上的，有工人、空军学院的老干部等，只有我还是个学生。我记忆最深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干部。虽然年纪很大了，但冬泳却没有间断过。”
王志泽认为，也许他做事的坚持和耐性，都与他少年时的冬泳不无关系。冬泳是王志泽的兴趣之一，除此而外，王志泽还喜欢跑步，每天放学之后，他会从八一中学跑步到白石桥、首都体育馆，然后回家。每天晚上坚持15公里的跑步。
初中时期，除了为王志泽提供大量的阅读机会外，也为他提供了大量生产实践的机会。
“生产实践在中学时有很多，学工、学农、学军全都有。要想做社会实践，必须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不能光在课堂里面简单学知识，还必须走出课堂，走进社会。”
而这段社会实践，也被王志泽认为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因为正是这些社会实践，增强了他的社会能力和动手能力。
“我记得我从小学开始，就没间断地学工、学农、学军，一直到高中。那时候有校办工厂，我们经常去做一些简单的活儿，所以对那些汽车零件全认识，车、磨、铣、刨全都会。学农就要去农村，我们插过秧、种过田、收过麦子。收完麦子，还要去地里捡麦穗。那时候连电工都学，还会上电线杆上给人家拉电线。”
说到这里，王志泽就很感慨，他说，如今的很多城市孩子，不要说种田种地收麦子，就连麦子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
“那段时间的社会活动很多，并不是天天坐在教室上课。赶上学工，还会到工厂的各个岗位上去工作，一做就是一个月。而那个学工的过程，正好把我们所学的物理知识用上了。那时候的学工，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实实在在地在学。 等上了高中，还会安排我们去社会调研，带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去农村搞社会调查，了解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王志泽所在的中学成立了地震小组，小组中用的所有地震设备都是王志泽和同学们在物理老师带领下做的。
“我们上初中就玩晶体管，那时候连矿石收音机都可以做，完全都是自己动手。在一根磁棒上面缠上线圈，就可以收到无线电信号。我们就是从特别简单的动手开始，不断去摸索，去学习。”
那时候，王志泽和同学一门心思地扑在如何做地震的测量设备上，琢磨怎么测量地震。“我印象最深的是地震之前，大地会发生倾斜。张衡做的地动仪，就是在大地发生倾斜后，龙嘴里的球掉下来。我们那时候，就用电学原理做地震仪，不停地琢磨，简直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几乎不愿意回家，天天待在学校里。”
除了做地震仪，王志泽还和同学们用了一周的时间测量自己学校水塔的高度。当时课堂讲勾股定理，王志泽和同学们就上午上课，下午去实践勾股定理。
“你看里面都要用到什么？函数和几何要用到，连制图绘图也要用到。还要写测试过程，写测试过程对文字也有要求，文笔太差就说不明白。这就和现在所说的超学科、跨学科类似，需要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从整体思考。”
不仅运用勾股定理测量学校的水塔高度，王志泽还和同学一起检测学校游泳池的卫生程度。“那时候学校的游泳池特别脏，长了很多鱼虫，也没什么过滤系统。”王志泽就和同学们每天往游泳池里面撒漂白粉，检测游泳池水的酸碱度。然后，填写关于泳池卫生方面的提醒报告。
“实际上，我觉得小孩子就应该有这种学习过程的训练。比如说，这种探究性学习，你得观察问题，然后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的我给你讲，讲完后你去做题，做完题以后反复不断去训练。你反复做实验的过程就是一种探究性学习的过程，自然而然就养成一种探究性的习惯。”
对于王志泽来说，虽然“文革”是一场浩劫，但是学工、学农的理念却为那个年代的学生提供了一个实践的窗口，让那个时代孩子的动手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年轻的王志泽当时不会想到，日后他会成为一所IB学校的董事长。更不会想到，IB的注重动手能力、注重探究能力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却是他以前的学生时代经历过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王志泽和他那代人无疑是IB教育的先行者和中国最早的受益者。
☆闯出来的青春
1976年王志泽高中毕业时，当兵是个不错的出路。经过学校推荐，王志泽穿上了军装，奔赴山西忻县的63军。
部队对他的锻炼很大。那时候，学工、学农等很多活动锻炼了他的适应能力，很快，他就跟战友们打成一片，并从普通班被抽到了尖子班，后来选为尖子班的班长，参加全军大比武。
抽到尖子班，王志泽的幸福指数明显上升。那个年代，部队的给养还不够，在普通班都吃不饱。一两个月才能吃一次白面，平时只能吃小米饭、高粱轧的钢丝面。“长时间吃都会便秘，必须要在那个高粱轧的面里面加榆皮面，就是把榆树皮扒下来以后晾干了，磨成面，跟高粱面放一块儿，混着做钢丝面，拿酱油汤一和，天天吃那个。吃菜就是萝卜条拿盐水一炖。”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饥肠辘辘的他还要接受高难度的军事训练。
“我们那时候是炮兵团的指挥连，就是指挥所有的炮兵团的炮来打炮。指挥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排是侦察排，就是搞测量，炮在这儿，目标在那儿，你要打炮，你的方位、坐标是什么。侦察兵就是在前线去把这个点的坐标定出来。干这事就要求你很全才，各种轻重武器你都得会，因为都是单兵，一放出去，什么情况都可能碰到。我们那时候在部队算玩武器最多的，挺苦，但很有意思。”说起那段峥嵘岁月，王志泽饶有兴趣。
但有一件事让他牵肠挂肚，产生了放弃当兵的年头。穿上这身军装时喜气洋洋，但是想脱掉它却费了一番周折。
1977年，王志泽入伍的第二年，便恢复了高考。于是，他那颗心一天都不得安生，他想回来参加高考，考大学。由于各方面条件优异，又在全军大比武时拿到了名次，部队领导舍不得放他走。到了入伍的第三年，王志泽还是忍不住提出想回北京参加高考。部队领导一直拒绝，甚至拿拖延他入党的时间来劝阻。
那个年代，追求政治上的进步是年轻人特别渴望的事情。虽然有所顾虑，但王志泽还是下了决心：“不给我解决入党问题，我也得走。”看他心意已决，连里的领导表示惋惜，临走前才给他解决入党事宜。
刚从部队回来，还没来得及复习，王志泽就直接迈入了高考考场，成绩自然不言而喻。落榜并没有打击他上学的积极性，父母也支持让他明年再考。而他却有了自己的主意：“我不考了，先工作再说吧。但是，我想找个学校。”
王志泽不愿意走寻常路，他想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两不误。那时候，当兵退役后很容易安排工作。最终，王志泽如愿以偿被安排在一家学校——北京气象学院，负责行政工作。
当时，恢复高考的消息，点燃了年轻人求知的热忱，很多没有考入大学的青年自发报考了大学里的电大、夜大，去圆自己的大学梦。电大，这种课程形式对现在的人们已显得有些陌生。用现在的定位来讲，就是开放大学。目前，在英国最牛的大学是开放大学，资源最丰富。它不是远程教育，也有校园，是一种学校的形式，资源共享。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而北京气象学院也有这类课程体系。于是，王志泽便有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
部队转业后的王志泽进入北京气象学院，便有了正式编制。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由于对科技的喜爱，他便选择了无线电专业。从1980年到1984年，四年的时间已经拿到了大专文凭，还差三门课即将拿到本科。但是又一件事让那颗不安分的心驿动起来，那时中关村已经掀起了创业的热潮。他好像听到冲锋号般，向那活跃的中关村奔去。
改革开放初期，总是那些思维最活跃、最灵敏的人最先感知。在20世纪80年代，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实属不易，更何况是铁饭碗。但不落窠臼，勇于创新与挑战的王志泽，却全然不顾，毅然决然地辞掉公职。1984年的那个决定，需要足够的勇气。辞掉公职下海，意味着放弃所有的待遇，一切归零。这对于别人来讲可能是莫大的痛苦，而对于不爱受约束、不爱走常规路的王志泽而言，却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因为挑战、创新已经成为他的一种习惯，如同呼吸一样简单、自然。